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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校到理校：段玉裁《汲古閣説文訂》 及其在《説文》學史的影響[1] 董婧宸 董婧宸，文学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傳統《説文》學研究、傳統小學研究。 五硯樓本《汲古閣説文訂》 乾嘉之際，段玉裁在江南結識錢聽默、周錫瓚、黄丕烈、袁廷檮、顧之逵、王昶等藏書家和學人，借得多部《説文解字》善本，考訂當時通行的汲古閣本《説文》的版本源流、剜版情况及校改來源，於嘉慶二年（1797）撰成《汲古閣説文訂》（以下簡稱《説文訂》）。嚴可均《説文訂訂》云：“嘉慶三年時，此書流播都下，都下翕然稱之。”作爲段玉裁第一部刊行的《説文》研究專著，《説文訂》在乾嘉時期的《説文》研究史上，有著深遠的影響。 目前，學界對段玉裁的《説文》研究，主要圍繞嘉慶二十年（1815）刊成的《説文解字注》（以下簡稱《説文注》）展開，而就《説文訂》中反映出的段玉裁《説文》校勘成就及其在清代《説文》學史的影響，則關注不多。由於段氏所採用的不少校本，今已下落不明，段氏的部分考訂亦不免失誤，由此，前賢時彦對《汲古閣説文訂》的評價，亦可謂聚訟紛争[2]。在探討段玉裁的結論是否可靠之前，首先要明確段氏所據以校勘的校本爲何。本文旨在梳理段玉裁《説文訂》的著述背景，逐一考察段氏校本的版本源流和版本性質，並由此探討段氏《汲古閣説文訂》的學術價值和學術影響，進而管窺段氏《説文解字》研究的學術發展。 一、汲古閣本《説文解字》的流傳與段玉裁早年的《説文解字》研究自明代以迄清初，李燾“始東終甲”本《説文解字五音韻譜》多有刊刻，而“始一終亥”的大徐本《説文解字》則流通不廣。康熙年間，朱彝尊與毛扆、張士俊、曹寅等人相知，勸刊小學書籍。毛扆大約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左右刊成汲古閣本《説文解字》，此後屢經剜改，約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前後完成第五次剜改[3]。乾隆三十八年（1773），朱筠視學安徽，又以毛剜改本爲底本，翻刻爲椒華吟舫本。由時人記述可知，汲古閣本《説文解字》，是清代前期最爲通行的《説文》版本[4]。 段玉裁早年在完成《六書音均表》的同時，受戴震影響，一直關注《説文解字》的研究。乾隆三十四年（1769），段玉裁在京師借得戴震以《方言》手校的《説文解字五音韻譜》。三十五年，段玉裁携戴震校本赴貴州玉屏縣任。三十六年，段玉裁入都，旋又攜戴校本出都，赴四川富順縣任。在蜀期間，段玉裁一面完善《六書音均表》，一面撰寫《詩經》、《尚書》和《説文》的相關札記。四十年，段玉裁完成《六書音均表》的修訂後，給時在京師四庫館任職的戴震寫信，提及在撰寫“《説文考證》”。《説文解字注》中述及，《説文解字讀》“發軔於乾隆丙申”（乾隆四十一年）。至乾隆四十五年，段氏引疾辭官，居於江南，與錢大昕、盧文弨、錢聽默等學人交契[5]。 段玉裁《說文解字讀》抄本 今藏國圖的《説文解字讀》（以下簡稱《説文讀》）抄本殘卷，約爲段玉裁乾隆五十五年（1790）左右完成，反映了段玉裁乾隆末年所能利用的《説文》版本，也對認識《説文訂》的撰作背景極爲重要[6]。就《説文讀》中利用的《説文》相關版本而言，段玉裁在“嗙、餀、 (1)《口部》：嗙，淮南宋蔡舞嗙喻也。《讀》：李燾本“宋蔡”下無“謌”字，二徐本有，今從李本也。 （2）《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讀》：“牧”大徐本作“从”，小徐本作“從”。《史記·匈奴列傳》，《索隱》引《説文》“羌，西方牧羊人”，“牧”字可據，“方”字誤也。 （3）《韋部》：韎，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讀》：今各本作“茅蒐染韋也，一又曰韎。”不可讀，依《五經文字》正之。 除上述條目外，同樣有毛本前後剜改異文的“玉、珣、玽、殺、皿、梴”等條目下，《説文讀》所引的大徐本文字，徑同毛剜改本，與毛早印本不合。