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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藝術精神的比較————鄧曉芒 “溫柔敦厚”與“靜穆的哀傷” 中國人沉醉於大自然的時候，感覺到怡然自得，就像莊子所說的“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但是希臘人完全不同。他們在大自然中，一方面有種回歸到本性的狂歡，這點和東方有相通之處；但是，同時也感受到一種個體意識的痛苦，要從裏面昇華出阿波羅精神來。 首先，我們來看看中西藝術精神的結構。從中西方藝術——比如油畫和國畫，歌劇和京劇等方面——各自的風格來看，中國藝術精神及其審美理想，我們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那就是：“溫柔敦厚”。這樣說也許有點以偏蓋全，但我這裡所指主要是一種藝術理想。中國的一種最理想化的、達到最高理想境界的作品通常體現出“溫柔敦厚”的藝術風格。而西方藝術（主要是指古典藝術，即代表西方傳統的藝術）的理想可以用黑格爾的描述來概括它：“靜穆的哀傷”。“靜穆”是安靜，但是很肅穆的意思。西方的藝術是靜穆裏透露出一層淡淡的哀傷，這是西方古典藝術達到理想極致的一種風格。 中國藝術理想“溫柔敦厚”裏面有一種儒道互補的結構，也即，涵括了儒家主張“入世”、“健動”的動態和道家主張“虛靜”、“無為”的靜觀。這裡體現出中國文化傳統心理中把個人融化于群體，或者說融化于自然的一種傾向。我們觀看那些“溫柔敦厚”的作品的時候，感覺到的就是個體完全融化于群體或者自然之中，溫情脈脈，有一種融化感。 這裡，我想對“溫柔敦厚”的“儒道互補”結構作一番分析。就是作為中國藝術的理想，它分為兩個不同層面的態度。第一個層面是政教的態度，“溫柔敦厚”有一種道德評價。你講一件藝術品，比如一首詩“溫柔敦厚”的話，裏麵包含著一種道德評價，是一種政教的態度。這是中國藝術精神自先秦以來一脈相承的態度，在中國藝術裏面到處都可以看到其間貫穿著這樣一種政教的態度，這就是所謂的“樂通倫理”、“文以載道”。比如說《詩經·毛詩序》裏對於詩歌的主題就有如此的界定：“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經》就是這樣一種主題。孔子也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意思就是說，《詩》三百篇的那種情感和情調都是“無邪”的，即在道德上是非常純潔的。我們去閱讀《詩經》，確實有這樣的感覺。雖然這其中也有些哀怨、矛盾、衝突，但總的來說其風格都是非常敦厚和溫柔的。所以對於自然萬物，中國藝術精神總是忘不了有一種道德評價。例如中國人在審美方面經常喜歡用玉來打比方，“君子比德于玉”，就是一種道德評價。中國人對自然界萬物的評價之中，對於玉是最為珍視的和最珍貴的。所謂“冰清玉潔”。凡是中國人的審美理想中都有一種把玉推崇到極高境界的傾向。有人專門寫過這方面的文章，研究中國人為什麼如此看重玉。其實，玉的價值算起來並不如鑽石，西方人非常重視鑽石。但是在中國人看來卻相反。中國人對於玉的評價實際上是一種道德評價。 這種思想在儒家是這樣，在道家來說也是如此。玉在道教徒心目中也是具有很崇高的地位的，他們的頭飾、腰帶上都鑲嵌著玉，只是道家對於“道”和“德”的理解和儒家有所不同。但是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他們對於人的德性均是很看重的，而且把藝術看作是對人道德的一種熏陶方式，或者說是看作一種做人（成人）的方式。孔子說：“興于詩，立於禮，成于樂。”詩和樂都是最後導致成人的。中國有所謂“文如其人”、“詩如其人”、“畫如其人”或者“字如其人”這樣的說法，實際上都包含有一種政教的態度在裏面。也就是說，通過詩歌、藝術、審美等，可以使人獲得一種修養，在人性方面獲得一種豐滿。這是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就是一種“靜觀”的態度。政教的態度是動態的，是“移風俗、美人倫、成教化”的，就是要培養人向善，把人熏陶為真正的君子。“靜觀”的態度表現為中國藝術標榜的那種理想：清高、脫俗、質樸、天真，中國藝術特別推崇這樣一種“出污泥而不染”的狀態。