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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輝丨明抄大字本《說文解字》底本考論——兼說宋刊《說文》是否有大小字之分

 书目文献 2020-10-23

明抄大字本《說文解字》底本考論

——兼說宋刊《說文》是否有大小字之分

王 輝

(山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提要明抄大字本《說文》自段玉裁起,學者多以為是影抄宋刊大字本而來。對現藏日本大谷大學圖書館的明抄本殘卷進行考察,發現,與宋小字本《說文》相比,明抄本與《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內容更為接近;且與一種明刊白口本《五音韻譜》極為相似,於頗多模糊、殘缺、錯訛處相合,很可能是根據這種白口本或白口本的刊刻底本進行抄寫改編,其中既有所校正,又出現了新的錯訛;所謂宋刊大字本《說文》存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明末清初毛晉、毛扆父子所刻半頁七行之汲古閣本《說文》,很可能就是仿照明抄本版式刊刻而成,而非有宋刊大字本作為底本。

關鍵說文解字  明抄本  大字本  五音韻譜

 

東漢許慎著、北宋徐鉉校訂的《說文解字》,其現存版本有大小字之分。半頁十行之小字本計有版式基本相同的宋本八帙[1]、清人據宋本重刻兩種[2]。半頁七行之大字本有二:一是明抄本,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3]曾用以參校,並謂係明代趙均影抄;二是汲古閣本,明末清初毛晉、毛扆父子刊刻[4]。明抄本與汲古閣本版式基本相同,而與諸小字本迥異。段氏認為,明抄本可能是影抄宋刊大字本《說文》,而汲古閣本可能是仿照該本或宋刊大字本刊刻而成。這一推測之語,影響深遠,至今仍有不少學者認為宋刊《說文》存在大字本,明抄本即依宋刊大字本影寫[5]。

在段玉裁借閱並將其中的異文寫入《汲古閣說文訂》之後,明抄本原書則罕見有學者再利用[6],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知所蹤。直至1988年日本京都大谷大學發行《大谷大學圖書館藏神田鬯盦博士寄贈圖書善本書影》,影印了該書《標目》首頁、段玉裁題識[7],方知其現藏之處。筆者近年獲讀該本,發現其中頗多有價值的異文《汲古閣說文訂》並未提及,且書內有利於判斷其底本的相關內容段氏亦未充分揭示,因此他所得出的帶有推測性質的判斷,值得懷疑。以下擬基於明抄原本重作探討,以期對上述問題有一個新的認識。

一、明抄大字本《說文》的流傳及現狀

明抄本《說文》現藏於日本京都大谷大學圖書館。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著錄此書,並有簡單介紹[8]。據筆者所見,該書係殘本,共一函三冊,五卷半:第一冊為標目、卷一、卷二上,無卷二下,第二冊為卷十二、十三,第三冊為卷十四、十五。其中,卷十二下“弓”“弜”“系”三部,僅有一“弓”字,餘下皆未抄入。其版式信息如下:框高21.4cm,寬15.9cm;左右雙邊;白口,單白魚尾;半頁七行,行大字十四至十五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一至二十二字。

書內貼有兩處浮簽。一處在十二下十八頁,上寫:“脱弜弦系三部。”一處在十三上一頁,上寫:“十三上第一葉後二行  按繭字从虫从黹省非从春秋左傳曰臣奸旗鼓奸不以犯道也。”其後抄錄若干字。有一處批注,在一上七頁8行,地腳處寫有“沿”,意指“似汾切”之“汾”當作“沿”。

有些字上有明顯校改痕跡:標目八頁4行“辟,必益切”,“必”上加圈,旁寫“父”;一上二頁12行“福,祜也”,“祜”後改作“祐”;一上七頁8行“似汾切”,“汾”後改作“”;二上九頁7行“气牾也”,“牛”旁有改動痕跡;二上九頁14行“从口來聲”,“來”後改為“夾”;十三下一頁14行“蟁或从昬,以昬時出也”,兩“昬”字改為“昏”;十四下三頁5行“酒泉天依也”,“依”改為“”。