比較段氏後來據毛早印本出校的《説文訂》可知，在撰寫《説文讀》時，段玉裁並不知曉汲古閣本有後印剜改的問題。 另一方面，《説文讀》中，另有“䒷、蓍、 （1）《艸部》：䒷，䒷蔞，果蓏也。从艸， （2）《艸部》：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讀》：宋麻沙本作“十歲”“百莖”，誤。 （3）《叒部》：叒，日初出東方暘谷，所登榑桑木也。《讀》：“榑桑”下大徐有“叒”字，“暘”，宋麻沙本作“陽”。 段氏所校，均爲毛本與“麻沙宋本”文字有異（其中“䒷、俊”實亦爲毛本剜改之例）。同時，需要指出的是，《説文讀》所引的“宋麻沙本”，大體與今傳的宋本《説文》文字相同，但段氏《説文讀》“叒”條及《説文注》“中”條下的“麻沙宋本”，與傳世宋本亦有不合[7]。且從稱謂看，與《説文訂》和《説文注》中常用的“宋本”不同，《説文讀》中，段玉裁每以“麻沙宋本”指稱宋本，那麽，段玉裁的“麻沙宋本”的異文，出自何處？據與段玉裁、錢聽默熟識的黄丕烈記載，時錢聽默曾以“麻沙宋本”校《説文解字》，乾隆五十五年（1789）前後，段玉裁“取錢君校本，於宋本之謬者，旁抹之”[8]。根據這些線索看，段玉裁當時並未親自從宋本校勘，其引用的“麻沙宋本”，或出自錢聽默校語。 從《説文讀》看，段玉裁在乾隆五十五年撰寫《説文讀》時，並不清楚汲古閣本的版本源流和剜改情况，故取當時通行的毛剜改本爲主要底本，參録錢聽默所校的“麻沙宋本”異文，兼取《繫傳》、《五音韻譜》等他書校改。乾隆五十七年（1792），段玉裁著手“删定《説文》舊稿，冀得付梓”，正式開始撰寫《説文解字注》。嘉慶二年（1797），《説文注》初稿約已完成至卷六[9]。與此同時，段玉裁也在藏書家周錫瓚、袁廷檮等人的幫助下，得見《説文》善本，注意到汲古閣本《説文解字》有前後剜版，且其文字與宋本《説文解字》頗有出入，考慮到“坊肆所行，即第五次校改本也”，段玉裁遂在周氏和袁氏的幫助下，校勘衆本，撰成《汲古閣説文訂》，以期通過校勘記的方式，“詳記其駁異之處，所以存鉉本之真面目，使學者家有真鉉本而已矣”。 二、《汲古閣説文訂》所用校本考段玉裁嘉慶二年作《汲古閣説文訂序》，簡要介紹了他自王昶、周錫瓚處借得的主要校本。《説文訂》的校勘底本，爲乾嘉時期通行的汲古閣五次剜改本，而參校的版本，則包括以趙均抄本為代表的大字本系統《説文解字》、以宋本為代表的小字本系統《説文解字》、《説文解字繫傳》及《五音韻譜》。時過境遷，段氏當時得見的版本，除王昶本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庫外，其餘或殘缺不全，或下落不明。楊成凱（1999:210）曾提出，“遺憾的是不知段氏所見之本今在何處，如能復現人間，真相必將大白”。其實，儘管段氏當時的校本不能盡得，但結合《説文訂序》、《説文訂》校語及相關文獻，梳理段玉裁所採校本的遞藏源流，仍可以明確相關校本的版本性質，覓得與段氏校本同一印次的其他印本或性質接近的抄本，從而檢視段氏校勘結論的準確與否。 （一）大字本系統《説文解字》《説文訂》參校的大字本系統《説文》，包括兩種： 一，周錫瓚舊藏毛扆手校汲古閣本《説文解字》第五次校樣，《説文訂》中多以“初印本”稱此本。該本爲毛扆康熙五十二年（1713）第五次校改汲古閣本《説文解字》的校樣，上有朱筆、藍筆圈改的筆墨。在毛扆去世後不久，書籍散出，雍正三年（1725），何煌曾借得毛扆此本校勘，後歸周錫瓚。嘉慶二年（1797），段玉裁自周錫瓚處借得此本，六月廿四日撰跋文於上，七月十五日撰成《説文訂序》。嘉慶五年(1800)，顧廣圻又自周錫瓚處借得此本，另撰跋文於上，指出段氏誤校、失校之處。光緒七年（1881），淮南書局由洪汝奎（號琴西）自荆塘義學借得此本，“即段氏所據以訂《説文》者”，影摹開雕。同時，淮南書局亦摹録了毛扆的書衣題跋、十二則跋語及段玉裁和顧廣圻在校本前的題跋。雖然淮南書局並未摹刻毛扆在校樣上的朱藍校筆，但書後所附張行孚《汲古閣説文解字校記》，“取已改本互校異同，彙而録之”，即以該校樣與通行的毛剜改本互校，訂正了《説文訂》中的部分校勘訛漏。毛扆第五次校改的校樣，此後下落不知。根據淮南書局本看，毛扆第五次校改的校樣，與今藏南圖的孫毓修舊藏毛早印本（GJ117527）等書版刻面貌基本一致，書末作“有明後學毛晉”[10]。 需要指出的是，今據南圖藏《東湖汲古閣毛氏世譜》，毛扆“時年七十有四”的“癸巳”，實當康熙五十二年（1713），而非段氏所推測的順治癸巳（1653）。