例如《莊子》中說：“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素樸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道家強調素樸、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認為這是萬物之本。佛家和道家在這方面是相同的，比如司空徒對於詩的讚譽有“落花無言，人淡如菊”這樣的描述，都是達到了美的極致。儒家也是這樣，比較強調靜觀、強調內心平靜且沒有衝動，如孔子講：“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還有“怨而不怒”。“樂而不淫”是說快樂但不放縱，“哀而不傷”是悲哀而不到傷神的地步，“怨而不怒”指你埋怨可以，但是不要憤怒。強調要把握好“度”，“中庸”，“中和”，這是“溫柔敦厚”的要求。 所以無論是儒家、道家、佛家，他們都是崇尚于“靜”，強調內心的平靜。以靜為美，達到了它的極致就有它的表現。儒家的“靜”是一種“溫靜”，這是從儒家的“中和”的倫理觀得出來的，認為美的極致就是一種“溫靜”；道家的“靜”是一種“虛靜”，這是從道家的“天道無為”的自然觀得出來的；佛家從“空寂”的人生觀得出來的“靜”是一種“寂靜”。我將其稱為儒、道、佛的“三靜”——溫靜、虛靜和寂靜。三家均體現出一種靜觀的態度，這種靜觀的態度和政教的態度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國傳統的審美理想和精神，這就是溫柔敦厚。 西方藝術精神，我們講它是“靜穆的哀傷”。這裡面也有兩個層次，這兩個層次是尼采通過他的慧眼，通過他對於古希臘文明的追溯而發現出來的，這就是所謂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又稱狄奧尼索斯精神。狄奧尼索斯就是古希臘酒神的名字。“日神精神”就是阿波羅精神，阿波羅是古希臘的太陽神。這兩種精神形成了古希臘藝術的理想：靜穆的哀傷。 我們說“酒神精神”是動態的。酒神，很形象，喝過酒後狂歌亂舞，躁動不安了；“日神精神”是靜態的，是夢幻式的。“酒神精神”就是把自然納入到人的個體裏面。古希臘人在祭祀的時候要喝酒，喝過酒後就狂歌亂舞，衝破一切道德倫理對人的理性限制。直到今天，西方人一到狂歡節，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們的酒神精神，那就是打破一切限制，帶上假面，改變形象，到處遊行，裝出各種各樣、奇奇怪怪的形態。在古希臘他們主要是通過這種方式擁抱大自然、回歸大自然，返回到他們本能的生命衝動。“酒神精神”狀態經常也就是大群人在一起狂歡，幹出種種平時人們不敢幹的事情，所以酒神的形像是個半人半獸的形象。在這裡交織著群體的狂歡和個體的痛苦。群體的狂歡為什麼是個體的痛苦呢？因為個體在日常情況下他要守住自己的個體，但是當打破一切倫理界限的時候，個體就解構了。任何人都可以侵犯任何人，個體就遭受到一種解構的痛苦。所以尼采講在酒神精神中人們承受了極大的痛苦，但另一方面又是一種群體的狂歡，回歸到大自然。而且通過這樣一種個體解構的痛苦，他們更加意識到自己的個體。一旦人們意識到自己的個體的時候，他本能地有種要擺脫痛苦的傾向。這種要擺脫痛苦的傾向就是其生命力之所在。所以尼采特別強調有痛苦人們就渴望著拯救，當你意識到個體意識的痛苦的時候，個體的痛苦會逼迫著你尋求某種拯救，由此就呼喚出了一種日神精神。 日神精神尼采稱之為夢的精神。夢的原則實際上導致了古希臘人個性原則和個體意識的恢復，個體意識在酒神精神裏面被解構了，但是它帶來一種痛苦，也就帶來一種生命衝動，要擺脫這種痛苦。這種衝動在日神精神裏面得到了滿足。就是說對於痛苦，人們在現實生活中不一定得到擺脫，但在夢幻狀態裏可以找到自己的安慰，可以恢復自己對於自己個體的一種意識，甚至於可以意識到自己身上的神性。人的有限性帶來的痛苦在一種夢幻中被揚棄，感覺到自己和神實際上是一體的。這也就是說，阿波羅精神使人在一種夢幻狀態中，在一種美麗幻象中來解脫自己，從而把自己的個性樹立起來。古希臘神話裏的那一個個的形象，都是由阿波羅之神創造出來的，都是一些夢幻的形象。但是那些夢幻的形象都是古希臘人精神的一種體現，沒有這樣一種個體精神，希臘人就會退回到原始的自然宗教去。就是說在酒神精神裏面所體現出來的那樣一種回歸大自然的傾向，如果沒有從這種痛苦裏面產生阿波羅精神，那麼他就跟東方（比如說中國）的原始自然宗教沒有什麼區別了。 中國人在回歸大自然的時候，他不會感到痛苦，相反，他會感到一種快樂。當我們中國人沉醉於大自然的時候，感覺到怡然自得，就像莊子所說的“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沉醉於大自然中，感受到的是一種美，而不是一種痛苦，那就是一種自然宗教了。