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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有人说，是由智力体系、知识体系、方法与技能体系、非智力体系、观念与思想体系、审美与评价体系等，多个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如是，那“智慧”这概念无论内涵或是外延都确实够庞杂的了，于是，就绝对不会是单一的智慧，也不会是任何一个个人所拥有的智慧就能覆盖的，不然，必将陷入智慧的泥潭，凡是陷入单一智慧的，就有走向片面的危险，因为，泰戈尔早就告诉我们，世界上哪怕距离最远的事物都可能具有千丝万屡的联系，而一旦切断这种联系，演化的后果就可能是可怕的。 似乎任何一个人在他的人生过程中都想获得智慧，或许一方面透过智慧看世界到底有多精彩以满足好奇心，或许通过智慧创造或改变人生使其更快乐、更精彩，或许还有人说，难得糊涂，但糊涂的适当，那也是一种智慧，但是，世上的事往往很奇怪，想得到的偏偏得不到，另一方面，由于智慧的庞杂及其千丝万屡的联系与相互之间的制约，使得人们有可能是煞费苦心以后，却往往掉进单一智慧的陷阱，而走不出来，当然，也有人期盼获取大智慧，以局部的糊涂换取整体的聪明，但是，介于人类对世界认识能力的有限、以及个人生命的有限、科学成就的不完善、以及认识方法论缺陷，价值判断就往往带来更多的武断，而且，似乎，想获取大智慧的雄心越大，损失也就会越大。同时，智慧太大难免空洞，宏观的目标是有了，但如何实现却成问题，甚至是不可行，于是，这样的智慧也缺少了意义。 仔细考究一下普通人的聪明才智，会发现，这种聪明才智的概念是建立在世俗观念上的，与文化息息相关，而世俗文化决定了普通人的审美价值观念、审美价值取向，但，不可否认的是，智慧，远远不是朴素的聪明才智所能表达的，离智慧的境界相差很远，也必须认识到，文化、文明的真正提升，就必须使普通的聪明才智的含义的层次有所提升。 单纯的精明恐怕算不上智慧，因为，它比智慧缺少太多太多的内涵，我们时常遇到，有人思维非常敏捷，但是，似乎仅限于敏捷而已，中国人聪明、计算能力强是有名的，但这却没有换来我们对文明史、文化史、科学史上的多大贡献，这有些不对称，这应该说明了我们的文化的层次还有不足，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农耕文化，“忠孝”、“亲情”、“勤劳”、“善良”，似乎都是我们民族的标签而加以大力弘扬，有时想来，似乎是自己幽默了自己一把，辩证法的意义就在于它没有忽略世界上任何两件事的联系，而不至于走向反面，“忠孝”、“亲情”、“勤劳”、“善良”，的确都是对的，问题是，这是否就是全部？把人类所有应该具有的美德都列出来似乎不难，而要让一个人具有所有这样的美德，这个人还是否会是一个具体的人？这样要求还是否有意义？实际上是，过于强调了一面，就必然掩盖了另一面，可是，我们对这另一面是否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得到了重视？于是，我们必须正视一个问题，文化层次决定了智慧的层次，那我们的文化环境抑制的哪些智慧的发掘？对于普通人，我们的文化会告诉你，如何如何做，如何如何安排自己的一生，可现实是中国人祖祖辈辈辛苦、每天工作时间最长，拿到的工资较少，他们到底获得了什么样的智慧？我们的文化环境又帮助他们获取了多少智慧？聪明的国人，也是精明的人，只是我们的文化环境没有使他们具有更多的思考能力，没有更多地发挥自身的潜能，反倒是看到更多的是，孩子一出生似乎就被固定了的生存模式，一出生就似乎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一出生就要接受漫长的意志的训练。 理想主义似乎倾向于以轻视个体的价值、轻视细节，忽略了细节的复杂性，牺牲细节价值来维持目标价值，也似乎必然带来思维的呆板与惰性，只要按着圣人的思维，剩下的就是刻苦、努力、拼搏，但是，按照非线性科学的思维、分形的思维，任何现实的整体的局部都有丰富的、复杂的细节、内涵，决定了个体面对于细节的智慧有选择的机会、创造的机会，如果文化环境能够适宜把这些机会挖掘出来提供给个体选择，个体就会激发活跃的创造性的思维，否则，就是统一的被思维的模式，实际上是承认自然与人是受确定性思维支配的，这显然不符合非线性科学的发展思维。但要突破这一点，似乎就必须首先突破认识论的局限，可是，按冯友兰的观点，认识论在中国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也许是因为圣旨太多，知道的更多的是该作什么，而却得不到苏格拉底式的启发思考，从而缺少对一些本原的问题进行思考的能力与勇气、探索的习惯，而这些，对于追求目标、理智、功效、利益、功利思维来说，似乎就是不务正业，或者说都是浮云而被抛弃了，于是，我们的思维越来越窄，智慧越来越单一，创造性自然就越低，相对于聪明、计算能力强，更多地被用于实现既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我们是否可以说，我们对自然、对人类自身的了解还很不够？