《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續集十卷，宋林駉撰。別集十卷，宋黃履翁撰。是一部於「經史百家之異同，歷代制度之沿革，條列件繫，尚有體要」的書，雖為科舉而設，但有宋一代之朝章國典，分門別類，敘述詳明，多有諸書所不載者。「決科」者，謂參加射策，決定科第。後指參加科舉考試。宋岳珂《愧郯錄·場屋編類之書》：「自國家取士場屋，世以決科之學為先。」
此書元代僅存元延祐四年（1317）圓沙書院刻本，存世計二帙，今藏諸北京國家圖書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明代有好幾個版本，較重要的有明宣德二年（1427）建陽書林劉克常刻本、明宣德二年（1427）建陽書林詹氏刻本、明宣德二年（1427）建陽書林朱士全刻本、明弘治二年（1489）梅隱書堂刻本、明嘉靖十六年（1537）白玶刻本、明萬曆十八年（1590）書林鄭世魁宗文堂刻本。另外又有明刻本二種。這些本子中最難搞清楚的就是明宣德二年建陽書林劉克常刻本，筆者在七十年代後期對此書也曾有過誤判。
劉克常刻本，半葉十五行二十五字，四周雙邊，黑口，雙魚尾。前有嘉熙元年（1237）黃履翁序。前集目錄頁題「閩川林駉編」。此本在目錄後有牌記，刊「源流至論一書，議論精確，毫分縷析，場屋之士得而讀之，如射之中乎正鵠，甚有賴焉。然此書板行於世久矣，先因回祿之餘，遂為缺典。本堂今求到邑校官孟聲董先生鏞抄本，欲便刊行，惟恐中間魯魚亥豕者多，更於好事外訪購到原本，端請名儒重加標點，參考無誤，仍分四集，敬壽諸梓，嘉與四方君子共之。幸鑒。宣德疆圉協洽之歲仲夏，建陽書林劉克常敬識。」故此书之版本应为明宣德二年建陽書林劉克常刻本，日本內閣文庫藏本中有宣德二年劉克常刻本牌記，
刻本之牌记，是一书刊刻之重要凭証，也是后人鉴定版本之重要依據。然而此本在流传过程中，却多为书贾在牌记上作偽，或挖去整块牌记，或燬去、剜去牌记中之关键之字，以矇骗藏家，以至於各种書志、书目、书影均將此明宣德刻本著錄為元刻本，如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南京国学图書館所《囗山书影》、楊氏《海源閣書目》、《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稿本）、台北《中央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等。
上海图书馆所藏此本二部，七十年代後期，仍作「元至正二十七年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本」。第一部有牌記，「疆圉協洽之歲仲夏建陽書林劉克常敬識」之「疆圉」前二字，及卷端第一行下「前集」二字被挖去。第二部牌记則全被挖去。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曾經李致忠考證，並參考《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認定為元至正二十七年劉克常刻本。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1987年，書目文獻出版社）著錄此書兩部，仍誤作「元至正二十七年建陽書林劉克常刻本」。傅熹年先生亦曾見過哈佛本，認為作元刻本不妥，云：「此處牌子左行上二字燒去，原應為成化二字。疆圉協洽為丁未，當成化二十三年，則此書為明成化二十三年建陽書林劉克常刻本。」筆者按，傅說亦誤。疆圉為丁，協洽為未，丁未元代有大德十一年、至正二十七年，明代有宣德二年、成化二十三年。傅增湘曾於北京厂肆見到一本，在牌記上也被書估挖去一字，作「囗德」（見《藏園群書經眼錄》）。故哈佛本當為明宣德時所刻。估人毀去「宣」或「宣德」字，以充元刻，此舉曾使不少人為之眩感。1992年5月，笔者在寫作《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時，方才修改為明宣德二年建陽書林劉克常刻本。
丁丙八千卷楼之刘克常本，旧为清代怡府藏书，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著錄，编纂者以目錄後有「大德丁未建阳书林刘克常识语」，遂认定为元建陽书林刘克常刻本。後此书又为南京图書館所得，《囗山书影》中所著録者即此本，亦作元建陽书林刘克常刻本。此书牌记上佚去七字，而末行之最重要处被书估动了手脚，使之佚去「宣」字，而又「德」字仅餘三之一，給人造成的假像应是「大德」二字，如此明宣德本，就成了元大德本了。
版本鑒定不易--說古今源流至論二
台北《中央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此本原也作「元至正二十七年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本」，后来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著錄，改为明宣德二年劉克常刻本，为全帙二部、殘帙三部，然而虽貴為《書志》，但卻未寫出任何版本依據。為弄清此書之版本，我請該館特藏組前主任盧錦堂兄目驗查核。承盧兄電告，該館全帙二部，最初也作「元刻本」，書中目錄頁後皆有割裂痕跡，也即书估割去之牌记。後在修訂館藏善本著錄時，曾參考日本學者阿部隆一著《中國訪書志》，並根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本中有宣德二年劉克常刻本牌記，方將館藏各本予以修正。
