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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六百多年前，在动荡变革的春秋时期，管仲受鲍叔牙举荐，助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管子的思想，显见于道家著录的《管子》一书之中，涵盖政治、法令、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含天文、历数、地理、乐律、经济、农业等内容，广博而丰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样一位具有远大政治抱负和超凡谋略，功业显赫的政治家，这样一位致力于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经济管理开山祖师，为何在漫长的岁月中曾淡出史学家的视野？后人读管子，是道家的管子？是法家的管子？抑或是杂家的管子？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被后世尊称为“素王”的孔子，在与他的学生交谈中又是如何评价管子的？我们今天带着这些问题重读管子，可以在先圣先贤的引领下更立体地了解管子这位历史巨人。在儒家经典《论语》中，记录了孔子与弟子关于管子的部分谈话，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知晓一些孔子眼中的管子。
自先秦至汉初的诸子百家中，儒家是一个最主要的学派，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学派。儒家学派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恕”、“中庸”，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理道德和自身修养。两千多年来，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主体，从而也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可贵的价值标准和学术依凭。
一、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理论核心，是儒家伦理哲学的重要内容和最高道德标准。《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回答学生提问时对“仁”的诸多论述。譬如：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颜渊问仁。孔子答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还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等等。孔子认为，“仁”是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美好品质，“仁者爱人”是仁爱精神的核心。“礼”是仁的节度，“礼”是用来规范宗法等级中人与人之间亲善关系的尊卑、贵贱、亲疏顺序的。仁德之人秉性好仁，安于仁道，懂得以仁心、仁术待人处世，可以心安理得，可获得人生久安之根本，获得美好的人生体验。而聪明的人则是利用仁，他们只是由于看到仁德可以带来的长远好处而利用仁，所以孔子指出“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在政治上，孔子主张仁政，主张“为政以德”；在经济上反对“聚敛”“不均”和“为富不仁”，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富民主张。由此可见，在孔子看来，“仁”是社会进步应予彰显的核心价值，是建立社会秩序致使国泰民安的理论基础。
在《管子》一书中，也体现了管子施行德政、富民顺民的民本思想。管子推行“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臣下》）；“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小匡》）；“善为国者，必先富民”（《治国》）。在《幼官》中，他提出“尊贤授德则帝，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通之以道，畜之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期之以事，攻之以官，发之以力，威之以诚。” 体现了管子施政的伦理原则。
对于管子是否为仁的问题，孔子的学生子路是这样评说的：“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质疑道：“未仁乎？”子路的提问是针对齐桓公借鲁人之手杀死自己的兄弟子纠的那段历史事件而言的。子纠死后，与管仲一起辅佐子纠的召忽自杀，籍以取忠。管仲却没有选择这种尽忠的极端方式，而是要求囚禁。以后得鲍叔牙相救。再后来齐桓公听从鲍叔牙举荐，任管仲为大夫，主持政务。从此管仲获得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的转机。子路鉴于这一史实，对管子是否“仁”提出了质疑。在子路眼里，君子“一仆不事二主”，他怀疑管仲的所为是“忘君事仇”，忍心害理，所以不得为仁。
在这个问题上，孔子对管子的评价是高远的。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认为，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共商会盟，却不用兵车，不借武力，齐桓公主张霸业不失正道，这都是管仲的功劳。这就是管仲的仁了！孔子在这里连用了两个“如其仁！”可见孔子对管子的功绩和仁德给予了充分肯定。
管仲助齐桓公称霸，但是在管子心中，“事国”远高于“事君”，国事比君事更为重要。他对国家的忠爱高于个人所谓的“名节”。在管子看来，不论是辅佐公子纠还是辅佐齐桓公，其目的都是为了效力于国，都是为了“尊王攘夷”，强国富民，一匡天下。由此，我们对管子这位历史巨臣对生命的价值取向，可窥一斑。