但是希臘人完全不同。他們在大自然中，一方面有種回歸到本性的狂歡，這點和東方有相通之處；但是，同時也感受到一種個體意識的痛苦，要從裏面昇華出阿波羅精神來。這是古希臘人藝術精神與中國人藝術精神很不相同的地方。他並沒有喪失掉他的個體意識，而是使他的個體意識更加豐富了，建立起來了。最典型的就體現在希臘悲劇。在希臘悲劇裏面，個體具有了神性。因為個體在希臘悲劇裏面，由於是悲劇，個體往往遭受到了毀滅，但是通過個體的毀滅上升為神。個體在肉體上遭受到了毀滅，但是在精神上它樹立起來了。古希臘悲劇通過個體肉體上的毀滅，表現了個體精神上的崇高，這就是希臘悲劇精神的結構。 希臘的悲劇精神不僅僅表現在戲劇裏面，而且也表現在造型藝術之中，特別是在希臘雕刻方面體現得最為明顯。在希臘雕刻出來的一個個神的形象上面，包括男神和女神，還有人的形象上面，我們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個體展現出一種“靜”美。酒神精神是動態的，而日神精神是靜態的。雕刻擺在那裏是靜止的，但是它其中蘊涵著某種痛苦。雕像裏面可以看出一種痛苦，就是黑格爾所謂的“靜穆的哀傷”。為什麼有種哀傷？因為它經歷了某種痛苦，最終才達到了這樣的形象。這是可以看出來的。古希臘雕刻很多都是不描繪人物的眼神的，儘管他們的動作很劇烈，面部卻是不動聲色。萊辛在評價古希臘雕刻時講，在劇烈的痛苦裏面，人物面部表情是靜止的。總的來說，這些雕塑體現出一種靜美，裏面透露出一種哀傷的情調，透露出要擺脫痛苦的掙扎。 “動”與“靜”，大不同 酒神精神裏的騷動有點像魏晉狂士的落拓不羈，不受禮教的局限和束縛；但是，並不像魏晉狂士那樣超脫、淡泊，不求名利。酒神精神裏的騷動是執著于他的生命衝動，表現為他的動作像著了魔一樣，像喝醉了酒、中了邪一樣，通過這種動作擺脫他的自我意識所帶來的痛苦。 剛才我們分別講述了中國藝術精神和西方藝術精神的結構，兩種不同的結構都是各有一動一靜的兩個層面。首先從動態的層面來看，中國藝術精神裏的動態是被動的。《禮記·樂記》裏說的很清楚：“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意思是說人的生性是安靜的，虛靜的，無為的。“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就是說人的這種慾望和衝動是由於“感於物”而動，也就是外來的事物感動了人、觸動了人，人才動。如果沒有外來的觸動，人心本是靜止的。見物傷情、感物而落淚，人受到外物的感染才有一種衝動。而就他的本性來說，是靜止不動的。所以我們講“樹欲靜而風不止”、“情動於中，故形之於聲”，感於物動了以後表現為聲音。但是最初是由於外在的地氣上升，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這樣，才受到了推動。這就是中國藝術精神動態的方面，實際上它是被動的。 中國藝術精神裏也有一種酒神精神，比如說“李白鬥酒詩百篇”，酒喝得越多，詩就作得越好，這也是一種酒神精神。但中國的酒神精神跟希臘的酒神精神不同。希臘的酒神精神是大群人在一起喝酒、集體狂歡、狂歌亂舞，中國的酒神精神是一個人獨斟獨飲，或者是兩三個朋友對飲。所以，中國的酒神精神不是狂歡，而是一種擺脫煩惱，放大心胸，卸除束縛的辦法，如孔夫子講的“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從心所欲但是行為都是合乎規矩的。“率性之為道”，率性而為，但是又是按照天道在那裏行動。中國道家雖然反對儒家，反對儒家的名教，反對做儒家的君子，主張做飄搖于天地之外的“大人先生”，但實際上與儒家有相通之處。竹林七賢的代表人物阮籍寫了篇《大人先生傳》，反對做儒家的君子的理想人格，而主張飄搖于天地之外。這就被看作是回歸自然，“大人先生”是自然人，不是由禮教教化出來的人。所以“與天地為友”，是講按照天地的自然本性去行事。可以看到，這樣一種動態結構與儒家對人心的看法一樣，還是被動的，它並不是主動地要幹什麼或執著于什麼，最終達到的是一種虛靜無為的超然心態。 相比之下，古希臘酒神精神裏的動態是一種騷動，是一種內在的衝動。這種內在的衝動接近於魏晉時代的狂士。竹林七賢都是“狂狷之徒”、性格古怪的人。酒神精神裏的騷動有點像魏晉狂士的落拓不羈，不受禮教的局限和束縛；但是，並不像魏晉狂士那樣超脫、淡泊，不求名利。酒神精神裏的騷動是執著于他的生命衝動，表現為他的動作像著了魔一樣，像喝醉了酒、中了邪一樣，通過這種動作擺脫他的自我意識所帶來的痛苦。