書內藏書印有“金匱蔡氏醉經軒考藏章”“蔡廷相印”“伯卿”“蔡廷楨印”“卓如”“張之洞印”“萬物過眼即為我有”“王秉恩印”“王秉恩”“華陽王氏懷六堂所藏經籍金石書畫印”“雪岑珍弆”“雪岑”“彊學宧”“三好堂”“王文燾”“福迎齋”“佞古書屋”。卷首有段玉裁嘉慶三年(1798)題識:

此本為趙靈均所抄。靈均名均,凡夫之子也。舊存何小山所,故小山駁斧季五校剜版之失,有云“趙本”,即此是也。吾友周君漪塘藏弆,余借讀,成《汲古閣說文訂》一編。斧季五校剜版底本亦在漪塘所,余皆得借讀之,亦厚幸矣。宋刻《說文》多小字,獨此本大字。葢宋刻有此大字本,而趙氏影鈔也。斧季云:“先君購得《說文》北宋版,嫌其小字,以大字開雕。”今按毛版方幅字數,正與此本同。未知毛氏有此槧本,抑或當日趙鈔在子晉家,故仿刻也。餘詳《說文訂》中。嘉慶三年七月廿一日書於枝園。段玉裁。”

其後鈐“玉裁私印”陰文印、“堂”陽文印。

據印章及段氏題識,可以大致看出明抄本《說文》的由來及流傳經過:先由明代蘇州學者趙均[9](1591-1640)抄寫,其底本可能是宋刊大字本《說文》;後為蘇州人何煌號小山(1668-1745)所有,雍正年間,何氏曾利用該書駁斥汲古閣通行本《說文》,並稱之為“趙本”[10];再為蘇州人周錫瓚號漪塘(1742-1819)所有。段玉裁(1735-1815)從周氏處借閱,用之與其他宋小字本《說文》校訂當時通行的汲古閣本,於嘉慶二年(1797)寫成《汲古閣說文訂》,書中稱之為“趙本”。此後轉經蔡廷楨(?)、蔡廷相(?)、張之洞(1837-1909)、王秉恩(1845-1928)、王文燾(王秉恩之子)等人收藏,繼而被日本漢學家神田喜一郎(1897-1984)獲得,神田家族又將其捐贈給現藏地大谷大學圖書館。從《汲古閣說文訂》的引用情況看,當時該書仍完整;從何時起不為完帙,暫不可考。

二、明抄大字本《說文》與《說文解字五音韻譜》的關係

段玉裁在校訂汲古閣本《說文》時,用到了小字宋本三種、明抄大字本,以及南宋李燾按《集韻》排字順序改編大徐本而成的《說文解字五音韻譜》[11](以下簡稱《五音韻譜》)。在論及各本之間關係時,段氏曰:“三小字宋本不出一槧,故大略相同而微有異;趙氏所鈔,異處較多,稍遜於小字本;若宋刊《五音韻譜》,則略同趙鈔本,而尚遠勝明刊者。”[12]這已經比較明確地指出,相對於小字本,明抄本與宋刊《五音韻譜》的關係更近。

不過,對於段氏的這一判斷,還可以作進一步說明。《五音韻譜》的現存版本,阿部隆一、杜澤遜、丁延峰、白石將人均有調查、總結[13],略述如下:宋本五種,分別藏於中國書店、甘肅圖書館、臺北故宮、臺北“國防部”、臺北“國家圖書館”[14](宋本);明刊本有紀年者計六種,即弘治十四年(1501)車玉刻本(車本)、嘉靖七年(1528)郭雨山刻本(郭本)、嘉靖十一年(1532)孫甫刻本(孫本)、萬曆二十六年(1598)陳大科刻本(陳本)、萬曆四十七年(1619)張經世翻刻郭雨山本(張本)、天啟七年(1627)世裕堂刻本[15];無紀年者三種,即黑口本A、黑口本B、白口本。白石將人指出:“《五音韻譜》宋明諸版本之間,文本差異極少,文本非常穩定。”[16]筆者用上述諸本中的兩部宋本與多部明本反復比對[17],發現白石所言基本可信[18]。因此,段玉裁的觀點可以進一步表述為明抄本與《五音韻譜》文本更近,不唯與宋刊本。從校勘實際看,可從以下三點看出两者的相近:

