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东西流行开来都容易使人盲从。譬如，前两年冬天流行一种仿真肉感丝袜，明明厚如毛裤，黑丝下却是内加绒肉色底袜，穿上它可以制造一种冬天稀罕的肉感。这种袜子若是纤纤细腿套上或许能达到塑料衣模穿丝袜的效果，逼人眼睛攀爬。可流行催人，象腿们也纷纷上阵，结果街头就出现了另一番景象：一条灰呢短裤走过，两节泥藕杵地，好一幅壮硕的都市残荷秋意图；若走得再近一点，会进一步发现，那些“肉”透过劣质黑丝正横射波状幽光，瞬间秒杀欲望。所以，流行面前冷眼相待就成了特立独行的一种品质。今年流行到糜烂的那句套词，舌尖上什么，连“舌尖上的恋人”这样的造句都现世了，再聊吃显然有被追风嫌疑。
爱吃，关注别人怎么吃，甚至怎么写吃，我一向有这个癖，流行与否是别人的事。从袁枚到唐鲁孙，从汪曾祺到蔡澜，从王世襄到殳俏，从厨师自传到菜谱罗列，我都看得津津有味，其中文人持字横行，写起吃来自然也占尽先机。一棵野菜写几千字，一道妈妈菜端出人间温情，范用先生编辑的《文人饮食谭》虽然收录的文章基本出自老前辈之手，但吃这件事，从来都是讲究继承与创新并蒂的不是吗？
汪曾祺写昆明的鸡枞，几十年过去，至今无人能逾越一个“腴”字的口感。用文字准确表达食物的味觉感应，汪老当是高手中的高手。刘半农、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叶圣陶、梁实秋、郁达夫……49位作家、学者眼中的美食记忆又如何呢？钱钟书说，“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小姐的阔佬，宗旨倒不在女人。”想来钱钟书吃饭是没什么乐趣的，要不这么美好的事情他怎么能如此刻薄。不过他倒是话丑理正，中国人以菜品决定了一顿饭的质量，这一点从未变过。
又读到林语堂，林语堂说他自己对饮食绝不马虎，吃得让自己舒服一些，吃得让自己眉开眼笑总归不是什么过错，并引申出一段议论，说他很不理解英国人吃东西为什么那么不讲究，一杯咖啡一杯茶加一快面包也吃得津津有味，很怀疑他们的味蕾是不是出了问题，并说：“英国人很不屑钻研厨艺，一个民族不乐于谈论饮食，这个民族的饮食通常也就没什么发展。比较而言，中国人显然是乐于谈吃从而推进这项事业的。”言下之意，对英国人单调的饮食习惯和迟钝的味觉很有些不屑。
中国文人为饮食著书立说向来是不吝笔墨的，数量堪称世界第一，而在很多西方文豪们眼里，大书特书饮食男女，是庸俗可鄙的一件事。爱尔兰剧作家乔治?萧伯纳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有一回因足裸扭伤躺在床上，医生指示要他吃肉，他的回答是：宁可死去，也不愿让肚子成为动物的坟墓。他来中国访问，看到大街小巷餐馆林立，男男女女围坐在一起旁若无人大块吃肉，就很是生气，别人招待他吃饭，在餐桌上只要看见肉，立即就做出一副厌恶的表情来，说是“动物是我的朋友，我不吃我的朋友。”萧伯纳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贪吃，还说：“很奇怪，中国人自外表上看来，竟然都比实足年龄为老，我想，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不像我一样吃素，不是我看起来年轻，我的容貌与年龄相仿，只是其他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罢了。吃尸体的人便是这样，还能期望他们怎么样呢？”
不管萧伯纳如何挖苦中国人的吃，可是中国人还是照吃不误。在中国人看来，名以食为天，饮食男女，都是天下第一等的大事，一样都不能落下。吃，大概是人的天性和本能，婴儿感受这个世界，就是从抓到什么都往嘴巴里送开始的。“乾隆6年借西定王府更房开设的和顺居，就专以白肉及其他取自猪身的菜久负盛名，至今已有250年的历史。民国以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日只限一猪，卖完为止，去晚了就吃不到。因而嘉庆时诗人张子秋的竹枝词有‘缸瓦市中吃白肉，日头才出已云迟’之句。现在则终日供应，直到夜宵，来者无向隅之叹矣。”中国人对吃的不厌其烦，在王世襄先生看来，仍然是吊胃口最好。这种滋味，一个素食的外国人萧伯纳又怎么能明白。
“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和最高的裁判。”这些放下架子恣意妄为的闲趣文章，可谓美食与美文一锅炖。其中，我最喜欢的还是袁枚、唐鲁孙和汪曾祺讲吃。袁枚写本事，唐鲁孙写奢望，汪曾祺写兑现的美好。袁枚是真正爱吃，这个来自清代的大文人，不但文章好诗好，吃东西也是食不厌精，见到好吃的，动辄要人家告诉他这道菜是怎么做出来的，记下来后回家告诉厨子：你就照这个样子做几样好吃的出来。袁枚的《随园食谱》，是美文，也是美食大全。或许是因为汪曾祺写过很多关于昆明菜的文章，觉得这老头格外亲切一些，好像他至今仍坐在昆明某家馆子的一角，可爱的像一只偷食的猫。至于唐鲁孙，一辈子吃遍了大江南北珍馐奇绝，即便洪七公在世也只有仰慕的流口水。他讲到天下好吃好玩的事，一口气可以写十多本书，这等艳遇不是谁都有机缘的。
读文人的美食文章，但凡他们写童年的美味，总是格外动人。它们无一例外地被时间陈化，情感保温，所以经年不散。美味都定格在童年，这算是长大的代价吗？连味蕾也变得粗放可憎。在这类文章中，无论古今，作者本人的主观辨识总是他笔下美食的底色。即使是殳俏专栏里的美食，抛开食材价格的不同，作者的主观意识再加上世俗认定，食材也被很无辜地分出个高低贵贱。中国文人在这一点上倒是显得更烟火气一些，黄裳写过《马先生汤》，周作人写过《故乡的野菜》，梁实秋写过面条，他们乐于花笔墨在那些“轻贱”的小菜小吃上。而这等寻常小菜，恰恰是日复一日最能占领我们记忆和餐桌的美味，是中国人一辈子最乐意浪费时间屁颠屁颠的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