他跟魏晉名士不同，魏晉名士如竹林七賢們都是很自得的，有種“樂感意識”在裏面。李澤厚先生曾講中國文化是一種“樂感”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種“罪感”文化。最早西方文化的罪感就體現在狄奧尼索斯的酒神祭上面。自我意識是一種“罪”，如何擺脫這種自我意識的痛苦？沒有辦法，只有通過這種劇烈的動作來擺脫。所以他們的那種動作帶有某種主動追求的傾向。 剛才講的是“動”的方面。那麼“靜”的方面，我們剛才講的中國古代的“三靜”———溫靜、虛靜、寂靜，它所帶來的是一種個體意識的融化，在這種靜態裏個體意識感到被融化了。所以他對大自然有種曠達的態度，對待人世有種超然的態度。 古希臘藝術裏也有靜，但這種“靜”不是個體意識的融化感，而是群體意識的凝聚感。古希臘也有群體意識，但這種群體意識是凝聚在個體形象之上的。比如說雕刻，每一座雕刻代表一個神，男神或者女神，一種精神凝聚在這個形象之上。神當然代表群體意識，代表一種抽象概念和普遍概念，但是他凝聚在個體的形象上面，給人一種震撼。當你看到這座雕像的時候，你就強烈地感受到這是個“神”。不僅僅是因為他比一般的凡人要高大和美麗，而且從他的表面神態來看你會感覺出這不是凡人的神態。這是神的神態，但是又體現在人體身上，體現出人體有種神性的超越。 這種不同的結構是如何形成的？我們可以從中國人和西方人的自由感裏面找到答案。中國人何時感到自由的呢？就是當我們把自己融合到自然界和社會關係時，我們就感到自由了。老莊的自由感就是你和大自然合而為一，沒有任何責任和負擔，你就是大自然，大自然也就是你，你就感到自由了。所以它是個體意識的融化感。儒家就把個體融化在群體裏面，融化了，你就感到自由了。孟子講“獨樂樂，眾樂樂，孰樂？”你把自己融化在群體裏面，集體主義的快樂是最快樂的。所謂“天倫之樂”，融化于家庭和家族之中，那是多麼快樂的一件事情。中國人的這種自由感雖然也有個體意識，但是這種個體意識是通過融化在群體意識裏面體現出來的。我把它稱為“以無個性為最高的個性”。一個人完全沒有個性就是最高的個性，他以群體的個性作為自己的個性。這種個性就很大了，你把自己放大了，你把自己的“小我”放大成了“大我”。這個“大我”就是你的個性。所以，儘管這樣一種快樂經常表現為個人抒發的情感———我們講中國藝術擅長于表現自己的情感，但是所表現的個人情感是沒有個人的，所謂“思無邪”。它雖然強調個人表現，但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群體意識。你們去讀杜甫的詩，他們都是在一個傷感的時代所抒發的個人感受，但是那樣一種感受總是從國家、人民、天道這樣一種宏大和崇高的個人立場所發出的感慨。因此，它導致一種“寧靜致遠”的人生境界。內心是很平靜的，沒有個人的騷動。“寧靜致遠，淡泊明志”，這就是中國藝術精神裏體現出來的人生境界。 西方人的“靜”是一種神性的永恒性。我們從希臘雕刻中可以看出來，希臘雕刻是沒有眼神、沒有表情的。當然也有人考證，當初他們也是用顏料畫出雕刻的眼珠子來的。但是用顏料畫出的眼珠子是沒有神的，即使有眼珠子也是沒有神的。這些雕塑埋在地下這麼多年，上面的顏料已經脫落了，我們現在就看到希臘雕刻是沒有眼珠的。但是恰好是這樣一種沒有眼神的雕塑將希臘藝術本質的東西顯露了出來。 思想者小傳 鄧曉芒 1948年4月生，湖南長沙人，1964年初中畢業後即下放農村插隊，1974年返城，當過臨時工、搬運工，1979年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攻讀西方哲學史的碩士研究生，1982年獲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現為武漢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教研室主任，中華外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湖北省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代表性成果有《思辨的張力》、《康得純釋理性批判指要》（合著）、《黃與藍的交響》（合著）、《冥河的擺渡者》等8部專著；《康得實用人類學》等5部譯著。發表論文（含譯文）200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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