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首届缪希雍学术思想传承与发展论坛近日在江苏常熟召开。黄老师推荐，大会邀请本人参会，并作发言。以下是发言稿。
常熟的经方名家
南京中医药大学 张薛光
明清以来，常熟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在一些有港口的繁华的乡镇，更是商旅云集，人口稠密。这些因素对医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常熟的鱼米多，藏书多，药铺多，中医也多。丁甘仁在《诊余集》序言中说：“吾吴医家之盛甲天下，而吾孟河名医之众，又冠于吴中。”但据陈道瑾等人统计，常熟有文献记载的中医人数超过常州武进地区，而且名中医不少。如缪希雍（1546-1627
）、钱潢、邵聿修（清末民初名医邵聿修,系常熟支塘人,与同时代余听鸿氏齐名。“常熟支塘邵聿修先生，余忘年友也，医道之识见心思，超人一等，而喜《景岳》《医通》两书，偏于甘温，其生平为人，性直气爽，不谈人短，不攻同道，不恃己才，不耻下问，深可敬也。余每过之作长夜谈，娓娓不倦。余有过，彼戒之；余有善，彼赞之。”）、陈憩亭（清代外科名家，虞山墩头丘陈氏方）、吴学如（1853-1900
）、吴橘泉(1879-1926)
、裴雁滨、吴半淞先生（1898-1966
）等，还有当代著名中医临床家、原常熟市中医院院长陶君仁（1907-1988
）先生及其学术传承人、江苏省名中医周本善（1928-
）先生，南京中医药大学附院中医儿科专家江育仁（1916-2003
）先生、中医肝病专家邹良材（1910-1988
）先生，上海中医药大学柯雪帆（1927-2009
）教授，等等。还有不少原籍不在常熟，但侨居常熟的，如喻嘉言（1585-1664
）、程应旄、罗美、柯韵伯（1662-1735
）、余听鸿（1847-1907
），皆是史上名家。 在常熟为什么涌现出如此多的名医名家？除了经济文化教育比较发达之外，与离不开常熟的中医前辈们矢志不渝的努力密不可分。一 医德 我们常说，医乃仁术，常熟的中医先辈们崇高的医德医风，践行着这句话，千百年来在百姓的心目中积淀下来形成了医生的职业道德和行业准则。 他们为人正直，救死扶伤，处处为患者着想，他们不贪图金钱，不随波逐流，敢于对流俗说不。缪希雍诊病胆识过人，又心细如发，心气坚定而性格耿直，不为俗医所惑。往往命垂一线的危重患者经他救治而转危为安，他只是捋起手臂，满心愉悦，既不邀功，也不索谢，丝毫不计较名利。上自王公贵族，下自田舍间人，一概如此。对索方者他豁达无私，绝不吝啬。弟子丁元荐在《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序言中更是将他行医时的风格描写得栩栩如生：“为人手疏方，辄奇中，其所诊视，及刀匕汤液，与俗医左，俗医不能解辄谤，遇险怪证，数年不起，或皇遽计无复之，必拱手，请质缪先生，仲淳往往生死人，攘臂自快，不索谢……仲淳意所独到，坚执不移。至俗医相顾却走，意气闲定自若。其察脉审症，四顾踟躇，又甚细、甚虚、甚小心。” 余听鸿先生，他自幼家贫，童年在孟河当药店学徒，生活十分贫苦，后得孟河名医费兰泉赏识而入其门下学医，结业出师、成家立业不久家兄又病故。我们看他的诗稿《随吟拾草》，或多或少流露出些微的悲叹，如“萍踪客地十三载，虚度尘寰廿七年”“生平气格是高孤，听凭他人笑我迂，误入经营如役仆，只因寒馁少人扶”“家内瓮飨虽不继，架中书卷幸成堆”。同时又能看出，他并不担忧眼前的穷困，他性格坚毅、豁达。1882
年，时年35
岁的余听鸿应友人邀请来到常熟行医，治愈数例大症险症，从此医名大盛，后寓居常熟，精通内科、外科，被誉为“余仙人”。凡贫苦人求诊，他不但不受酬，而且周济药资，遇危急病症，常忘却己事，整天地抚慰存问病者，而不厌倦。他用金匮肾气丸治愈了琴川年十九赵姓女的关格病，“焦劳两月，始能治痊，亦生平一快事也”。又如治疗常熟百岁坊十八九岁戴姓女的痉厥病，贫不能服药，束手待毙，他贴补药资三干余文，仍说“愈此危症，亦生平一快事也”。 他们有正义感，有社会责任心，拒绝庸俗。 缪氏对药物的注疏是本书的特色。而当时的医学界，“学无本原”的现象令缪仲醇极为痛心，于是对《神农本草经》正文药物功效进行逐字逐句解说，在缪氏之前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后世认为缪氏高举尊经复古的旗帜，“以复古为主，唾弃宋后诸家之论，在当时可称新派”（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 喻嘉言临床擅用经方，他创制的著名验方清燥救肺汤，也脱胎于仲景竹叶石膏汤。喻嘉言有感于庸医误人而为中医辨证施治制定“戒律”，所以在74
