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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和民歌《走西口》 上庄二爷 清代，经过雍正乾隆朝“盛世”的经济发展，全国人口迅速增加，已经突破三亿。山西、陕西北部，农业生产的土地资源贫乏，生产力水平低下，与人口的增和劳动力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从而产生了“走西口”和“闯关东”的人口大规模迁徙现象。走西口也和当时政府的“填边”移民政策有关，主要是以御边和稳定偏远地区为目的，把内陆人口迁到人口稀少的“要服”之地充填之。古时候，京城之外按距离分为五服，一千五百里至二千里为要服，要服地，荒服地，或蛮服地，都是指距离京城国都很偏远的边疆之地，荒蛮无人烟的地方。 走西口要从北部边境贸易说起，这是大背景，历史背景。 自古以来，内陆和长城之外的北方民族就一直保持着贸易往来，这种贸易多是政府行为，即“贡市”，即是出于经济目的，以贸易交流维护边境地区的平定和平，更多的是政治安排。贡市的贡，是外国外邦外部来朝贡，进贡，纳贡，这只是个说法，朝廷有面子的说法而已，纳了贡就要拿回去皇帝给的赏赐，有时朝廷为了拉拢、安抚甚至讨好来贡的外方，特别是当朝国势衰弱或陷入混乱时，往往回应进贡的“赏赐”要比纳贡的多的多。我正强你正弱，你惹不起我，也就出了“求贡”,要求甚至强求来上贡，纳贡，非要来不可。 贡市的官方贸易形式在唐代以前就有了，汉高祖刘邦就做过，他不但把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和亲，每年还以贸易交换形式来接受纳贡，实际上是赔本的不平等贸易，等于他向匈奴纳贡，到汉文帝和汉景帝时这种贡市几乎成了朝廷财政的极大负担。这种以贸易换和平的贡市制度，历朝各代一直延续下来，对北方草原地区经济进步，稳定北方边境安全，缓和民族矛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汉唐以前差不多都作为国策的。汉武帝北征匈奴打破了这一局面，可是贡市依然一直是中央政府处理和少数游牧民族北部边境关系的重要手段，是国家重要对外政策。 中央政府在指定的长城关口之外指定的地点进行贡市，物品种类和数量都是计划和规定好的，和外贸指标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国家之间的政府采购。贡市是开市场交易，贡使将马匹解送到指定地点交割，朝廷回以盐茶、金帛。贡市上，北方民族主要以马匹、皮毛等来贡，换取内陆生产制造的盐、茶和他们所需日用品，朝廷得到军队所需的马匹。贡市每年一次或几次，关系好时就多开，关系不好就少开，关系崩了就停开，甚至闭市，明朝就这么干过，但往往得不偿失，甚至适得其反。由于这种贡市是北部边境不多的贸易机会，许多商人和有特权的权贵，就利用这个机会派人随政府派出的正式贡使同来交易，在贡市上他们不受政府规定的指标限制，可以自由出售马匹牛羊，到了清朝，蒙古的贡使来贡，一次竟带了两三千人同来做买卖。 在贡市之外，同时还有民间性质的小规模的“互市”，类似今天的黑河、二连浩特、阿拉木图等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接壤的边境口岸边贸，一般是边境内外农牧民间的贸易活动。和贡市一样，互市也是政府组织和管理的，在政府指定的地点进行，一般是在长城关口外不远的地方，大型的农贸自由市场。北方游牧民族要依靠从互市上换取他们必须的日常生活用品，布匹、茶叶，甚至是做饭的铁锅，内外关系好，边境和平时，互市就开放，关系紧张，或发生战争，长城关口都关闭了，就更谈不上互市贸易了。政府也常常以断贡和关闭互市来要挟和惩罚那些扰边的北方民族。 明朝和蒙古之间的通贡已有二百余年了，早在永乐三年(1405年)，明朝在开原和广宁开设有马市，在甘州、凉州、兰州、宁夏等处有互市，准许蒙汉百姓进行贸易，正统三年(1438年)在大同开设了正式的马市。