对于管仲辅佐的齐桓公，孔子这样评价：“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时代的诸侯盟主，虽然在政治上都是打着“攘夷狄、尊周室”的旗号，但是孔子认为齐桓公的行为走的是正道，例如：齐桓公讨伐楚国，仗义执言，以楚国“没有向周室进贡和天子祭祀用品不全”理由向其问责，以“周昭王南征未归”向楚国问罪。齐军进扎楚国领域后，楚人抗齐。齐军在向楚国显示了兵多将广的实力之后，便退而守之，使楚国使者折服。而后齐国与楚国订立了盟约之后，齐军便撤回本国。而晋文公却不同。晋文公欲攻打楚国，却欺骗说要攻打卫国，以后用阴谋取胜。在处理其他事务上，晋文公也往往诡计多端。所以孔子发出这番评论。
后儒对此亦有议论。认为齐桓公霸业符合正道，故管子相齐桓公，不仅是“以成其大功为贵，更以其能纳于正道而成其大功尤为可贵。”宋儒朱子认为，管仲虽未入“仁人”之列，但是他助齐桓公不以武力图霸，其功业利泽百姓，依然可以认为是“有仁德之功”的。我们今天从利国益民的意义上去认识管子，去理解这位胸怀“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的政治家，对于是否列入“仁人”之列这样的虚名，似乎也就不以为然了。
二、
“礼”作为中华民族的元典精神，在中国文化发展的文明史上，曾经起到和仍然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奴隶社会，“礼”是典章制度在政治上的体现，它以礼节仪式规范相应的人际交往，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际关系。直至封建社会，“礼”依旧作为道德准则，规范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在孔子以前，已经有了夏礼、殷礼和周礼。早年的孔子所尊崇和维护的是西周的礼节仪式，即“周礼”，并提出“克己复礼”的政治愿望。
作为观念形态的“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与“仁”是紧密相连的。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即是说做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礼仪对他又有什么用呢？他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而突破了“礼不下庶人”的局限，把“礼”作为施政教化的手段，以达到德治仁政的目的。孔子十分重视“礼”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他教育自己的儿子孔鲤“不学礼，无以立”；他教育学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感性与理性的把握上，他认为应当“发乎情，止乎礼义”。在“礼”的运用方面，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认为处理事务中的礼节以中和为适当。又，鲁人林放问“礼”的根本所在,孔子赞叹他的问题提得好，说道：“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认为“礼”是人的内心所表达的诚意，如果过于文饰，便会流于浮华；如果过于俭节，则可能拘于质朴。但是如果二者相比较，宁可选择内在的质朴，而不选择表面的奢华。孔子接着又举丧礼来说明生死之际内心真诚的悼念比过于繁琐的操办形式更为重要。
同时，早年的孔子对于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礼节仪式是一丝不苟的。孔子对鲁国大夫季氏僭越礼制在家庙中使用八佾舞于庭的行为表示极大愤慨：“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借以批评当时“利崩乐坏”的时政。
因此，在对管子的评价上，孔子的态度同样也是一丝不苟的。有人问孔子：“管仲俭乎？”孔子回答说：“管氏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意思是说，管仲个人拥有三处府第，各处职事设有专人，互不兼摄，哪里算得上俭呢？那人以为不俭为知礼，又问：“然则管仲知礼乎？”孔子答道：“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知礼，孰不知礼？”孔子的评判严格按照周礼的原则要求。当时只有天子诸侯于门外立屏以区别内外，管子也立屏以别内外；友好的两君相宴，按古礼，主人酌酒敬宾，宾在筵前受爵饮毕，将空杯放回专设的土台上。这样的礼节，只有天子诸侯可以应用。而当时身为大夫的管子，在堂上也设了这样的土台，也沿用了这样的礼数，于是孔子说：如果说管仲知礼，那么还有谁不知礼呢？
但是，据史书记载，周襄王的弟弟带跟戎、翟两国合谋攻打周朝，齐国派管仲到周去为攻守双方讲和。周天子想用上卿之礼接待管仲，管仲叩头致谢并推辞说：“我是陪臣，哪敢受如此礼遇？”再三谦让，才接受以下卿之礼拜见天子。如此看来，管子是履大礼而不拘小礼。至于“俭”与“礼”之内在关系，又另当别论。
或许正是因为管仲的不俭和僭礼，孔子才在与弟子的对话中有了“管仲之器小哉！”的说法。
孔子以“器小”评价管子，其寓意是深邃的，不可作常人意义上的浅表理解。
后儒对这一评价亦有所解析。程子曰：“奢而犯礼，其器之小可知。盖器大，则自知礼而无此失矣。”朱子曰：“愚谓孔子讥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俭，故斥其奢以明其非俭。或又疑其知礼，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礼。盖虽不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于此亦可见矣。”