(一)明抄本、《五音韻譜》同是,小字本誤,例甚多,如:

(二)明抄本、《五音韻譜》同誤、缺,小字本是、不缺,如:

而明抄本與小字本同誤的現象幾乎沒有[19]。

(三)明抄本五卷半與小字本之間存在近200處異文[20],《五音韻譜》絕大部分同於明抄本,如:

同於小字本者,僅如下10餘處:

而且,除去異體字之外,明抄本與《五音韻譜》不同而與小字本相同的異文亦絕少[21]。

以上所舉諸例均可以說明,明抄本與《五音韻譜》的關係相較於小字本更為密切。

三、明抄大字本《說文》的底本及相關問題

明抄大字本《說文》所依據的底本不明。段玉裁對此有過判斷,他在《汲古閣說文訂》“序”(1797)中認為明抄本是“趙靈均均所鈔宋大字本”[22],前引段氏題識(1798)則說:“蓋宋刻有此大字本,而趙氏影鈔也。”已由直接判定改為推測之語,認為趙均可能是影抄宋刻大字本。但段氏這一自己並不確定的論斷,似一直得到學者的認可和引用。如清人朱學勤批本《四庫簡明目錄》“說文解字”條謂“明趙靈均有景宋大字本”[23],葉德輝謂“至趙鈔為影寫宋大字本”[24],周祖謨認為“至於大字本,則只有《汲古閣說文訂》所稱明趙靈均之景鈔宋本一種”[25],嚴紹璗著錄該書時說“此本系明人趙均影寫宋大字本”[26]。流傳至今及見於著錄的大徐本宋版《說文》均是小字本,是否存在宋刊大字本,尚可討論[27]。不過,筆者在校勘過程中卻發現,明抄本與一種明刻白口本《五音韻譜》關係極為密切。

前文已經說明,《五音韻譜》各本之間內容基本相同。但內部仍小有差異,且版式亦有不同。據筆者調查,以上所列宋、明諸版,各頁起訖並不相同,可分為兩類:甲類包括宋本及黑口本A,乙類為明刻其他本;甲類每頁所容字數較乙類為少。而乙類中的郭雨山刻本、張經世翻刻郭雨山本、世裕堂刻本、白口本四種,版式接近,均是白口、單黑魚尾(區別是前兩者為四周雙邊,後兩者為左右雙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四者有兩個重要的區別特徵:一是框高19*15左右,比其他各本的23-24*17-18小;二是書中頗多隸古定字,這一點與明抄本特徵相同。

在《五音韻譜》文本內部出現差異時,明抄本幾乎都與乙類中的四種白口小框版保持一致,如:

這似乎在提示,明抄本與它們的關係更加密切。再對這四種小框版本進行比對,發現世裕堂本與白口本字體基本相同[29],文本更為接近,明抄本與它們尤其是白口本之間在誤字、殘字方面存在頗多重合之處,而只與其他三種同誤的現象幾乎沒有。例如:


以上所述,充分體現了明抄本與明刊白口本《五音韻譜》之間極其密切的關係。這種白口本傳世頗多,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臺北“國家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等均有藏品,可見在明代亦流傳廣泛。那麼明抄本會不會是以此為底本進行抄寫,並改回大徐本始一終亥的面貌呢?