马市为边境互市的主要贸易市场。本来开的好好的互市贸易，到明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至1505年），蒙古瓦剌与明朝的关系紧张，明朝政府全面废止了贡市互市。弘治皇帝即明孝宗朱佑樘，他只活到36岁，但执政十八年，他风雪不废朝，会宴不设乐，中国历史上一夫一妻的皇帝只有他一个，是明代中后期唯一励精图治的贤君。可是他的时运不好，对手正强，这时蒙古瓦剌正是达延汗时代，他征服统一了漠北漠南的蒙古，正是兴盛时期，不可一世，当然，侵扰北边的情况也很严重。达延汗来找明朝政府“请贡”，请求开放贡市互市，可牛哄哄的让人来气：“奉番书求贡,书辞悖慢，自称大元大可汗。”这还不算，达延汗一边遣使请贡,一边还是继续侵边掠夺财富，一次“抢去头畜十万之上”，第二年又来了，两次入境“抢掠头畜约十万有余，人口不知其数。”原来都是由于北边战事紧张，游牧部族扰边抢掠厉害了，朝廷平又平不了，打又打不过，就报复性的惩罚而停止贡市，对付他们历代政府也都是用这个手段，和不让伊拉克石油换食品一样，经济制裁手段。可这次赖达延自己，他借口明朝做买卖不公平，"宴赏薄恶"，干脆自己不来了，贡市就断了。贡市和互市中断，苦的是广大蒙古牧民，“炊无釜，衣无帛”，达延汗不管，没有没关系，缺了咱就抢，继续通过战争来掠得，于是他放开了手大规模攻扰边境边地。就这样，明朝和蒙古瓦剌双方战争连年不断， 明朝时，蒙古分为东蒙古和西蒙古，东部蒙古就是成吉思汗的中央蒙古，西蒙古也称漠西蒙古，包括了漠北，明朝称瓦剌，清朝称卫拉特，后来清雍正皇帝远征漠北，征服的准噶尔部就是瓦剌四大部的一部，其他三部是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瓦剌曾建立北元政权，帮助过明成祖夺取政权，明初时两边关系还好，边境基本相安无事，明朝中期以后，明开始衰落，朝政腐败，内乱不断，蒙古却是兴盛时期，出了几个虽比不上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大汗，可也出了堪称一时风云人物的蒙古汗，也先是一个，他在土木堡之变中兵临北京城下，大败明军，俘虏了明英宗，差点把明朝给灭了，再一个就是后来的俺达汗，他也是一个，还真有些作为的。 明世宗的嘉靖时期（1521年—1566年），明朝和蒙古之间的贸易一直停止着，占据着河套地区的俺答汗来“求贡”，请求纳贡。他这“求贡”也不怎么像样，不是派几个使节来客客气气觐见皇上，而是“虏西渡套河。拥十万余骑，至延绥，声言入贡买卖”，有这么请求的吗？ 明世宗就是朱厚璁嘉靖皇帝（1507年—1566年)，他开始时还好，抑制宦官，减赋轻租，鼓励耕织，剿倭寇，清外患，还真搞出来了个“中兴”的样子，可后来很快就不行了，修造园林宫殿，迷信方士求长生，成了中国历上数得上的昏君，把国家闹的乌烟瘴气。他尊崇道教，不但他本人信，还要大臣们都信，道士能当上礼部尚书，严嵩就是靠给嘉靖皇帝撰写青词入阁当上宰相的，青词是道教仪式中向上天玉皇和各路神仙祷告的词文，“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来显灵”一类的，因此严嵩有“青词宰相”的称号。在军国大事上，嘉靖“忽智忽愚”，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朝令夕改，全无章法，对官员“忽功忽罪”，全凭自己喜恶，严嵩结党营私他听之任之，让严嵩擅权17年而不问朝政，海瑞罢官就发生嘉靖的时候。嘉靖也是历史上最丢丑的皇帝了，他求仙问道，奢靡无度，数次遴选民女入宫，每次数百名，他做为一个皇帝，还差点儿让宫女给勒死，最后他还是吃丹药中毒把自己吃死了。 