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紀要 | 董婧宸老師：大徐本《説文解字》的流傳與刊刻

攒菁堂 201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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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講壇」第七期紀要

大徐本《説文解字》的

流傳與刊刻

2019年6月13日，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第七期“儒藏講壇”隆重開講。本期主講人爲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董婧宸老師，題目爲“大徐本《説文解字》的流傳與刊刻”，由《儒藏》中心張麗娟老師主持。

本次講座內容包括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緣起，介紹董老師研究《説文》版本系統的緣起，簡介《説文》版本系統的形成和基本知識；第二部分是關於北宋徐鉉校定《説文解字》和宋元遞修本《説文》的版本問題；第三部分考察清代前期影響较大的汲古閣大字本相關問題；第四部分討論清代小字本《説文》翻刻本，包括藤花榭本、平津館本及其翻刻本；第五部分闡述《説文》的版本源流與《説文》學研究的互動關係。

一、緣起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徐鉉等人奉詔校定《説文》，並下國子監刊版。由於修版、補版、翻刻，形成了《説文》版本差異。重要的《説文》刊本，往往與小學家、藏書家、校勘家的相互交流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形成了不同的版本源流。每一個刊本背後，特別是清代的《説文》刊本，事實上也反映著不同的校勘理念和校勘成果。

現存的主要版本或其分支，包括唐本（李陽冰《刊定説文三十卷》）、大徐本（徐鉉《説文解字》）、小徐本（徐鍇《説文解字繫傳》）、徐鍇《説文解字篆韻譜》、李燾《説文解字五音韻譜》等。本次講座關注的是大徐本。

二、宋本《説文解字》的版本問題

董老師首先論述了徐鉉校定《説文》與北宋監本的誕生。崇文院和國子監是北宋的中央藏書校書和出版機構，崇文院下有昭文、史館、集賢院，與祕閣合稱“館閣”。據徐鉉《上説文表》可知，大徐本的校定底本爲“集書正副本”（即集賢院藏書）及群臣家藏的寫本。在校定內容方面，徐鉉等人的工作包括：大徐十九篆收入正篆；402條“新附字”收入部末；對部分內容增加注釋（題李陽冰、徐鍇、徐鉉）；依據孫愐《唐韻》增加反切；增加標目，分爲三十卷。大徐本經過校定後，下國子監刊版。大徐本的產生，不僅促進了《説文》的流傳，也成爲後世流傳的版本之始祖。宋代的官修字書、韻書中所收錄的《説文》，事實上也都是以大徐本爲主要依據。

關於《説文》宋本的著錄與流傳，由於《説文》舊槧板式狹湊，清人多稱爲“小字本”（與汲古閣“大字本”相對）。目前存世的宋本共八帙，其中國圖額勒布舊藏本、湘圖葉啟勛葉啟發舊藏本、靜嘉堂文庫王昶舊藏本、國圖黃姬水舊藏本，較爲完整；杏雨書屋內藤湖南舊藏本、北大趙宧光錢曾舊藏本、臺圖宋葆淳舊藏本、國圖周叔弢本爲殘本。另外，清人記載中，還包括周錫瓚本、葉萬抄本、錢侗影抄王昶本（今藏上圖）等重要的小字本《説文》。

清人在《説文》研究中，已經注意到小字本《説文》不同印本中的文字異文和版式差異，如段玉裁《汲古閣説文訂》指出：“三小字宋本（周錫瓚本、王昶本、葉萬抄本）不出一槧，故大略相同而微有異。”對宋本《説文》版本研究，前賢時彥已有許多重要成果，但還有一些分歧和不足，如採用了有文字改動的翻刻本或影印本、未充分區別宋本《説文》上的版刻異文和非版刻異文、版本研究與《説文》研究的結合不夠充分等，造成了對《説文》各本的刷印先後、版本性質的判斷的一些疏失。

根據板片、刻工、文字和相關文獻記述，存世的小字本《説文》有早修本和晚修本的差别。杏雨書屋本、額勒布本、黃姬水本及周錫瓚本爲早修本，經過元代一次修補版；葉啟勛本、錢曾本、王昶本、周叔弢本、宋葆淳本及葉萬抄本的祖本爲晚修本，經過元代兩次修補版。各本之間，既有因修補版造成的版刻差異，亦間有因描潤、抄補造成的非版刻差異。

從版本源流看，存世的南宋刻元代遞修的小字本《説文》，祖出北宋監本，南宋前期刻於杭州地區，元代版移西湖書院。宋代可辨的刻工，集中在寧宗時期，元代有兩次修版，第一次在大德五年（1301）前後（即早修本），第二次可能在至正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1361—1362）（即晚修本）。第二次修版規模較大，多取其他字書、韻書並隨文修改，校改質量不高。清人校勘時所引的宋本差異，除抄補、描潤外，多由於《説文》早修本和晚修本的版本差異所致。

釐清《説文》宋元遞修本的版本差異，能在版本學上推動對西湖書院參與刊刻、修補的相關版本的研究，也有助於明確清代學者流傳的相關宋本的具體印次，並推進對汲古閣本、平津館本、藤花榭本刊刻底本、刊刻過程的認識。

