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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竟要直面这么多“劲敌”

 红瓦屋图书馆 2013-06-20

黄荣华

教育不只是学校的事,教育是全社会的事。但在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黄荣华看来颇为不公的是,长期以来,人们谈教育似乎只谈学校教育,很少谈社会教育。

从教育效果看,学校教育固然有它的特殊效果,但社会教育的效果从来都远远大于学校教育。特别是当世,随着现代资讯时代的到来,学校教育效果权重大幅下降,对极少数人而言,学校教育效果甚至已趋于零。

黄荣华说,在这样的情境中,如果全社会教化体系优良,对一名教师来说,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但令人痛苦与难堪的是,事实恰好相反,当今全社会教化体系可谓异常恶劣,需要教师勇于直面。

黄荣华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已有30个年头,在这个过程中,他自认找到了语文的一些真东西——关注语言背后的生命意义和文化意义。他在高一、高二课堂上不给学生做“课课练”之类的高考模拟练习,但要求学生的背诵量、阅读量及作文量都远远大于高考要求。如此有悖“应试”潮流的教学,在如今已很难得到学生、家长,甚至教师同行的理解和支持,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孤独之中…… ——编者

直面金钱至上

在金钱至上的世风浸染之下,学生成了没有文化的学习主体,作为语文教师,需要理直气壮地呼唤理想,使学生从欲海中泅渡上岸

语文教育首先需要直面的是当今社会愈演愈烈的“金钱至上”的大环境。一些人为了追逐利益而不断突破道德底线,甚至放弃信仰。这些人真的什么也不相信了,如果说还有什么相信的话,那就只有金钱!那些影响广泛的社会事件都绝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折射出“利益原则”变为交往通则后社会的迷乱与人性的迷失。

在这样的世风浸染中,199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学生已基本上没有人性的进化,或者说人性的进化很少,相反,是欲望的不断深化,渴求与懒惰的统一是他们的突出特征。所以,在与最近几届学生做人生与学习交流时,我从来都是直言不讳:你没有文化!理由有三:教你的老师绝大多数和我一样,是文化沙漠上成长起来的,并没有文化底蕴;你的家庭生活也基本是一片荒漠,并没有文化土壤;你所接触的社会整体上是欲望之海,而欲望是本能,不是文化。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的语文教育要体现或者说获得“教育”的意义,就绝不能与学生一起在欲海逐浪,而要尽力与学生一起打造“诺亚方舟”,以使他能泅渡上岸。那些千百年来为人类所敬仰的伟人们,他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他们所创建的伟大业绩,他们所蔑视的渺小人生,这种种所表现出来的崇高信仰、坚毅品格、卓越智慧和献身精神,应当成为打造“诺亚方舟”的核心要素。同时我们还需要警惕“猪栏理想”、“懒汉作风”、“乡愿人生”和“精致的利己主义”,拒绝它们在月黑风高之夜前来打劫。

近几年来,常有人将语文课堂的理想教育、情感教育、品德教育、人格教育等视为语文的异己物,认为语文就是语言,语言是语文的一切,企图将语文应有的育人价值降格为生存工具的学习。这是深陷工具理性的必然反映,从对语文学科本身的认识看,是一种倒退。

教育是理想的事业。语文是这理想的事业中的重要一极。失去了理想,失去了超越生存的追求,就不需要教育,自然也就失去了教育,就失去了语文。因此,作为语文教师,应当理直气壮地呼唤理想,身体力行地追逐理想,将课堂教学变为实现自己教育梦想的舞台。因此,也就不怕人说,不怕人批,不怕人嘲笑,而是相反,让那些嘲笑消失在你与学生追逐理想的齐心合唱的动人歌声中。

直面碎片化生存

人类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那些永恒的意义,在碎片化生存面前被无情消解,语文教师要花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气力帮助学生建立人生的绝对价值观孩子们,拿破仑·波拿巴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教师问。

一千年前。孩子们说。

一百年前。孩子们说。

没有人知道。

孩子们,拿破仑·波拿巴

这一生

做了些什么?教师问。

他赢了一场战争。孩子们说。

他输了一场战争。孩子们说。

没有人知道。

我们的卖肉人曾经有一条狗,

弗兰克说,

它的名字叫拿破仑,

卖肉人经常打它,

那只狗

一年前

死于饥饿。

此刻所有的孩子都感到悲哀

为拿破仑

赫鲁伯的这首《拿破仑》带给我们的荒诞感与虚无感,正是现在许多年轻人的现实生活。

历史上那个伟人拿破仑与我们无关,与我们有关的是卖肉人的那一条叫拿破仑的狗。历史可以不存在,伟人拿破仑可以不存在,或者说历史与卖肉人等同,伟人拿破仑与狗拿破仑等同。还有什么不可以这样混搭?生活就是一场无聊的混搭!