至於楊绳信编的《中国版刻综錄》，是将一些图书館的善本书目著録图书中的出版者的名号堂阁楼軒等予以排列，再列出版本。不可否认的是，编者本身是不管出版者的时代的，若是书目上著録错误，那《综録》也就依样画葫芦，照搬就是了，所以《北京图书館古籍善本书目》中著录的《至论》，作「元至正二十七年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本」，那楊绳信也就理所当然地將「刘克常」作为条目，列入了宋元版刻類。当然，我相信北图的本子，在刘克常的牌记上，必定被书估有所「加工」，只是北图的編目、鉴定人員一时不察，被矇骗而作出的误判而已。
《至论》的宣德本还有另二種，一是明宣德二年（1427）建陽書林詹氏刻本，二是明宣德二年（1427）建陽書林朱士全刻本，在過去的著錄中，很多重要學者、專家在鑒定中也有失誤。
先說詹氏刻本，美国哈佛燕京館有入藏，著錄原作「元刻本」，此本行款為十三行二十八字，目錄頁題「閩川林駉編、開化徐珪校正」。前集目錄頁卷十末之牌記被估人割裂，割裂處粘補甚工。筆者在鑒定此書時，於「元刻」頗有疑問，由於当年撰寫《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時間緊迫（每天三种约三千字），一時又無它證，故在《书志》多寫了一句「查天津圖書館有明宣德二年建陽書林詹氏刻本，行款同此本」，為慎重起見，就將版本項定作「明刻本」。數年後，得天津友人寄來詹刻的書影，經比對，兩本確為一版。燕京本所缺之牌記，津圖本完好無缺。但仔細一讀牌記上的文字，竟同劉克常本，只是末尾文字小異，文作「宣德彊圉協洽之歲仲夏建陽書林詹氏重新刊行。」劉克常本與詹氏本的區別，不僅是行款不同，且劉本卷一第一頁有太極圖，而詹本則無。
朱士全刻本，半頁十五行二十五字，今藏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行款同劉克常本，但作「元刻本」。此本原藏鄧邦述群碧樓，《群碧樓善本書錄》卷二則著錄作「宋刻本」。鄧本目錄後有牌記，文字亦同劉克常本、詹氏本，惟牌記下則為「書林朱士全敬識」，又「疆圉」上面二字被割去，並為後人用筆填補「德祐」二字。按元代德祐僅二年（1275—1276），實無丁未年號。另王國維《傳書堂藏善本書志》著錄此本，亦誤作「元刻本」。《書志》云，此有牌記，上刻「大德疆圉協洽之歲仲夏建陽書林朱士全敬識」。按，「大」字原為「宣」字，當為書估割去「宣」字，並補入「大」字。日本「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有此本全帙，作「明宣德二年朱士全刻本」。所以傅斯年圖書館的著錄作「元刻本」當誤。
版本鑒定不易--說古今源流至論三
於此可見，同样一个本子，在不同的书估手上，却可以任意在牌记上耍弄小技，一本割去「宣德」二字，用心黏纸并填补成「德祐」；一本割去「宣」字，易以「大」字，由明刻而变身于元槧，不仅是上了一个层次，又骗过了大学者王国维、大藏书家邓邦述。
《至论》还有一个版本，是明弘治二年（1489）梅隱書堂刻本，也是易为书估作偽的本子。此本半叶十二行二十二字，原为沈氏研易楼藏书，1980年沈氏将所藏悉数捐赠台北故宮博物院，此书也在其中。此本前集目錄末尾题前原有六行木记，已遭估人割去。罗振常於甲子秋跋云：「《古今源流至论》，凡藏家所有皆元延祐小字本，每半叶二十五行，每行二十五字者，此中字本則罕見著録。惟郘亭书目记宋嘉祐刊本，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行款与此本合，然此本形式全如元刻，刻工復良窳不一，盖元时麻沙翻嘉祐本，其行款乃宋刻耳。」罗振常是藏书家，也是书林中人，曾在上海设蟫隱庐，買卖古籍，他的鉴定眼光是很不错的。然而他却将此弘治本看成了元刻本，也是偶然的一次失误。而台北故宮的版本專家，因此本之木记被割去，未审所云，只好先依据前人之鉴定，「姑定为元刻，以俟后考。」津按，此弘治梅隱书堂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館也有残本六册，为别集十卷，旧时著录也作元刻。是本河南省图书館及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均有全帙。
对于劉克常本、詹氏本、朱士全本，三本孰先孰後，是很難得出結論的事，因為每本都有牌記，或為當時建陽書林竟相翻刻此書，專售舉子，有利可圖。明宣德刻本的三種，之所以容易誤認為元刻本，是由於這些本子都是黑口，字體也是小字，故有人認為區別元、明刻本在有無太極圖，但元刻本有太極圖，明刻本中有二種也有太極圖，所以這種區分並不准確。
由此想到的是，在刻本的鑒別中，最難鑒定的是元刻本，不僅是由於元代的時間較為短暫，而上接南宋，下逮明初，尤其是明初的版本，稍一不慎就會錯判。當然這也不排斥有些藏書家將自己的藏本往高處看，而對於書估來說，明初本是一個價錢，元刻又是另一個價位，於是想方設法作偽拔高，以圖賣個善價。舉例來說，《增修附註資治通鑑節要續編》三十卷，為明宣德九年（1434）朱氏尊德書堂刻本，此本目錄下鐫牌記「宋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燾編，書林增入音釋批點校正重梨，大德甲寅朱氏尊德書堂印行」三行。按，大德無甲寅，此牌記「大」字，系後人剜去「宣」字後重加，故此為宣德本。
宣德僅有十年，故刻書不多，傳世也少，又由於上距元末僅六十餘年，書口又皆為黑口，刻書風氣未有大變，且有牌記，因此易為書估作偽而成元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