其实，在《管子》中，多处记载了管子关于“礼”的基本观点。在《牧民》中，管子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军令行。”以后又在《轻重》等篇中多次重申。可见管子从治国行政的角度，亦很重视礼制与社会和谐的关系。而孔子的礼法思想则是对“君子”提出的更高要求。孔子提出“君子固穷”，并进一步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的观点。在孔子那里，即便是在困境中，君子也要能够固守自己的操守，坚持道德上的要求，不能在面临困厄时失去自我约束，做出有违道德的非礼的行为来。两种论点，异曲同工。任何一个心存谨慎的人都不敢妄作孰高孰低的断言。管子从执政者建立社会秩序角度进行思考；孔子从道德层面对承担社会责任的精英提出更高要求，在他眼里，这些包括执政者在内的社会精英对社会的教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学者宣兆琦先生所著《图说管子》一书中，记述身居高位的管仲在接受齐桓公重托之后，向齐桓公索要“富”、“贵”、“亲”三项特权的那段史实，而后援引了《说苑?尊贤》中孔子的另一段话：“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这或许是孔子从另一侧面对管子这位贵轻重、善权谋的伟大政治家的更为切实的诠释。
孔子认为管子功业自满，转而奢华，这是“器小”的表现，但并非轻视管子所建的功业。关于“器”，孔子曾有“君子不器”的提法。这里所谓的“器”，是喻指具有各种用途而不能相通的才艺。朱子从“体”与“用”的关系上作了很好的解释：“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对于“器”的喻指，孔子对跟随自己多年、才能出众的弟子子贡，也只以“琏瑚”之器作为评价。“君子不器”，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是基于政治、道德、伦理观念提出的一种理想的人格规范，是做人的标准，是衡量和评判一个人物的尺度和准则。这些标准和尺度，应当理解为一种由先圣先贤们推崇并记载的、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始终被世人所崇尚的综合素养，而不是可以量化的绝对指标。
学者钱穆先生对“管仲器小”作了这样的解释：“若以管仲比之周公，高下显见矣。”周公在孔子心目中，几乎就是自己所推崇的“周礼”的代表。如此，这个所谓“器小”的评价，从相对而论的观点来解读，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
管子是护卫中国文化的有功之臣。重温中国文化的大历史，我们对管子作这样的评价一点也不夸张。
在《管子》一书中记录管子的思想，其间随处可见闪烁的中华文化元典精神之光辉。在主篇《幼官》中，以四时权衡经济，以五行规矩法令，动、静有致，道、德备施，通篇华彩，中国文化之宝典蕴藏其中。《牧民》篇虽似论政，却也谈及文化，其中论道：“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其他各篇诸如《水地》、《心术》、《五行》等等，所包含的中华文化元素比比皆是。
自三代以来，随着黄河中下游一带农耕文明的发达，华夏文化也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相对于中原农耕地域来说的周边游牧人，不论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还是行为观念上都与中原华夏民族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些以渔猎为主的游牧人被称为“夷狄”，他们不时侵入中原，对中原农耕文明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破坏。春秋时期，随着平王东迁，周王室逐渐衰微，东夷、南蛮、北狄、西戎纷纷入侵骚扰，尤以强悍、粗狂的北狄侵扰频繁。面对夷狄的入侵，周王室只得求助于几位诸侯中的霸主。当时以齐国为首的齐、晋、秦“北方三霸主”担负起了“尊王攘敌”的责任，号召中原民众奋起抗狄。在抵御夷狄入侵的过程中，激发了中原耕农的民族意识，增进了中原耕农的民族凝聚力，同时也产生了“内外有别”的地域文化观念，因而逐渐形成了中原农耕民族的“华夏”意识。
辅佐齐桓公攘夷狄救中国的管仲，在“尊王攘夷”的征战中屡屡获胜，建立了雄伟的功勋，不仅保国、保土，还保护了滋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华夏文化。对此，孔子给予了高度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意思是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使天下一切得到匡正，老百姓直到今天还享受着他的惠泽。如果没有管仲，我们今天大概会按照夷狄的习惯披散着头发，衣襟朝着左边开。因此我们哪能像匹夫匹妇那样，为守小节而自缢于沟渎之中无人知道呢？这一段话，是孔子对管子一生功业的评价，是从“仁”与“道”的高度舍小节而论大功作出的评价。其意义可谓深刻矣！
对此，儒家学者蒋庆先生曾在所著《公羊学引论》中这样评论道：“桓公用管仲，尊王攘夷而救中国，使不绝若线之中国文化得以保存，中国不致披发左衽，故孔子许管子为仁，而《春秋》与桓公攘夷狄为王者之事也。”之后，蒋先生又在近期所撰“王道政治是阳光下的政治”一文中对“王者”这样定义：“简言之，王道政治就是仁政、德政，是圣人政治。王者何？参通天地人、天下归往为王，王者任德不任力，依仁不依霸。”依此论，余以为齐桓公虽在尊王攘夷之事上有功，但自身却乏“内圣”之力，故无善终，以后更无天下归往。
然而管仲之“仁”是肯定的。我们不难设想，如果没有管仲，没有管仲辅佐齐桓公实现霸业，没有齐国政治、军事实力的强大，华夏民族若无力起来保卫了自己的国土和文明，则中国有可能出现“以夷变夏”；又若华夏文明不保，则华夏人便有可能因从夷人、蛮人、狄人、戎人之习俗及其文化，以此推而论之，如果没有管仲，华夏文化的历史将可能被改写，中华文明将可能不复存在。解读于此，作为炎黄子孙，对管仲之崇敬油然而生！
因此我们说，管子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保卫本土文化的有功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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