当人类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那些永恒的意义被消解,历史就不再有它可“究”的“天人之际”,不再有它可“通”的“古今之变”,更不会有它可“成”的“一家之言”;现实人生也就不再需要去追问“我为何而活”之类的本质性问题,更不需要去思索“我自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白痴”式的永无解答的终极之问,只需要“即时”性的“酷”、“爽”、“超赞”。

学生作文时引用一个只有10分钟记忆的男子与他爱人的一段对白——

“你是谁?”男人问。

“我是你爱人。”女人吻了吻男人的额头说。

“你是谁?”男人又问。

“我是你……爱人。”女人握了握男人的手说。

“你是谁?”男人再问。

“我是你朋友。”女人说。

“你是谁?”男人这样问。

而那个女人说:“我不认识你。”

这段对话太精彩了!它让我想到,相爱的人都会有一个从不认识到相爱的过程,即使是一见钟情也会有一个特定环境中的“一见”。它还让我想到,任何相爱相知的人,都不是合二为一的整体,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各自独立的部分。当一方反复追问另一方“你是谁”时,最终一定是双方“互不相识”。这样两个解读结果都是建立在“整体性”人生意义之上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故事似乎又是在讲“碎片化”人生的可怕。失忆人是不认识曾经的爱人的,因为“曾经的爱人”这一概念的形成需要“历史”记忆,需要“整体”记忆,需要“绝对”记忆,需要“永恒”记忆。但他没有了这样的记忆,只有即时生存的片断,或者说“碎片”,他就生活在这样的“碎片”中。

作为教师,既然我们明白了“碎片化生存”的可怕,就不应该回避学生正在走向“碎片化生存”的事实,就应该从学科的整体建构上动脑筋,尽可能帮助学生在中小学学习中,至少可以在自己从教的那个学段中,帮助学生去构建人生的历史性、绝对性、永恒性认知,以形成整体性人生意义。

多年来,我坚持让学生在高中三年读完《论语》并融进价值方向与之一致的《古文观止》部分内容,让学生在外国文化学习中明白西方关于“人的发现史”——“人神不分→神统治人→人告别神→人与人分离→人与世界分离、人与自身分离”这样的文化景观。

基础教育应当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基础。那么,语文教育应当为学生打什么基础呢?就目前学生走向“碎片化生存”的现实而言,就是要帮助他们在建立人生的绝对意义、永恒意义上下功夫,教师要花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气力帮助他们建立人生的绝对价值观并精心呵护,使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清晰的“回家”路线图。

直面工具理性

语文教育近年来受工具理性影响,已完全沦为应试的工具,语文教师要直面已经习以为常的以知性分析为主的语文课堂,引导学生多诵读,多背记,多体验,多做贴近生命感知的探寻

工具理性是理性的无限膨胀,表现在行为上就是一切行为都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如今,工具理性已极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教育。古人所讲“百年树人”在今天等同于痴人说梦,所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几近于痴人说梦。今天我们的教育从模式到目标,都不是指向难以量化的情感与德性养育,而是指向可以量化的生存技能与发展能力培养,即人在社会中的工具性意义。落实到学校,教育就沦为了提升升学率的工具;落实到家长与学生,教育就沦为了升学的工具。教师、家长、学生,三位一体地驰骋在应试教育的“战场”上。作为教师,对提升分数有效的就教,其他一概不教;作为学生,对提升分数有效的就学,其他一概不学。于是,可见可控的数字——分数就成了教育的命根!

语文教育近年来受工具理性的影响,基本上指向语文知识与语文技能教育,至今已完全沦为应试的工具。这样的语文教育是求生存的教育,是不完全教育,它将语文教育高远的对于审美的追求逐出了教育的家园。

新中国60多年的语文教育,主要以知性分析为手段。它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文章学和现代汉语的基本规则为“武器”,对文本进行分析;第二阶段是自1980年代后期始,以西方现代、后现代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为“武器”,对文本进行“细读”。当今的语文课堂教学总体上是“十八般武艺”错杂使用,但考试所需要的基本上还是第一阶段使用的“武器”。

第一阶段教学使用的武器多为言语现象和文章学方面的共性知识。作为入门学习,这些知识确有一些具有指导意义,但小学、初中、高中十几年一直用这些知识去开展语文教育,就必然导致因对言语个性与文章个性的视而不见而使一代代学习者无法感知、认识、体会、欣赏汉语的精义及表达的优美,更不能真正理解、进入、体验到诗性的优雅人生,而成为母语感知与表达的贫血症患者,最终使我们诗性、优美的汉语日益贫乏。而让学生花十几年的宝贵青春去反复操练性地记忆一些死知识,甚至是伪知识,更导致学生失去了激动“慧根”、打开“天眼”的最佳时期,失去了开发想象力、形成形象思维力和逻辑思维力的最佳时期,而变为永远唯唯诺诺的可怜的“应试虫”。

