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最近汇总发布了新的议院游说统计，其中包含了过去一年里各利益集团对英国议院通过种种方式示好的行为，涉及到的金钱也为数不少，如巴克莱银行就慷慨赠与议会中“贸易与投资跨党派团组”40000英镑(现约合380000人民币)。作为英国最大商业银行之一，这样公开给议院“送礼”，数字还记录得清清楚楚，却并没有人大惊小怪。这是因为欧美等国流行已久的游说传统。
西方的游说在古雅典就已经开始活跃，而“游说”(lobby，在英文中同“休息室”)一词，一般认为起源于英国议会大厦的休息大厅。政客们在此互相交谈，倾听别人的意见或请求，再带着这些回到会议室继续讨论。发展到现代，游说已经变成了民主社会里一种常见且有效的政治手段：社会各方都需要在议会、法院拥有维护自己权利的声音，而政治团体也需要人来支持、资助他们推广自己的政见，于是双方通过说客的斡旋达成合作。
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担任说客的往往是优秀的学者、律师、前政府官员，他们可以有效调动资源将民间团体(包括企业、公益组织等)的声音最大化，将沟通变得更加有效。如1979年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进行第一次国际议会选举，身在布鲁塞尔的说客们有效地担任了桥梁的角色，让民间利益集团不至于面对陌生的候选者手持选票茫无头绪。
如图中所示，无论你的诉求是发展全球卫生事业，还是支持本地的足球运动发展，在英国你都可以通过游说来光明正大的表达，专业说客还会帮助你找到最合适的倾听者，各尽所长，各取所需。而在美国游说活动则更加兴盛，说客云集的“K街”聚集了政、商、法界最杰出的头脑，根据美国政治钱线网的数据，2013年第一季度美国的游说资金就达到8亿3千万美元。
资金在游说活动中是合法的，这自然引发了沟通变为买通的担忧。说客们的资格和其游说活动受法律监管(尽管这种监管有时并不容易)，如在美国说客们受雇之后或第一次与国会议员接触后45天内必须进行注册，而注册过的说客们每个季度都要为其所有客户单独进行文件申报，包括游说资金数额和自己的收入。在文件中他们还要宣誓不赠送违反官员操守的礼品。
美国在1995年制定《游说公开法》，2007年又推出《正直领导和开放政府法案》，对于游说活动的监管力度随着游说产业的发展水涨船高。而英国在2009年规定各政府部门部长需每季度公开详细的受游说情况，同时扩展了需要报告受游说状况的职务名单。
虽然游说制度在欧美民众中颇有争议，但这样的制度是基于公共政策公开讨论的框架的。即使是前不久因接受对方4000英镑(约合人民币38000元)进行有偿游说，而辞去英国保守党党鞭职务的帕特里克·莫瑟(Patrick Mercer)，也只是给了行贿者接触议会其他议员的通行证，以及帮助他们在国会上提问而已。
中国的游说文化其实也有很长历史，《战国策》中就记载了不少说客的故事。在当前体制下，“中国式”游说则是换了另外一番模样。老百姓上访进言自然是有难度，即使是更有能力的地方政府，也常常要经过被戏称为“跑部钱进”的环节才行。而这其中的资金流向，就不是《卫报》编辑们算得清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