由於段氏誤算一甲子，致清人多襲其誤[11]。另外，段氏《説文訂》所述的“初印本”，指的就是段氏所能寓目的毛扆第五次校樣上的版刻文字。但從版本上看，由於毛刻本《説文》經過多次剜改，毛扆第五次校樣的版刻面貌，已在南圖藏毛扆手校的試印本校樣之後。也就是説，段氏所説的“初印本”面貌，並非毛刻本的最早面貌。 趙均抄本《說文解字》 二，周錫瓚舊藏趙均抄大字本《説文解字》，《説文訂》中多以“趙本”“趙抄本”稱該本。此外，《説文注》中，“杝、楘、槎”條所引的趙抄本異文，同見於《説文訂》（“杝”條誤題“趙凡夫抄本”），“ （二）小字本系統《説文解字》王昶舊藏宋本《說文解字》 《説文訂》參校的小字本系統《説文》，包括三種：一，王昶舊藏宋刊本《説文解字》，《説文訂》中多以“王氏宋本”專指該本。乾嘉時期，該本藏於王昶處，錢大昕、袁廷檮、阮元、段玉裁、錢侗等人亦曾借觀，後迭經汪士鐘、蔡廷楨、蔡廷相、陸心源等人遞藏，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庫。二，周錫瓚舊藏宋刊本《説文解字》，《説文訂》中多以“周氏宋本”專指該本。從段氏校語看，周錫瓚藏本原當爲標目並十五卷全，今存佚不詳。三，周錫瓚舊藏葉萬抄小字本，《説文訂》中多稱“葉本”“葉抄本”。此外，《説文注》“䛄、柀、柲、旙、營、挂”等字下，亦載有葉抄本異文。葉萬，又名樹廉，字石君，明末清初藏書家，性喜抄書，與錢曾、徐乾學等人交善。雍正年間，何焯、何煌校勘汲古閣本《説文》時，似亦曾參用葉萬抄本。乾嘉之際，該本在周錫瓚處，至道光年間，葉萬抄本曾藏段玉裁婿龔自珍處，今葉抄本下落不知[14]。 關於段氏所見小字本的版本性質，段玉裁云：“三小字宋本不出一槧，故大略相同而微有異。”《説文訂》“帝”條“王氏、周氏兩宋本”下，段氏自注：“已後或言兩宋本，或言宋本，皆同。”也就是説，在王本、周本基本無異文的情况下，段氏往往概言“兩宋本”、“宋本”。至於王昶本、周錫瓚本有文字差異時，段氏或明確標出版本差異，或用“一宋本”區别，見“唬、 （1）《老部》： （2）《大部》：奯，讀若施罟泧泧。《訂》：周氏宋本、葉本及《類篇》皆作“泧泧”……王氏宋本作“ （4）《戈部》：或，从戈又从一。《訂》：宋本、葉本如此，周氏宋本、趙本、《韻譜》及《集韻》、《類篇》、小徐俱作“从戈以守一”，毛本同。 今案，結合段氏所舉的相關異文，考察存世的宋元遞修小字本《説文》版本系統可知，段氏所舉的宋本異文，大約包括兩種來源：一，“ （三）《説文解字繫傳》《説文訂》參校的《繫傳》，有段玉裁序中提及的汪啓淑刻本，及袁廷檮跋提及的“小徐《繫傳》舊鈔善本”。關於“舊鈔善本”，結合《説文訂》“楬”下“此部小徐本殘缺”及顧廣圻《説文辨疑》“ （四）《説文解字五音韻譜》《説文訂》參校的《五音韻譜》，《説文訂序》言有“宋刊、明刊兩《五音韻譜》”兩種。《説文訂》中，“楬、韎、洗、叒”等19例下，段氏舉出《五音韻譜》有宋本和明本的異文。結合《五音韻譜》的版本系統、版刻異文看，段玉裁所用的宋刻《五音韻譜》，當與中國書店所藏宋刻《五音韻譜》同版，而“明刊《五音韻譜》”當爲郭雨山本或其翻刻本之一[18]。 三、《汲古閣説文訂》的校勘成就乾嘉之際，包括段玉裁在内的清代學人，對汲古閣本《説文解字》的版本認識還十分模糊。乾嘉通行的毛刻本《説文解字》，内封題“北宋本校刊”，書末附毛扆識語：“先君購得《説文》真本，係北宋板，嫌其字小，以大字開雕，未竟而先君謝世。”但關於汲古閣本的具體底本和刊刻情况，毛晉、毛扆則語焉不詳。嘉慶二年（1797），段玉裁借得多帙《説文》善本，考校異同，撰成《汲古閣説文訂》，考明《説文解字》汲古閣本前後剜改的事實，闡述大小徐本各自的版本源流，並以三百餘條版本異文，極大地豐富了《説文》的版本研究，促進了《説文》學的發展。 （一）考述《説文解字》的版本源流《説文訂》以本校爲基礎，梳理了汲古閣本《説文解字》及相關版本的版本源流。具體而言，包括三個方面： 一，梳理大小徐的版本關係，指出二本各有源流，不當隨意竄亂。段玉裁《説文訂序》中指出，“夫小徐、大徐二本，字句駁異，當並存以俟定論”。在具體的校勘中，段氏於“藪”下指出“二本之不妨並行也”；於“帝、嗙、巂、肊、餀、韎、宕、二”等例中，明確指出大徐本系統爲優；於“玉、棄”下則指出小徐本爲優。