需要注意的是,白口本《五音韻譜》中的清晰字、模糊字、缺字、錯別字、正確字,而明抄本對應處不清晰、清晰、完整、不誤、錯誤的情況亦多見,例如:

此外,兩者之間尚有“禮、礼”“爾、尔”“餙、飾”“辝、辭”這樣的異體字。不過,與明抄本係影抄宋刻大字本《說文》這種說法相比,抄改明刻白口本《五音韻譜》從版本源流上講似更好理解。

前文已經提到,明刻本《五音韻譜》只有一種黑口本與現存宋本各頁起訖相同,字體亦與宋本類似,應是仿宋刻本。其餘諸版基本一致,且除陳大科本外,明刻本遇“慎”字皆不書而注曰“御名”,係避南宋孝宗之名諱。它們是改變現存宋本的版式重刻,還是覆刻另外一種版式與之相同但未流傳至今的宋本,尚難確定。如果明刻白口本《五音韻譜》係覆刻未見於今的宋本,保留了其中模糊、殘缺、錯訛;那麼這個宋本《五音韻譜》須與宋刊大字本《說文》有很多共同的模糊、殘缺、錯訛,才能導致明影抄本與白口本有如上所述的重合特徵。這種建立於多種假設之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相較之下,更容易讓人接受的,也許是明抄本依據白口本或白口本的刊刻底本(不一定是宋本)進行抄寫,並改編,且在抄寫過程有校改,又因疏忽而出現了新的錯誤。可惜的是,白口本無刊刻紀年,且底本亦不可詳考,暫難對此有更進一步的推斷。

另外的一個輔證是,比較明抄本與宋小字本的字頭排列順序,有幾處並不相同,列舉如下:

此外,用於結尾的“說文解字弟十五下”一行,小字本位於徐鉉牒文之前,而明抄本則位於牒文即全書之後。這些很可能都是抄寫者的編排失誤。

值得一提的是,《五音韻譜》在明代廣泛流行,版本眾多且反復刊刻,基本取代了大徐本,以致清初顧炎武、王夫之等均認為鉉本真面目即如此[30]。要將“始東終甲”改為“始一終亥”,須有真鉉本作為參照。而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宋本《說文》曾為趙宧光所有,其子趙均有條件對《五音韻譜》進行改編。然明抄本是否確如段玉裁所說為趙均所抄,尚不能定。

至於汲古閣大字本《說文》所仿照的本子,段玉裁在《汲古閣說文訂》序(1797)中認為明抄本“即汲古閣所仿刻之本也”[31],在前面提到的明抄本題識(1798)中又說:“今按毛版方幅字數,正與此本(即明抄本)同,未知毛氏有此槧本,抑或當日趙抄在子晉家,故仿刻也。”可見他改變了原先的觀點,認為汲古閣所仿或是宋刊大字本,或是明抄本。嘉慶十四年(1809)孫星衍於平津館本《說文》卷首之“重刊宋本說文序”中說:“毛晉初印本,亦依宋大字本翻刊。”[32]葉德輝在引用段氏觀點後說,“大字、小字在宋刻中固各據一本矣”[33],亦肯定了大字本的存在。不過,毛晉之子毛扆在汲古閣本《說文》跋語中說:“先君購得《說文》真本,系北宋板,嫌其字小,以大字開雕。”[34]並未提及大字本。近年辛德勇認為,需要通篇比對明抄本和汲古閣初刻本之後才能給出全面確切的結論,至少現在還沒有充足的理由能夠否定段玉裁等人的說法,即使對此有所疑慮,存疑可也[35]。辛先生在未得見明抄本殘卷的情況下有如是說法[36],是十分謹慎的。

前面既已言明宋刊大字本幾乎不可能存在,與汲古閣本《說文》有密切關聯的就是明抄本了。筆者將明抄本與南京圖書館藏現存汲古閣《說文》最早的校樣本(書號115366)進行比較,發現它們在各卷頁碼、字頭順序、各頁行文字起訖方面存在近40處差異,但這並不妨礙兩者版式基本相同。而就內容來說,汲古閣本與明抄本、小字本之間關係則頗為複雜,舉“標目”部分為例,可大致分為三種情況:

可以看出,汲古閣本與明抄本、小字本在內容上都存在不少差別。不過,汲古閣本既已言明係“北宋本校刊”,那麼肯定是參校諸本而進行的刊刻。其底本很可能就是毛晉所購小字宋本,而仿照了明抄本的版式,“以大字開雕”,並以明抄本作為校刊本之一。

綜上所述,明抄本《說文》的文本與《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十分相近,又與一種明刊白口本《五音韻譜》極為相似,於頗多模糊、殘缺、錯訛處相合,推測當是根據這種白口本或白口本的底本進行抄寫改編,其中有所校改,又由於疏忽,出現了新的錯訛。所謂宋刊大字本《說文》存在的可能性很小,汲古閣本《說文》所仿,很可能就是明抄本的版式,並以之作為參校本。 

附記:本文待刊過程中,讀到董婧宸《宋元遞修小字本〈說文解字〉版本考述》,文中曰:“筆者嘗考大谷大學藏趙均抄本殘卷,知趙均抄本的異文,有不少祖出嘉靖以後明刊《五音韻譜》,則大字本是否有明代以前的刊本,亦可存疑。”(《勵耘語言學刊》2019年第1期,第105頁注②)這表明作者已經注意到了明抄本與嘉靖以後明刊《五音韻譜》的密切關係,並對宋刊大字本的存在表示懷疑。謹志於此。2019年9月1日。

文章刊發後,北京師範大學董婧宸老師指出了其中的一些疏失,謹致謝忱。董老師著有《毛氏汲古閣本〈說文解字〉版本源流考》一文(初稿曾在2019年11月北京大舉辦的“中國古典文獻學新生代研討會”上宣讀,修改稿將刊於《文史》),對趙抄本來源有更進一步且更周密的討論,值得關注《說文》版本的同仁期待。王輝2020年7月20日再識。


﹡匿名審稿專家指出了文中的若干疏失,並提出了諸多建設性意見,謹致謝忱。

[1] 分別藏於國家圖書館(共三種,其中一種為殘卷)、湖南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殘卷)、台北“國家圖書館”(殘卷)、日本靜嘉堂文庫、日本杏雨書屋(殘卷)。

[2]分別是嘉慶九年(1804)孫星衍刻平津館本、嘉慶十二年(1807)額勒布刻藤花榭本。另外,光緒七年(1881)丁少山刻有所謂“仿宋監本”,葉德輝認為是據平津館本重刻,而非有宋監本為據,參看葉德輝《郋園讀書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2-97頁。

[3]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咫進齋叢書本。

[4]乾隆三十八年(1773)朱筠椒華吟舫本、光緒七年(1881)淮南書局本係依不同印次的汲古閣本覆刻。

[5]詳本文第三部分相關引文。

[6]就筆者所見,僅日本學者白石將人在其博士論文《〈說文解字〉文本的歷史文獻學研究——以宋代校訂為中心》(北京大學,2017年6月)中直接引用了《汲古閣說文訂》沒有提及的明抄本文字。

[7]大谷大學圖書館編集《大谷大學圖書館藏神田鬯盦博士寄贈圖書善本書影》,大谷大學圖書館,1988年。

[8]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中華書局,2007年,第260-261頁。

[9]趙均字靈均,今江蘇蘇州人,明代著名《說文》學家趙宧光(1559-1625)之子。

[10]段玉裁於淮南書局光緒七年(1881)翻刻的“汲古閣弟四次樣本”《說文》之卷首題識曰:“雍正乙巳(即1725年),何小山煌又以朱筆糾正而識之:勸君慎下雌黃筆,幸勿刊成項宕鄉。”按,宀部“宕”字下大徐本有“汝南項有宕鄉”,小徐本作“汝南有項宕鄉”,汲古閣初印本同大徐,通行本據小徐剜改,故何煌有此說。

[11]宋、明以來刻本名為《重刊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或《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其成書過程可參看白石將人《李燾改編〈說文解字五音韻譜〉的歷史意義》,《中國典籍與文化》2016年第3期。