岁高龄的时候写成《医门法律》，他说：“谈医者，当以《灵》《素》为经，《金匮》为纬。”外感遵《伤寒》，内伤法《金匮》。《四库全书提要》中说此书“专为庸医误人而作，分别疑似，使临诊者不敢轻尝，有功医术”。医学经历宋元明三朝，受理学性命之学的影响，很多医家对于临床问题的研究更多采用的是哲理性的思辨，如张景岳、孙一奎、赵献可等人研究太极命门水火，进而施之以补阴补阳、滋水壮火、补脾补肾之法，医界遂出现了滥用温补的风气，这又恰恰相合于民俗。所以，这股风气至今犹有余蓄。喻嘉言并不是要杜绝温补之法，而是强调治病必先识病，他说：“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病经议明，则有是病即有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喻嘉言的话不啻为当头棒喝，令人醍醐灌顶。他要做的就是推动中医学回归到临床医学的科学发展轨道上来，并呼吁同道们多读经典、尊重前人的学术经验。
陶君仁先生，江苏省名中医，为常熟市中医院创始人之一，治病恪守医乃仁术，济人为本的宗旨，重视实践，穷研医理。主张熔古铸今，从继承中求发扬，其医德医风、医道医术之高，众口皆碑。尝强调道术合一：“道无术而不行，术非道而不立”。
二 医术 常熟的名医医术都是精湛的，一流的，他们用神奇的毋庸置疑的疗效使老百姓始终信任中医。 缪仲醇擅长使用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治疗温热病，擅长治疗血证，提出如脍炙人口的治吐血三要，善于清润补脾，创立的资生丸，虽为保胎而设，后世广泛用于脾虚证，与《金匮要略》甘温补虚的薯蓣丸遥相呼应。临证时十分注重情志因素。他说：“情即神识，有知不定，无迹可寻，触境乃发，滞而难通。”这些触景生情，缠缠绵绵，物而不化的情志病类似于现代临床的神经症，缪氏主张不宜全仗药石攻治，必须配合心理疏导，“应养性怡神，发舒志气以解之”，所谓心病还须心药医。缪氏还强调，年轻人的阳痿也有因志意不遂，阳气不舒，闷郁而痿者，不宜妄补阳精，“宣其抑郁，通其志意，则阳气立舒，而其痿立起矣”。这种心因性的勃起功能障碍，用疏肝解郁、理气调神之法屡屡获效。但在温补之风盛行的明代，像缪氏这样注重情志因素，关注患者心理，不妄投药石的医家屈指可数。 余听鸿，清末江苏宜兴人，精通内外科，对仲景学说钻研尤勤，能灵活运用《伤寒论》方调治杂病。他说：“仲景之方人皆畏难不用，然病至危险，非仲景方不能挽回耳。”如以桃核承气汤合抵当丸治疗少女闭经，用黄连汤治疗噎膈反胃呕吐，乌梅丸治久痢，桂枝加龙骨牡蛎回阳救逆固脱，黄连阿胶汤治下利便血，炙甘草汤治肺痿、秋燥，附子理中汤治大便阴结冷秘，金匮肾气丸治肾虚水肿，理中汤治中虚单腹胀，旋复代赭汤治噫嗳等。他曾说：“人云仲景之法能治伤寒，不能治调理者，门外汉也。”
陶君仁先生擅长善养肝柔肝调治内伤杂病，所创柔肝饮生杭芍１５ｇ，生甘草３ｇ，生麦芽１５ｇ，生木瓜１０ｇ，绵茵陈１５ｇ，嫩连翘１０ｇ，薄荷梗（后下）３ｇ７味组成一方治疗胃脘痛屡用屡效，我的老师黄煌教授亦常用此方治疗其人消瘦、大便干结、脚挛急的肝硬化、糖尿病患者。如少腹攻撑作痛、便溏或便粘冻、舌红、脉细弦，有情志不遂史，陶老称为肝泄，要用乌梅丸加柔肝饮、柴胡、吴茱萸等。此外还擅长使用黄芪建中汤、半夏泻心汤、五苓散、附子理中汤、补中益气汤等经典方。《陶君仁医案》油印本曾在学术会议上交流，另有《医话集锦》一册，系其诊余闲暇之时口述，学生记录整理而成，但都未见正式发行。正当引以为憾之时，获悉《陶君仁临证医验集》已于今年3月由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
江育仁先生是常熟白茆镇人，十七岁拜常熟著名儒医李馨山为师，开业行医，专治小儿科，其效不著，于1936年负笈上海，随近代著名中医儿科大家徐小圃先生学习，掌握了小儿急性热病的重危病例、特别是麻疹合并肺炎时运用温阳药的经验。江老在病房用四逆加人参汤、参附龙牡汤合生脉饮抢救高热神昏、心衰呼衰的患儿成功率很好，即得益于此。