然而，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不按照规律办事，后果慢慢都会找上门来，正如埃德加莫兰在他的《复杂性思想导论》中所说：“……复杂性又会返回我们身上，甚至是通过它们被驱逐的途径重新返回”，因为它们是不能忽略的，是事物的重要细节。 说这种智慧朴素，是因为它迎合了人的最朴素的情感，最起码应该考虑到的，适合朴素、勤劳、善良的中国人的思维，但是，自然以及人自身的奥秘，绝非仅只这些，而且，随着科学发展，思维观念必然进步，我们就会发现更多的不适应，说它朴素，是因为，他不完整，一方面是因为，自然的复杂性不是确定性所能支配的，另一方面，“演化”是在时间的每一个细节都在发生，这种演化的效果和作用，远不是理想主义的一下确定了之的。同时或许不够具体（似乎不是真正地建立在人性尊重的基础上的）。建立在不完整的智慧基础上的按照逻辑演绎时间越长，估计就象罗素所说那样：“结论越有趣”。看来，我们是不得不面对人类科学的难题，不可回避。 “近代世界与以往世纪的区别，都可归源于科学，科学在17世纪取得了极大成功，科学产生的新概念对近代哲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通常所言的近代史时期，人的思想见解和中古时期存在诸多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教皇威信的衰落，科学威信的上升，别的分歧与这两点都有关系”罗素《西方哲学史》，科学从17世纪的天文学、力学到20世纪的相对论、量子力学，以及20世纪中叶的非线性科学的进展，使伊利亚.普里戈金宣布了牛顿确定性体系的破产，使人类的文化、思想、智慧极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进一步丰富了认识论的内容，也让人们不得不直接面对世界的复杂性、面对时间难题、面对世界的本原问题。“科学家的信念不是武断而是尝试性的信念，它不依据权威不依据直观，而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罗素《西方哲学史》），这也是认识论的科学观，也是真正的科学的态度，其实，也是带给人们一个启示：人类的智慧不是武断的、也应该是尝试性的、并且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不断出现奇迹，这种奇迹有没有尽头，是不可预言的，从而不应该受确定性的控制。 “智慧”，的获取一般受到两种情绪的激励，一种是人作为人的追求“真”“善”“美”的天性，另一种是来自利益的激励，第一种激励是纯洁的天性激励，是一种持续的、关注细节的、面向过程的、基于情感的激励，是一种促进思维活跃、联想自由的、松弛的激励；第二种是世俗文化的激励，是一种面向目标的，过于理性的，计较得失的，具有贪婪性的激励，是一种受理性支配、确定性思维支配的激励。按历史的实例，第一种激励对人类的文明贡献的更大。第一种激励是理性与情感的结合，是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基于逻辑的发现，而中国文化似乎追求一种无所不包的、宏观的智慧，可是这必须有雄厚的科学研究的基础、数学与哲学的基础，如果形成一种激进的思维，那么，智慧就必然空洞，缺少价值、至少是缺少现实的价值。 伊利亚.普里戈金在他的《确定性的终结》中说到：“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一贯强调主体和客体的二元性，这有悖于注重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而何兆武在他所翻译的康德的著作：《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一书的译序中说道：“当代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们，有些人每好谈天人合一乃中国思想的特征，其实这是一种无征不信似是而非之说，因为古今中外一切哲学讲到最后没有一家不是指向天人合一的，宇宙和人生终究要打成一片的，天道、人道终究不可能不是以一贯之的”，想来也是，作为自然中生物链最高端的人类，与天然不合，就只能带来世界的混乱，但是，始自笛卡尔的近代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分析体系，具体、慎密，虽然具有二元性以及个人主义的，但是对西方近代文明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似乎，他的二元性以及个人主义的倾向，使他能够从确定性的枷锁中得到解脱，而他的逻辑性又能保证他获得成功。