[12]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咫進齋叢書本。

[13]阿部隆一《增訂中國訪書志》,日本汲古書院,1983年,第221頁、418頁、660頁。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19-422頁。丁延峰《海內外現存小學類宋刻本輯錄》,《燕趙學術》2012年秋之卷。白石將人《〈說文解字五音韻譜〉版本綜述》,彭林主編《中國經學》第二十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25-137頁。

[14]此為殘本,存第十二卷。

[15]筆者所見的幾種世裕堂本,卷七第23、24、43頁,卷十第51、52頁,均為“麟瑞堂”補刻。蘇州大學圖書館藏有“明末崇禎麒瑞堂刻本”(書號201173),該書牌記言“重鐫解字五音韻譜”“古吳麟瑞堂藏板”,實際內頁與世裕堂本全同。

[16]白石將人《李燾改編〈說文解字五音韻譜〉的歷史意義》,《中國典籍與文化》2016年第3期。

[17]所用宋本為:(1)中國書店影印宋本《重刊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中國書店,2012年)。(2)臺北故宮藏宋本(故善003780-003791)。明本有:(1)《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八七》影印浙江大學藏車玉刻本(齊魯書社,1997年)。(2)南京圖書館藏郭雨山刻本(書號117403)。(3)國家圖書館藏孫甫刻本(書號08791)。(4)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世裕堂刻本。(5)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陳大科刻本。(6)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白口本。

[18]卷二“幗”,“婦人首飾”之“首”或“冠”;卷五“凭”,“人之依馮,及所任載”或作“人之依馮,几所勝載”;卷十一“叒”,“日初出東方暘谷”之“暘”或作“湯”。類似這樣的異文極少。多是卷六“墾”之反切“康狠切”之“很”或作“很”這樣的換用反切用字之例。

[19]筆者在校勘中僅發現1例疑似情況,二上·一·尒:“氣之分散”,“皃”誤作“兒”。小字本作(此據國家圖書館藏宋本A,其他兩本不清晰)。不過,《五音韻譜》或作,明抄本亦有可能據此抄錯(詳本文第三部分)。

[20]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涉及者僅十之一二。

[21]筆者在校勘中僅發現2處:(1)一上·十·碧,明抄本“六尺切”、小字本“兵尺切”,《五音韻譜》作“兵彳切”。(2)十二上·四·閈,明抄本、小字本作“矦旰切”,《五音韻譜》作“矦盰切”。

[22]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咫進齋叢書本。

[23]朱學勤《朱修伯批本四庫簡明目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第167頁。

[24]葉德輝撰、楊洪升點校《郋園讀書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8頁。

[25]周祖謨《說文解字之宋刻本》,收入《問學集》,中華書局,1962年,第762頁。

[26]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第261頁。

[27]可參看辛德勇《也談宋刊〈說文解字〉之大小字本問題》,《書品》2014年第2期。

[28]本文所使用白口本為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並用國家圖書館藏本(書號02696)作為參照。

[29]兩者應是覆刻關係。

[30]參看白石將人《〈說文解字〉文本的歷史文獻學研究——以宋代校訂為中心》第158-159頁)。

[31]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咫進齋叢書本。

[32]許慎撰、(宋)徐鉉校訂《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頁。

[33]葉德輝撰、楊洪升點校《郋園讀書志》,第88頁。

[34]許慎撰、徐鉉校訂《說文解字》,汲古閣本,卷十五下,第15頁。

[35]可參看辛德勇《也談宋刊〈說文解字〉之大小字本問題》,《書品》2014年第2期。

[36]辛文注釋謂:“案我本人並沒有機會觀覽趙氏小山堂抄本原書,只見到日本大谷大學圖書館編集《大谷大學圖書館藏神田鬯博士寄贈圖書善本書影》中影印的兩頁書影。”

注:本文发表于《文史》2020年第2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王辉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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