三 医著 常熟的中医勤于著书立说，笔耕不辍，在本草学、《伤寒论》研究等领域很活跃，而且成果丰硕。 自宋以来儒医多喜谈五运六气，有“不明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一说。缪氏则公开批评五运六气之荒谬，他认为五运六气是天运气数之法，绝非医家治病之书。他曾研读赵开美翻刻的宋版《伤寒论》，未见记载五运六气之说，而且六经治法之中亦无一字谈及，“予尝遵仲景法治一切外邪为病，靡不响应。乃信非仲景之言，不可为万世法程。”由此可见缪氏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的个性和学术品格。所以他尤其重视药物、单验方实际效用的收集、考订，论药多能切中肯綮，绝少浮泛空论。《神农本草经疏》就是他历经三十余年完成的力作，也是他临证经验的结晶。所以，后世认为缪氏高举尊经复古的旗帜，“以复古为主，唾弃宋后诸家之论，在当时可称新派”（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 钱潢，字天来，江苏常熟人。童年患伤寒，几成不起，续得痛痹，复苏之后遂立志学医，致力于仲景学说研究，清康熙四十六年（1708
年）著成《伤寒溯源集》，以研究六经分证治法为指导思想，同时吸收了方有执、喻嘉言三纲鼎立学说。 程应旄，字郊倩，安徽歙县人，一说安徽休宁县人，清顺治、康熙年间在世，生卒不详。迁居常熟后的康熙九年（1670年）程应旄著成《伤寒论后条辨》，他认为《伤寒论》为百病立法，“仲景非是教人依吾法去医伤寒，而是教人依吾法去辨伤寒；非单单教人从伤寒上去辨，乃教人合杂病去辨”。他还认为“仲景之六经，是设六经以赅尽众病”，明确提出六经不仅见于伤寒热病，还可以见于杂病。这一看法，不仅仅是谈六经，其实是将《伤寒论》六经辨证的方法从治疗外感热病指引到治疗临床各科杂病，这是《伤寒论》理论研究的一大创新，对后世影响极大，这就为伤寒方的扩大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持此观点者，后世有舒驰远、柯韵伯等，我校陈亦人先生也是这一观点的倡导者。 柯琴，字韵伯，浙江慈溪人，后迁居江苏常熟。著有《伤寒来苏集》（1729）八卷，该书包括《伤寒论注》《伤寒论翼》《伤寒附翼》三个部分。柯琴说：“仲景之方因症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证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我的老师黄煌教授曾这样评价柯氏：柯琴强调了六经为百病立法，实际上是强调了《伤寒论》对各科临床的指导意义，《伤寒论》不是外感病的专书，更不是为伤寒一病而设，而是研究机体在疾病中的整体反应状态。这个思想，代表了清代伤寒学研究的最前沿。相比较而言，柯氏论证精辟，文义畅达，用词典雅，读起来脍炙人口，而喻嘉言精通佛教，书中常有因果、轮回之词，程应旄论述欠精要，后人评说“闲活太多，举引经史百家之言及歌曲笑谈，无所不至……”故柯氏之书为历代《伤寒》注本中最著名者，对后世影响很大。 余听鸿所著有《伤寒论翼注》、《外证医案汇编》、《诊余集》。其中《诊余集》以追忆的方式记载了余听鸿用经方亲手治愈的大症及疑难杂症，兼及平日得之师友间的治验，文笔流畅，语言生动，尤其是现场感极强，如有身临其境之感，案后每有临证感悟，也让人回味无穷，故此书最为后人推崇，是一本极佳的清代医案读本。此外，他还有手稿《海虞寄舫医案》二卷，计37
门328
案，藏于辽宁中医学院古籍部，未梓行，还有诗稿《随吟拾草》。 上海中医药大学已故柯雪帆教授，曾任上海中医药大学伤寒教研室主任，张仲景学说研究室主任。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笔名明坚发表中医章回小说《医林掇英》，实系以其老师、沪上名医金寿山临证经验为素材创作的，均为用经方治疗疑难病症的探讨，出版后不仅受到国内读者的普遍好评，并全文翻译，在日本刊行，受到日本汉方医学界的重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对张仲景的用药剂量作了实测，推算出东汉“1
两=15.625
克，一升=200
毫升”的结论，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1983
年《上海中医药杂志》，引起很大反响。此外，对《伤寒论》腹诊研究也非常深入细致。 以上这些名家，只是常熟中医先辈们的代表，千百年来，还有无数人默默专注着他们热爱的中医药事业。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只有每一个中医人认真继承中医前辈的学术经验，提高临床疗效，在当前又能求真务实地解决现代临床上纷繁复杂的疑难问题，我想我们的中医事业一定能够取得实实在在的成绩，也就对得起先辈们缔造的这份家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