在他当朝的后期，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吏治败坏，农民起义不断，北部边境战事频繁，东南海防空虚，兵不足额，军队仅有满员的三分之一，战船十存一二，东南沿海有倭寇海盗猖獗进犯，仅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到三十四年的三四年的时间，江浙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人。嘉靖在位的四十多年间，是东南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后来用了抗倭名将戚继光、于大猷，明朝的抗倭才转败为胜。可是北部边境更是惨不忍睹，战事频发，动乱不止，几乎没有一天消停过。边事废弛，戍边打仗的军粮大半被当官的克扣，贿赂了严嵩，当官的克扣军饷，让军士饿着肚子打仗，打不胜不说，还经常爆发边卒叛乱。 历史规律吧，越是你弱的时候就越是敌人强的时候，嘉靖最昏聩的时候，正是蒙古鞑靼的俺答汗最盛的时候。俺答汗是继也先之后瓦剌的又一位声名显赫的蒙古大汗，号称精骑百万。不同的是他比也先汗更有政治眼光，更有远见，有前人所没有的蒙汉和平共处的政治思想，他对建立蒙汉和睦关系做了历史上的巨大贡献。 虽然他统一了漠南、漠北蒙古诸部，可是他清楚地认识到，光靠打仗不是事，与中原和平相处，互通贸易，这既能稳定获得中原的农工产品，国家又能从中获利，还能保证蒙古的畜产品的销售市场，从而也就稳固了他作为大汗在蒙古诸部落的地位，因此，他积极努力和明廷恢复贡市和互市，可是他遇到的是没主意又胡来的嘉靖，大明皇帝不答应。 没办法，嘉靖二年（1523年）俺搭汗“拥十万骑”来请求通贡，武力请贡没有被接受。他就继续纵兵，直接打到了山西大同，从此又引发起连年战争，这一打就是40年。嘉靖十三年(1534年)"四月，俺答挟众欲入贡"，还是没有结果。没有结果的结果就是他继续抢掠。 嘉靖二十年俺答汗还是派人来请求通贡，看得出，他是真心想恢复贡市互市贸易，他保证今后"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这么保证也不行，嘉靖皇帝对他们蒙古人已经有很深的偏见了，当年木土堡之变是明朝皇帝永远的痛，嘉靖也摆脱不掉这个阴影，"其请贡不可信"，想都不想就拒绝了。要光是拒绝也就算了，可这个嘉靖脑子是进水了，居然犯起浑来，扣留了人家派来的使臣，还千金悬赏要俺答的脑袋。这下子把俺答惹翻了，举兵南下，大肆抢掠山西朔州，石州等地。过了一年，俺答再派使臣来请求，你看他有多执着，可嘉靖还不答应，那就接着来，俺达就率兵30万攻掠山西诸镇。嘉靖也不含糊，把扣留的两个使者的脑袋给砍了，"传首九边枭市"。俺答汗大怒，人家有大怒的实力，举大军攻山西，入太原，下晋南，蒙古骑兵如入无人之境，掳掠财富人口无数。打不过，挡不住，可嘉靖就是嘉靖，软硬不吃，赏金万金要俺答首级作为回应。 此后，嘉靖二十五，二十六年，俺答汗还是不停派使节来请求通贡。他是认真的，还以蒙古大汗的名义专门召开蒙古贵族会议，各部订立了和明朝公平互市的盟约，“进贡讲和 小打小闹你不当事是吧，好吧，那咱一不做二不休，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亲率10万精骑长驱直入，一通烧杀抢掠，一家伙就打到了京畿重地，北京近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庚戌之乱”。 嘉靖三十年(1551年)春，双方经和谈达成协议，明朝政府在大同、延绥、宁夏等地开放互市，俺答约束好个蒙古部落，维护互市秩序，蒙古各部赶来大量马匹交易，边境上的互市出现了繁荣景象。可好景不长，京师的威胁解除了，这嘉靖莫名其妙马上就变卦了，又关了边境互市。没办法，那就只有接着开打了，结果明朝和俺达又开始了长达20年的边境战争。 嘉靖炼丹吃药把自己药死了，明穆宗朱载垕（公元1537－1572年）继位。这位皇帝只在位6年，吃春药淘空了身子，36岁就死了，不过他有一帮好大臣，张居正入阁担任首辅，这回转机来了。