由此可見，段氏主張《説文》校勘，需區别大徐本、小徐本各自系統，不應當徑據小徐本篡改大徐本説解。 二，釐清汲古閣本《説文解字》的版本演變。如： （1）《水部》：水也。从水因聲。於真切。《訂》：初印本如此，宋本、葉本、《五音韻譜》、《類篇》、《集韻》皆同。今剜改篆爲“涃”，剜改“因聲”“於真切”爲“困聲”“苦頓切”，本小徐。 （2）《玉部》：玉，鋭廉而不技，絜之方也。《訂》：初印本如此，宋本、葉本、趙本、《五音韻譜》、《集韻》、《類篇》皆同此。今剜改“技”字爲“忮”字，從小徐也。此字小徐作“忮”爲長。 在“洇”及“ 三，探討汲古閣“初印本”《説文解字》與趙均抄本、宋本之間的複雜關係。在明確汲古閣本剜改的事實之外，段玉裁也在排除後印本剜改情况下，對汲古閣本的底本做了探討。一方面，段玉裁在《説文訂序》中指出汲古閣本“初印往往同於宋本”，但在介紹趙抄本、《五音韻譜》時，段氏又指出：“趙靈均（均）所鈔宋大字本，即汲古閣所仿刻之本也”，“趙氏所鈔，異處較多，稍遜於小字本，若宋刊《五音韻譜》，則略同趙鈔本，而尚遠勝於明刊者。”具體而言，《説文訂》在“芐、詿、讕、奡、 今據段氏對《説文解字》相關版本的校勘結論，覆覈宋本《説文》、《繫傳》抄本、《五音韻譜》各本，並考察毛試印本、毛早印本、毛剜改本《説文解字》的版刻異文，可就汲古閣本《説文解字》的底本和校改情况有更爲深入的認識：《説文訂》舉出“濫、孌”二例，毛刻本與宋本《説文》、《繫傳》及《五音韻譜》俱不合，獨與趙抄本的特殊面貌前後相因。同時，毛試印本中既有一些與趙抄本相合的古體字寫法（毛早印本中則已改爲通行字），又不乏與趙抄本相異而與宋本相合的字序、異文[21]，毛試印本與趙抄本、宋本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透露出，汲古閣本《説文解字》的刊刻底本，恐怕並不是毛晉直接據宋小字本“以大字開雕”。毛刻本的最初寫樣，是據趙均抄本或其録副本而出，並曾參考毛晉舊藏的宋本《説文》校改。康熙五十三年（1714）第五次剜改時，毛晉舊藏的宋本《説文》在毛晉去世後轉歸毛表、季振宜等人，故毛扆無緣使用，而多取《繫傳》校改《説文》，遂形成了汲古閣本《説文解字》複雜的版本面貌。 （二）考證《説文解字》的版本訛誤就《説文》的文字訛誤方面，段玉裁根據《説文》體例，結合《説文》的版本源流,參用形音義互求，探討了傳世各本《説文解字》中的文本訛誤。如《玉部》“璱”下，段氏根據《説文》“䕻、寷、庸”等條下引經以證字形的體例，論證“璱”下當從宋本作“瑟彼玉瓚”；《口部》“嗙”下，段氏根據李善注、歐陽詢所引《凡將》，明確《凡將》爲七言韻句，並指出《説文》宋本、趙本下所引司馬相如語“淮南宋蔡舞嗙喻”，實爲《凡將》佚文，從而考明毛剜改本、小徐本的“謌”爲衍文；《言部》“諈”下，段氏根據古音，明確區别“絫”“纍”分别在段氏古音十五部、十六部，二字不同，推知“諈”當訓“諈諉，絫也”。不過，《説文訂》“小、犛、巡、抌”等不少條目下，段氏臚列本校，並無案斷；“䕻、杝、橦”下，段氏舉出異文，繼言“説詳拙注”。正如袁廷檮跋所述，“此文豹之一斑而已，其詳則有經韻樓注釋全書在”，相較於旨在貫通許書、“以許注許”的《説文注》，《説文訂》側重版本校勘，在全面注釋《説文》方面，《説文訂》較後來的《説文注》還稍顯薄弱。 四、《汲古閣説文訂》的校勘失誤《説文訂》的宗旨，旨在通過校勘記的方式，爲當時學人的《説文》研究提供參考。但段氏所作的校勘工作是否完全準確？覆覈今仍存世的趙均抄本殘卷、王昶本，以及與周錫瓚本、毛扆第五次校樣同版的相關印本可知，《説文訂》的校語中間有誤校和失校之處。 （一）《汲古閣説文訂》的誤校《説文訂》的誤校，主要包括：一，段氏所言的汲古閣“初印本”文字，與傳世的毛早印本、淮南書局本文字不合，如： （1）《誩部》：譱，此與義美同意。《訂》：宋本、葉、趙本、《韻譜》同。今依小徐剜改作“此義與美同意”，大誤。 （2）《叒部》：叒，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叒木也。《訂》：初印本作“湯”，宋本、葉本、宋刻《五音韻譜》、《類篇》、《集韻》、《玉篇》皆同。惟趙抄本及近刻《五音韻譜》作“暘谷”以合《堯典》，不可從也。 （3）《水部》：淲，《詩》曰：淲沱北流。《訂》：初印本如此，宋本及王伯厚《詩地理考》皆同。今剜改“沱”字爲“池”字，不知《説文》“沱”即“池”也。 （4）《水部》：浪，南入江。《訂》：初印本作“入海”，誤。 今案，“譱”和“叒”，毛刻本自試印本以來，分别作“此義與美同意”和“暘谷”，並無剜改；淲，宋本作“淲沱北流”，毛早印本作“淲池北流”，毛剜改本作“滮池北流”；浪，毛早印本作“南入河”，毛剜改本、宋小字本作“南入江”。以上數例，段氏實將宋本或他本文字，誤植爲“初印本”之文字，造成校語與實際面貌不合。顧廣圻嘉慶五年（1800）跋周錫瓚藏毛扆第五次校樣，陳奂道光二十九年（1849）跋自藏的毛早印本《説文》，對相關校語的批評或懷疑，也是由段氏誤校引發[22]。