三、汲古閣本的刊刻及其影響

汲古閣本是清代第一個始一終亥本的《説文》刊本，清人稱爲“大字本”，清代初年流通最廣。從段玉裁《汲古閣説文訂》以來，即注意到汲古閣本的印本複雜。結合前人研究和董老師經眼的情況看，存世的汲古閣本，至少可以區別爲五次剜改以前的試印本、初印甲本、初印乙本，及五次剜改以後的初修印本、後印本等不同的印次。

從版本源流看，今藏南圖的汲古閣本試印本上，有毛扆校跋，透露出汲古閣本刊成，在康熙四十三年前後。比較汲古閣本試印本和趙均抄本殘卷、小字本《説文》可知，汲古閣本試印本上的篆形、説解，呈現出以趙抄本爲底色，又曾據小字本、小徐本等他本校改後的面貌。可以推測，汲古閣本的寫樣底本，爲趙均抄本或同祖的抄本，並曾以小字本《説文》校改，或在毛晉時即已經完成；同時，康熙四十三年校改試印本時，毛扆手邊已無毛晉舊藏的小字本《説文》，故多取《繫傳》，參以其他字書、韻書校改。毛扆在試印本上的校改，大部分已吸收入初印甲本。康熙五十二年，毛扆第五次剜改汲古閣本時，取印次爲初印甲本的某一個印本作校樣進行校改。正如段玉裁所指出的，“四次以前，微有挍改，至五次則挍改特多，往往取諸小徐《繫傳》，亦閒用他書”。第五次剜改之後的後印本，是乾嘉時期的通行本，也是朱筠椒華吟舫本和乾嘉時期幾個汲古閣翻刻本的源頭。

四、清代仿宋翻刻小字本《説文》

嘉慶二年，段玉裁作《汲古閣説文訂》的初衷，是爲給學者提供基於汲古閣本的校勘成果，而該書所揭櫫的宋本《説文》，促成了依宋本行款翻刻的小字本《説文》的面世。

額勒布藤花榭刊本刊成於嘉慶十二年，學界亦稱“鮑本”，板式略大於宋板，《書目答問》稱“藤花榭額氏刻中字本”。其底本實爲額勒布所藏早修本。但藤花榭本刊刻時曾參考毛氏汲古閣本及《汲古閣説文訂》的“宋本”（晚修本的王昶本異文）進行校改，形成了較爲複雜的文本面貌。

孫星衍刊平津館本《説文解字》時，原擬包括翻刻宋本、撰寫校勘記兩項工作。翻刻宋本的工作，從書札題跋看，平津館本的底本，實爲孫星衍自額勒布處借得的宋小字本，但由於此時藤花榭本已經刊成，孫星衍不便明言其底本。儘管孫本封面題“嘉慶甲子”（嘉慶九年），但從相關材料看，平津館本《説文》實際由顧廣圻在蘇州主持，約嘉慶十五年左右刊成。

孫本的校勘記，肇端於嘉慶初年姚文田、嚴可均所輯“群書引説文類”，至嘉慶十一年，嚴可均館於孫星衍山東平津館，又以輯佚材料爲基礎，重加案斷，形成初稿。嘉慶十二年，孫星衍以嚴可均校語過錄於大字本《説文》，嘉慶十四年吸收嚴説收入《重刊序》。嘉慶十五年孫本刊成後，顧廣圻曾覆核嚴可均所引的《説文》、《繫傳》及字書、類書、他書引文，全面訂正嚴可均校語的引文訛誤，但校勘記的相關工作，約在嘉慶十九年終止，最終未能刊成。嚴可均在孫星衍去世後刊成的《説文校議》、同人傳抄的顧廣圻《顧氏説文學二種》，是嚴可均、顧廣圻在平津館本中刊刻時的不同校勘工作和校勘理念的反映。

平津館本《説文》，由孫星衍、顧廣圻主持，以“不校校之”理念，基本依額勒布舊藏宋小字本的板式、文字忠實翻刻，故《書目答問》有“孫本最善”之論。清代後期，陶升甫刻本、丁艮善刻本、蔣瑞堂刻本等本，依孫本行款翻刻；陳昌治本則據孫本文字，改爲一行一篆，成爲今天通行的《説文》版本。

五、《説文》版本背後的《説文》學史

在清代《説文》學的背景之下，每一個《説文》刊本，既以同時代的《説文》研究爲基礎，也受制於刊刻主持者所能獲見的版本和校勘理念。同時，清代學者的《説文》研究，既以各自的研究理念、同時代的《説文》學研究基礎爲背景，也受制於其所能獲見的版本。

在清代《説文》的研究和刊刻中，也反映出不同學人在本校、他校、理校等不同校勘理念下的碰撞。清代《説文》校勘著作衆多，核驗相關底本可知，有的學者是親自校勘，有些則過錄他人的校勘成果，因此，在研究和使用清代校勘時，也要加以甄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