相反，如果拒绝了二元性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不知道他能否依然这样辉煌），所以正如伊利亚-.普里戈金在他的《确定性的终结》中所说：“我们必须保留已经证明相当成功的西方科学的分析观点”，相比于西方文化的细致、慎明，中国文化从它的语言艺术上都显得很宏观、注重归纳的、综合的、结论上的，而不是、分析的、演绎的、追根纠底的，就象中医和西医的差别一样，注重结论，指出了目标、指出了理想状况，对过程的细节关注的就必然少，细节是演化出来的细节，是有诸多微妙关系的，也是有诸多不确定性的，而演化的过程时时刻刻都在进行，况且，作为人生的时段，对于历史事件的时间间隔来说实在是短暂，于是，人生之路上偶然、困惑、迷惘实在是自然，这或许不是一个目标就能够解释得了的。伊利亚.普里戈金宣布了世界确定性的终结，我们不能说一个目标对人没有影响，但只是一个目标对人生的影响很不够，还需要有更多的能够决定细节命运的智慧。可是，这些智慧从何而来？文化如何帮助人获取这些智慧？值得深思。 如此看来，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体现在审美价值观念上就是，西方注重细节、过程，它的文化里面充满了细节的震荡与创造，可以说是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内容，中国文化注重宏观、注重目标、理想，它的文化里面透露出宏观的美感、对称的优美，但细节由于受大的目标的约束、规范的太多，就缺少了选择、创造和震荡，有的是更多的为了目标而长期的勤劳、刻苦、努力，甚至是倾注毕生精力，这似乎是一种力量、应该是一种文化的力量在驱使着人们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只不过这种力量过于强大，淹没了个性、使个性没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的机会，淹没了人性的本能，而更多地作为物、机器、工具而发挥其物性、机器理性、工具理性的作用，以实现文化要求的长远的目标，而这种要求，对于有独立思维的人，对于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来说，就会失去更多的尊重。尽管我们一直称之为大智慧，但似乎还是有武断的成分。 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写到：“一个开始学习中国哲学的西方学生，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语言的障碍，其次是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一个西方人开始阅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印象也许是。这些作者的言论和著述往往十分简短，甚至互不连贯”，西方人看中国哲学书籍很难看懂，因为，其中的名言、警句太多，宏观大道理或者说大智慧太多，而西方的哲学家的著作似乎很细致耐心地在给读者解析。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对笛卡尔有过这样一段赞誉：“笛卡尔不是以教师的身份写哲学，而是以发现者和探究者的姿态执笔，渴望把所得传达给人，他的文章笔调平易，不是供学生们念的，而是给一般生活中明白事理的人看的，近代哲学的开拓者有这样的文学感，真是近近代哲学的幸事”。听一听中国音乐，一般地来说，曲调比较平缓、委婉，体现出一种纤美的味道，而西方音乐，节奏就有了跌荡起伏，个性、细节、整体轮廓也会表现出来。而体现在中西文化对个性的尊重方面，也似乎如此，尊重个性、人性，也就注重了细节，而注重目标、理想、追求楷模，就必然忽视个性、细节，而指出一种理想的模式，让大家照做。细节的创造就被淹没了。关于二元性，似乎即便是物质第一性，也不能忽视意识这个第二性，即便是时间有起点，意识的发展历史已足够使我们不能随意忽视它，加上世界的复杂性以及人类对自然以及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对人的意识这个系统以及其演化特性还是不能轻易轻视。 