淮南書局本摹錄顧廣圻跋 二，段氏所言的王氏宋本、周氏宋本的情况，與實際的版本情况不合。如： （1）《人部》： （2）《衣部》：卒，隸人給事者爲卒。卒衣有題識者。《訂》：宋本如此，葉本、趙本、《五音韻譜》、《集韻》、《類篇》皆作“隸人給事者衣爲卒”。按：《太平御覽》引亦同宋本，宋本是也。 （3）《夭部》：喬，从夭从高省。《訂》：兩宋本一有“聲”字，一無，餘本皆無。 今案， （二）《汲古閣説文訂》的失校《説文訂》的失校，包括三類情况。一，失校汲古閣本的前後剜改，如： （1）《雈部》：舊，許流切。徐鍇曰：今借爲新舊字。《訂》：宋本、葉本、趙本、《五音韻譜》皆無此十二字爲長。 （2）《羊部》：羖，夏羊牡曰羖。《訂》：兩宋本、葉本、趙本、《五音韻譜》、《類篇》、《集韻》皆作“牡”，不誤。毛本作“牝”，則誤矣。 案，核對毛早印本、毛剜改本及宋本可知，以上兩例，毛早印本與宋本情况一致，毛剜改本係取《繫傳》校改。《説文訂》失校毛本剜改，故顧廣圻曾譏云：“初印本皆未誤，《訂》亦不明言之”。此外，比照毛早印本與毛後印本可知，“翰、㱻、甲、䒦、異”等例下，毛刻本亦有剜版，《説文訂》失校。 二，宋本《説文》當有異文，而段氏失校。見“譙、 （1）《木部》：橦，帳極也。《訂》：趙本、《五音韻譜》、《集韻》、《類篇》皆作“極”，宋本、葉本“極”作“柱”，説詳拙注。 （2）《女部》：媛，从女从爰。爰，於也。《訂》：按：宋本、葉本如此。“於”當作“于”，此古本也。“于”謂女子于歸。毛傳曰：“于，往也”。他本皆作“爰，引也”，毛板同之。 （3）《車部》：輨，轂端沓也。《訂》：宋本、葉本皆作“耑”。趙本作“端”，毛本從之，非也。 按，據《説文訂》體例，僅言“宋本”，當指王本、周本二本皆同。然而，參考與周本同版的額本看，上述三例《説文訂》所言的“宋本”均爲宋本修版後的王本面貌，與額本橦作“帳極也”、媛作“爰引也”、輨作“轂端沓”不同。《説文訂》失校周氏宋本的異文。 造成《説文訂》誤校、失校的原因，當與段玉裁《説文訂》的成書過程有關。根據段玉裁序和袁廷檮跋，《説文訂》的校勘工作，先由段玉裁、周錫瓚和袁廷檮遍檢衆本，將版本差異“録於簡耑”，再由段氏加以考訂。在《説文訂》中，校語中的版本錯訛、位置移易及相關失校，也在所難免。而且，從宋本中段氏屢屢失校周本異同來看，段玉裁作《説文訂》時，宋本的主校本當爲王昶本。段玉裁之後，大部分《説文》研究者，並没有機會像段氏那樣同時得見趙抄本、宋本、毛早印本、毛剜改本、《繫傳》抄本等不同的《説文》版本，故在《説文》研究中援引段氏校勘結論時，往往也會產生一些輾轉因襲的誤説。 五、從《汲古閣説文訂》到《説文解字注》嘉慶元年（1796），焦循致書段玉裁，言“大作《説文》疏證，海内皆知有此書，不知幾時乃出以行世否”。此後不久，段玉裁集中精力完成了《汲古閣説文訂》。在清代中期的《説文》研究中，《説文訂》確立了乾嘉時期《説文》的校勘範式，也或明或暗地影響、啓發甚至是干擾著當時每一位《説文》研究者的研究結論。 首先，在版本研究和校勘方法上，《説文訂》明確了《説文》大小徐本有各自版本系統。上溯至康熙末年，毛扆在不了解大小徐差異的情况下，取小徐本剜改汲古閣本《説文》；乾隆中期，朱文藻於乾隆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作《説文繫傳考異》，翁方綱、桂馥、王念孫於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七年在京師校刊汪啓淑刻本《繫傳》，受制於當時的種種學術研究和版本局限，諸人莫不取小徐改大徐，又取大徐改小徐。《説文訂》中，段玉裁在大徐本系統内進行本校，同時參考小徐本、《五音韻譜》和他書引文進行他校，成爲嘉慶以來《説文》校勘的範式。
