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困惑，难道写作真的只是为了超越生活，而不是进入生活？当我在生命的谷底接纳写作的治愈时，却一厢情愿地相信，写作是为了进入生活，是我进入生活内部，并得以窥见其中一切秘密的唯一门票。
文学是对各种事物想法的诗意延伸，更是尖锐的诘问，它像是锋利的匕首，令我们自欺欺人的话语面具彻底瓦解。当然，这不意味着文学是一种隐蔽的精神暴力，恰恰相反，它是一项极尽温柔的手艺。比如小说，其本质是作者孤独的故事。他自顾自地讲述着，尽管他讲到了阳光与海岸，但是他的脸、他的身体处在一片深藏不露的黑暗之中。叙述已经成了他生生不息的能量之源。一开始，他在讲述自己，后来，他或许是在代替别人讲述，再后来，也许他的讲述只是为了语言的呈现。当诗意通过叙事持续地抵达，开始在另一个心灵的深处款款流动的时候，不是他这个叙述者获得了成功，而是他置身的那片黑暗终于被短暂地照亮。
的确，通过写作，我们得以把自己的内心经验与丰富人性输入到另一个人身上，这种输入的量越多，写作的价值便越大，文学便传递出了某种思想。这种思想是隐蔽的，它应该像苹果的果核——虽然那是人们吃完果肉后丢弃的部分，但正因此，苹果的种子保存了下来，并可以再生，如此绵绵不绝。
文学当然需要灵感，但非仅仅需要灵感。尤其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只有当他的写作摆脱了灵感的那一天，才是进入到了文学最艰难的地方，才是触碰到了文学的核心。这其中的要义就在于对勤奋的推崇。一个作家不勤奋，他的表达终将有限；勤奋又不仅仅代表数量的多寡，更意味着让精神性的事物得以安全降落到地面上的那种努力。
文学是生命的容器，尽管这个容器很有限，但是，经由作品储存下来的那部分生命是最生动、最细腻的，是任何DNA技术也无法复制的，是真正独一无二的。所以，写作之道便是对生命的转移，是对光源的擦亮，是对不可知的探究，是对信仰的确认。与此同时，作家的形象也会随之流传下来，但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智慧的博尔赫斯早就知道自己去世之后留给世界的形象，是他全部文学成就中最重要的部分：一个双目失明的现代荷马。何以如此？一个作家终生写作，最终留给世界的却是一张并不英俊的脸，或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边角料。就像我们谈起苏轼，常常会想起他烹饪的东坡肘子，仿佛这种肉香比起他的诗歌更令人缅怀。
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承载了生命的温度，我们会觉得：博尔赫斯多么无助，而苏轼是多么可爱。
不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罗曼·罗兰说的那句话：“创造就是消灭死。”
（作者为80后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获救者》，中篇小说《非法入住》、《内脸》、《没有指纹的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