应当说,第二阶段的文本“细读”确实给语文教学带来了一些新鲜感,也确实解决了文本教学中的一些“微观”问题。但不可否定,文本“细读”实际上是工具理性在文本解读中的典型表现。从本质上说,文学本身是不可“知性”分析的。文本“细读”尤其不适合中国古典诗词。因为中国古典诗词是用世界上最诗性的语言表现的最诗意的生活,任何高明的拆解都将有损于艺术整体性的感知与欣赏。

因此,作为语文教师,我们需要直面已经习以为常的以知性分析为主的语文课堂,充分认识到它的优长与缺陷,引导学生多诵读,多背记,多体验,多做贴近生命感知的探寻;多整体感知,少细碎分析,更不做“碎尸万段”式的肢解;多做一个大前提下的意义探寻,少做“碎片化”的“多元解读”,以便学生能整体“感悟”、真心“意会”而激动“慧根”,打开“天眼”,而“顿悟”真理。这也是我多年来强调放声朗读、大量记诵的原因,也是我多年来坚持在课堂上开展“生命体验”教学的原因。

直面假话、套话、空话

受“高大全”话语体系、官腔话语体系和形式主义、应试教育的影响,现在学生作文假话、套话、空话越来越多,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要给学生提供“真相”,揭露假相,使他们“心明眼亮”、“耳聪目明”

现在学生作文假话、套话、空话越来越多,有的简直是满篇假大空,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严酷事实。今年复旦附中自主招生出了一个作文题“风吹过”,极少有学生写到自己真切感受到的自然之风、社会之风、生命之风,1500份作文基本上是假话、套话、空话:约有三分之一写的是“风吹过想起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约三分之一写的是“风吹过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或各种变体,如校园、街道等;约三分之一写的是远古之风吹过或华夏文明之风吹过或反腐倡廉之风吹过……面对这样的作文,我真的非常痛苦。要知道,这都是上海市的优秀初中毕业生啊!

其实,这些孩子是有生活实感的,他们面对电脑写博文时往往也能抒写真情,为什么一到课堂上写出来的东西就假了呢?作为语文老师,我忍不住要去探究背后的原因。

原因之一是受“高大全”话语体系的影响。“高大全”话语体系尽管早已败废,但其流毒并没有被完全清除,主要表现就是作文时被要求“立意高”,或者说强调“有意义”。当小学生写“记一件有意义的事”这类题目时,事实上他就开始了说假话之路,因为要强调有意义,他被诱导着去做不该选择的选择,被强制渗入不该渗入的空洞概念,逐步失去对世界生动、具体、精细的生命体验功能。

原因之二是受当今“官腔”话语体系的影响。当今“官腔”话语体系中有许多套话、空话,这样的话说与不说一个样,对受众而言,说了等于没说。去年媒体评选出十句百姓最反感的官话套话,其中有“事故发生后,某领导高度重视,当即作出批示”、“您的建议已向相关部门反映”、“这次会议很重要,意义特别重大”等。学生当然一般不会这样说话,但他们看多了这样的语言,自然也就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学生腔”。

原因之三是受当今极盛的形式主义的影响。恐怕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有今天这么盛行的形式主义,不仅活动讲形式,而且许多活动本身就只是一个形式。理所当然,校园也深受影响,在各种装模作样的选举中,学生学会“实实在在的做假”。这样的校内外“形式主义文化”尽管不直接表现在作文中,但它会间接影响学生作文心理,使学生说假话不脸红,甚至还理直气壮。

原因之四是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为了应试,不少学生考前按不同类型背几篇所谓范文,到考试时套用。这种情况现在从小学就开始了,非常可怕。于是,我们看到的各种中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中的同题作文,作者虽不同,文章却几乎如出一人之手;即使是不同题目,所写内容有许多也可以互置。

在弄清了学生的假话、套话、空话产生的原因之后,我采取了三个措施,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开展生命体验的同时,关注实证,求真求实;作文教学中引导学生体察生活,“切问而近思”,写出有生活实感、质感的文字;在所有教学中相机给学生提供“真相”,包括真事、真理、真情,揭露假相,尽可能帮助学生掀开生活中的种种遮蔽,使他们向着“心明眼亮”、“耳聪目明”、“我手写我心”的大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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