顧廣圻鈕樹玉批校本《說文解字斠詮》 其次，在《説文》校勘材料方面，誠如嚴可均所述，“能令天下之治《説文》者，獲此一編，似獲數宋本也”，《説文訂》爲清代的《説文》研究者提供了豐厚而寶貴的校勘成果。乾嘉時期的《説文》研究者，多曾過録乃至援引《説文訂》的校語。如曾作《説文正義》的陳鱣，於《説文訂》刊成後不久的嘉慶三年三月，在汪啓淑刻本《説文解字繫傳》（國圖善07317）上過録了《説文訂》中的王本、周本、葉抄本、趙抄本異文。撰寫《説文解字義證》的桂馥，曾在汲古閣本《説文解字》（國圖善02093）“㫃、旟、 再者，在《説文》的刊刻方面，《説文訂》揭櫫的諸多“小字宋本”異文，唤起了清代學人對《説文》宋本的强烈關注。黄丕烈注顧廣圻《百宋一廛賦》：“金壇段茂堂先生玉裁來寓吴中，遂有《汲古閣説文訂》之作，宋本之妙固已洗剔一新。”嘉慶年間，額勒布藤花榭本、孫星衍平津館本先後依宋本開雕，在校刊中又多曾參考《説文訂》，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説文訂》的學術影響。 就段玉裁的《説文解字》研究而言，嘉慶二年的《汲古閣説文訂》，代表著段玉裁早期以版本校勘爲主的《説文》校勘理念。至嘉慶二十年，《説文解字注》横空出世，以更加全面大膽的理校，深化、發展乃至改變了《説文訂》的校勘結論。《説文注》通過小學的形音義互求，挖掘許書的内部規律，進一步將《説文》的研究推向深處。 參考文獻 注釋： [1]爲行文方便，本文述及《説文解字》及相關著作時使用簡稱。大徐本《説文解字》簡稱《説文》，小徐本《説文解字繫傳》簡稱《繫傳》，《説文解字五音韻譜》簡稱《五音韻譜》。在相關刊本中，宋本《説文》指宋元遞修小字本《説文》，其中，有宋本早修本和宋本晚修本的區别時，以國圖藏額勒布舊藏本《説文》（國圖09588）作爲宋元遞修早修本《説文》的代表，簡稱額本；以静嘉堂文庫藏王昶舊藏本《説文》爲宋元遞修晚修本《説文》的代表，簡稱王本。毛刻本《説文》指毛氏汲古閣本《説文解字》，其中有印本的區别時，以“毛試印本”“毛早印本”“毛剜改本”作區别。在徵引原文時，段玉裁《説文解字讀》，簡稱《讀》，《汲古閣説文訂》簡稱《訂》，《説文解字注》簡稱《注》。各本的相關版本、流傳情况，詳見下文考訂。 [2]關於段玉裁所採用的校本的争議，主要是圍繞毛扆第五次校改汲古閣本的性質及以之爲底本翻刻的淮南書局本是否爲後人僞托展開，並由此産生了對《説文訂》價值的不同判斷，詳潘天禎（1985、1997）、孔毅（1989）、高橋由利子（1997）、楊成凱（1999:197-212）、林宏佳（2013）。 [3]關於汲古閣本《説文》的刊刻時間、版本源流，潘天禎（1985、1997）、楊成凱（1999）、辛德勇（2014）、郭立暄（2015：347-349）等學者先後有過討論。本文主要依據段玉裁《説文訂》及郭立暄研究，根據文字的差别，采用“毛試印本”“毛早印本”“毛剜改本”作爲區分。其中，“毛試印本”專指南圖藏毛扆康熙四十三年、四十四年校汲古閣本《説文》校樣（南圖GJ115366）；“毛早印本”概指毛試印本之後、第五次剜改以前的毛刻本面貌，包括郭氏所述的初印甲本、初印乙本。就筆者寓目的相關版本而言，初印甲本以南圖藏孫毓修舊藏本（GJ117527）、上圖藏許厚基舊藏本（線善751837-42）爲代表，初印乙本以南圖藏陳奂舊藏本（GJ114967）爲代表；“毛剜改本”指經過汲古閣第五次剜改的後印本，也是乾嘉時期的通行本。 [4]李文藻《南澗文集》載，王念孫乾隆三十四年（1769）時，因戴震之囑，“購毛刻北宋本”，“時下第囊空，稱貸而買之”；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載，嘉慶五年（1800）阮元督學浙江後，“許氏《説文》販脱，皆向浙江去矣”。 [5]關於段玉裁早期的《説文》研究和著作繫年，參劉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譜》及陳鴻森（1989、2015）。又，傅斯年圖書館藏《説文補正》，大約爲段玉裁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二年時在四川任職時撰寫的《説文》札記，反映了段氏在此期間的《説文》研究情况。 [6]國圖藏段玉裁《説文解字讀》（國圖07960），參阿辻哲次（1981a、1981b）、張和生、朱小健（1987）、陳鴻森（2015）。陳鴻森指出，國圖藏本“寫成年代至早應該在乾隆五十五年前後，甚至在《尚書撰異》五十六年成書之後”。 [7]《叒部》：叒，《讀》：“‘暘’，宋麻沙本作‘陽’”。今宋本《説文》俱作“湯”。又，《丨部》中，《注》：“宋麻沙本作‘肉也’，一本作‘而也’。”今宋本《説文》俱作“而也”。 [8]見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説文解字校本”條（2013：50-51）。錢聽默，字景開，號時霽，有書店“萃古齋”，乾嘉之際，毛刻本《説文解字》書版即藏錢聽默處。 [9]段玉裁《與劉端臨第九書》的繫年，參陳鴻森（1989、2015）。關於段玉裁嘉慶二年《説文解字注》的完成情况，據嘉慶二年春《與劉端臨第十七書》，“拙稿已到五篇下之食部”。又《訂》“橦”下又有“説詳拙注”，《木部》在《説文》卷六上，則可以推知，七月時《説文解字注》大約已完成至卷六。 [10]關於淮南書局本的刊刻底本問題，潘天禎（1985、1986、1997）、孔毅（1989）、楊成凱（1999）等學者先後有過討論。潘天禎據南圖藏毛扆手校本（GJ115366），力主淮南書局本的底本爲後人僞作，並進而否定段氏的討論。筆者不同意這一觀點。除了孔毅、楊成凱二位學者已經指出的相關論據外，另有兩點可作補充：一，淮南書局本的版刻文字，與今藏南圖的毛早印本《説文解字》（GJ117527）、今藏上圖的毛早印本《説文解字》（線善751837-42）的版刻文字接近，從版本上是郭立暄（2015）所説的“初印甲本”，知淮南書局摹刻底本，實存在與之相近的印本，並非偽作。二、南圖藏毛扆手校本和淮南書局本的刊刻底本（即段玉裁所見的毛扆校本），事實上是毛扆不同時間、不同校次的汲古閣本《説文解字》的校樣，前者有毛扆康熙四十三年、四十四年校語，爲試印本校樣，後者有毛扆康熙五十二年校語，爲第五次校改的校樣。不能根據試印本校樣的存在，否定第五次校樣的存在。 [11]揆其原因，淮南書局影摹本卷末，題“有明後學毛晉”，而乾嘉通行的毛剜改本則剜去“有明”。段氏殆誤據“有明”二字，推測汲古閣本刊刻於明清之際，進而將毛扆的題跋繫於順治癸巳（1653）。 [12]南圖藏趙均抄本《六書正訛》（GJ/顧0068），毛扆、席鑑、吴泰來、朱奂等藏書家遞藏。朱奂跋云：“靈均精於篆隸，下筆一字不苟，吾家所藏亦有數種，最精者爲許氏《説文》大字本，吾衍《續古篆韻》，皆小宛堂中藏書也。”知趙均抄本《説文解字》，時在朱奂處，後歸周錫瓚。 [13]嘉慶三年段玉裁跋趙均抄本，就其底本，謹慎提出：“蓋宋刻有此大字本，而趙氏影抄也。”今按，從相關異文看，趙均抄本的底本，與趙宧光舊藏宋本《説文解字》、明刻《五音韻譜》均有密切的關係，筆者擬另外撰文考察。 [14]據臺圖藏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手稿本，書號13335），翁方綱於乾隆五十一年（1786）借得吴紹燦所藏何焯校汲古閣本《説文解字》，作《跋何義門手校説文》。其手稿天頭有藍筆：“内引‘葉本’”“心友是誰”。今案，“心友”即何焯之弟何煌之字；又據國圖藏高鴻裁過録何紹基、許瀚校《説文解字》（善本7959），書末許瀚跋語提及，道光壬辰、癸巳年間（1832—1833），何紹基“得龔定庵所藏明葉氏鈔本覆校之，葉本亦出宋小字本，惜校未畢而旋浙”。 [15]國圖藏宋元遞修本《説文解字》（善09588），毛晉舊藏，當即毛扆識語所謂“先君購得《説文》真本，係北宋板”。毛晉去世後，該本歸毛扆之兄毛表，後藏於季振宜。季振宜卒於康熙初年，至康熙末年毛扆校刊汲古閣本時，未見此書。此後，該書經汪灝、額勒布、汪喜孫、楊以增、楊紹和、陳澄中等人遞藏，影印本收入《宋本説文解字》。 [16]關於宋元遞修小字本《説文解字》的版本情况，周祖謨（1935）、阿部隆一（1976：45、1993：368）、李致忠（1994：272-277）、王貴元（1999、2002）等學者曾從不同的方面做過考察，但限於當時所見版本和相關條件，諸家的考察結論亦間有失誤。筆者根據存世的八帙宋本《説文解字》的版片、刻工情况比較，知傳世的宋元遞修小字本《説文解字》，既有早修本和晚修本的版刻差别，各本上又間有因描潤、抄補形成的非版刻差異。