在远离平衡点的非线性区，系统通过和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形成的有序的结构称为耗散结构，而要保证它能够形成，它的关键是远离平衡点、非线性系统，借助不了外部支持，或接受过多的外部干预都是不成的，但控制的失当，是不能形成有序结构的，系统自身会失去自调节的能力。而系统内部自调节的能力，是系统区别于外部环境的显著的特性，对于主体的人来说，正是人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智慧的发现者，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保护的，而不是强行的命令式的，而有损于人格，埋没了个性，就无所谓智慧了。 有人说，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所到之处带去的不都是血腥，而还非常注意欣赏、保护、发扬文化，所以，意大利的弗罗伦萨至今还保存着若干中世纪的建筑、文化，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罗马帝国与文化的关系”一节中，政府与文化的统一一段中写到：“希腊伟大时代的许多成就之所以没有象米诺时代的许多成就那样失传，首先归功于亚历山大，其次归功于罗马，公元前5世纪如果崛起了一位成吉思汗的话，很可能把希腊化世界中一切重要的东西一扫而光，薛修斯只要再稍微能干一点，就可以使希腊文明大大逊色于他被击退以后所出现的情况，…… 这些西方征服者具有清明的头脑,能赞美被自己统治的文明,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保护它”， 罗素，西方哲学史，中国商业出版社2009年1月[注：米诺文明，米诺斯文明，也译作弥诺斯文明，是爱琴海地区的古代文明，出现于古希腊，迈锡尼文明之前的青铜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前1450年。该文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克里特岛。]。 这就是文化层次的差异，也是智慧的含义的所在，文化层次不足的时候，审美价值观念就成问题，智慧就可能退化为单纯的、狭隘的精明，不过，此时，精明就可能意味着对文化的卤莽，意味对文化的误读，于是，就会出现，越精明，后果就越可怕的情况。于是，文明程度的不足，人越精明，或许智慧的价值越低并可能越具有破坏性。 有一个矛盾，似乎是一个悖论，智慧无论如何是不能排除个性化的，需要心静下来，甚至是较长时间地静下来，思想的生产、智慧的生产、文化的生产都是离不开个性化环境的，而社会的组织是趋于集体化，那我们怎么来协调这个矛盾，是不是可以说，社会的集体化程度越高，智慧生产的速度越低下？ 社会上的部门最起码的底限是生存，但生存的方式不尽相同，因为工作不同，流水线上的工人必须按着规则操作，创造是特殊情况下发生的，或是业余时间的事，经理们未必总在班上，因为工作事件似乎每时每刻每地都在发生，科学家应该有他自己的思维空间，文化环境如何保证社会中不同身份的人具有获取智慧享受智慧的权利？ 探询智慧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类对世界以及人类自身认识的过程，而人类对自然以及人类自身认识过程同时又是实践、冒险的过程（似乎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过程必然参杂着杂念（利益与私心、功利）），其始终受到科学难题的制约，时间到底有没有始点、世界是否是可逆的（或者说世界是否可以被确定性所控制）、世界是否是可分的、世界是否是可知的，这些问题是人类的探索、实践、冒险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而对之所采取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是否对客观世界的尊重，避免武断。 回到教育上来，我们面对的两个困难：其一、我们如何能让学生静下心来读书？其二、我们如何增强对学生探索智慧的第一种激励？当然，这些首先是文化问题，但教师的作用还是不可替代的。 知识可以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是智慧的源泉，但利益却可以使人走向邪恶，当知识被利益所利用的时候，知识的真、善、美的属性就已经蜕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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