根據相關異文考察可知，周錫瓚本爲早修本，葉萬抄本則自今藏北京大學的錢曾舊藏本抄出，詳董婧宸（2019a）。 [17]清代流傳的《繫傳》抄本，祖本均爲半頁七行的宋本系統，根據篆文、説解是否脱落，主要可以分爲足本系統和缺本系統，汪啓淑刻本屬於缺本系統，毛扆手校《説文解字繫傳》今雖下落不知，實爲足本系統，脱去《木部》七頁，《心部》無缺頁，大體與今存的錢曾述古堂抄本同源，詳董婧宸（2019b）。 [18]杜澤遜（2007:419-422）、白石將人（2017）等學者曾考察《五音韻譜》的版本，唯就各本的異文和總體的版本系統的考察，則尚不够充分。今按，存世的《五音韻譜》均爲半頁七行，根據行款、框格大小、文字異文看，主要包括三個分支系統：一，宋本系統以中國書店藏宋本《説文解字五音韻譜》爲代表，板框高約23.4釐米，寬17.3釐米，行大字十三至十四字不等，明内府本依此本行款翻刻；二，明弘治十四年（1501）車玉刻益藩本及依益藩本行款、框格翻刻的孫甫本、陳大科本，板框高約23.8cm，寬17.6cm，行大字十四字；三，明嘉靖七年（1528）郭雨山刻本及依郭雨山本翻刻的明刻左右雙邊本、張經世本、世裕堂本，板框高約19.7釐米，寬14.9釐米，文字祖出益藩刻本而又有校改，板框略小於前二種。據段氏“洗、叒”等五條下舉出的明刻本異文及《説文訂》所述的“宋刊大字《五音韻譜》”看，段氏所用的明刻《五音韻譜》，當爲板框較小的郭雨山本系統中的一種。 [19]稍需訂正的是，段氏認爲，宋刻《五音韻譜》與趙均抄本更合，今覆勘段氏校記，考“叒、洗”等宋刻、明刻《五音韻譜》有版本異文者，有17例趙均抄本同明本《五音韻譜》；僅“烓、凥”2例趙均抄本同宋本《五音韻譜》（然“凥”例為段氏誤校），則段氏對趙抄本與宋刻《五音韻譜》關係的判斷，恐怕仍有不够準確之處。 [20]案，南圖藏趙均抄本《六書正訛》，末有席鑑跋：“此册乃寒山趙靈均手鈔，小宛堂中舊物也，後爲汲古藏弆。今春毛斧季以老病欲得貫參資，以影宋元鈔并舊刻舊鈔萬餘種求售。”這透露出毛扆曾藏趙均抄本《六書正訛》，並在晚年貧病的情况下，將其抄本和刻本轉售與席鑑。據趙均抄本《六書正訛》曾藏毛扆來看，趙均抄本《説文解字》亦不能排除毛氏汲古閣收藏的可能。 [21]趙抄本卷十二下弓部至卷末缺，毛刻本不缺。趙抄本卷一藋、荲，卷十二搦、擣、㩃，卷十四孿、孺等字的字序，與宋本不同，毛刻本同宋本；趙抄本“扴、掀、披”等所從的“介、欠、皮”字，用隸定寫法，毛試印本同，毛初印本校改作通行的楷書。 [22]顧廣圻跋指出“譱、叒、淲、丿”，《説文訂》有誤，見淮南書局本卷首。南圖藏陳奂舊藏本《説文解字》（GJ114967），爲未經第五次剜版的早印本，鈐“陳碩父”等印。陳奂手跋指出，該本“叒、浪、淲、丿”四例，與《説文訂》所言的剜改不合，故認爲“僅有四處剜過，餘俱與初印本悉合”。陳奂爲段玉裁弟子，道光二十九年（1849）撰寫此跋時，上距段玉裁嘉慶二年（1797）撰成《説文訂》，已有52年之隔。事實上，陳氏所懷疑的問題，均爲段玉裁《説文訂》的誤校，而不是汲古閣早印本到五次剜改的版本差異。 [23]臺圖藏顧廣圻、鈕樹玉批校本《説文解字斠詮》（臺圖00943），《凡例》有顧廣圻批校：“毛扆字斧季，校刊《説文》，所謂汲古閣本也，段大令謂之毛扆斧季，連名字耳。獻之勦説而又粗心浮氣，以致如此可咲。” 注：本文发表于《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十七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董婧宸老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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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鄏、泑”等條引及趙抄本，未見於《説文訂》。趙均，字靈均，號莫丘生，齋號“小宛堂”，爲明代文字學家趙宧光（字凡夫）之子，長於影摹、影抄書籍。趙均抄本在明末清初的遞藏源流不詳，至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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