朝廷认识到了老这么死打不是事，和为贵，对大家都有利，1570年 俺答还向朝廷献贡，这回是请求“封贡”，请朝廷给他封个头衔，1571年明穆宗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此后，俺答等部每年“入贡”，明朝在境内先后设互市，先后于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甘肃等近边地区开设了马市十一处，杀虎口关外也是重要互市之一，贡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互市贸易促进了蒙古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开创了蒙汉几十年无战事的和睦友好的时期。 在俺达汗开创这一功绩的背后有一位女性，她就是蒙古人人皆知的“三娘子”。三娘子（1550—1613）是蒙古族绝代美人，“骨貌清丽”，“资性颖异”，能歌舞，善骑射，她的经历很像后来的孝庄，一生嫁给过三个汗王。她原本先是要嫁给俺达汗的孙子，领去给大汗爷爷看，结果俺达汗一下看中了，当场留在了大帐里，爷爷收了孙子的未婚妻，她成了俺达的妾，也可以算作妃吧。三娘子极受俺答宠爱和信任，俺达汗对她言听计从，她力主俺答汗与明朝通市，在俺答汗达成蒙汉人民和睦相处几十年的这一开创性功绩中，三娘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同时也封了三娘子为“忠顺夫人”。 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三娘子病逝，终年64岁。她执政的近四十年，坚持执行与明朝和睦友好的政策，对蒙、汉、藏民族友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她积极保护和推进与明朝贡市互市往来，使蒙汉可以自由贸易，吸纳并重用汉人，促进了本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深受当地蒙古族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今包头市美岱召的“太后庙”就是为她修建的，又称“三娘子庙”。 "俺答封贡"在明朝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此结束了自明初以来蒙古各部与中原明王朝之间的近200年的战争局面，隆庆年间，官方办的马市陆续开办了十一个，同时，朝廷派官员组织和管理互市，在隆庆五年里就开设的六个互市，每当互市开市，两族民人“醉饱沤歌，婆娑忘返”，过节一样，一派繁荣和平景象。民间的私市也开始遍布长城内外，政府积极鼓励商人前去随行就市做生意，前所未有开创了北部边境地区和平的局面。补充一句，互市今天还有，就是现在，而且是国家外贸管理下的地道正式的边境贸易，有国家规定，有海关检验等等，而且依然就叫互市。 明清两朝的互市地点都设在河北、山西和陕西北部的长城关口外，就是这样的互市、私市给最初走西口的晋商提供走上了历史舞台的机会。 走西口的发端是晋商，山西商人去口外做贸易就要过长城关口，称之为“走口外”，或“走西口”。像晋商这样的贸易早已有之，要远早于明清，丝绸之路就是开通了这种对外的贸易通道，近代的晋商作为民间贸易和资本，大大推进和发展了这个地区的贸易和往来。但是说晋商就是走西口的全部，甚至是正源，这似乎是误解，至少是以偏盖全，做买卖走西口只是走西口的一部分，一小部分，不能涵盖全部走西口的内容。 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走西口是贫苦农民创造的历史。 明末清初，长期不断的战争造成长城内山西和陕西地区的极大破坏，也包括甘肃和河北西北部，田地荒芜，民不聊生，人口大量流亡，或成群，或“携男挈女”，或孤身，更有千百成群的，成为流民，犯禁偷渡，私越长城口去口外逃生。为了稳定和发展这一落后地区，清朝政府也曾向这个地区招引大量山西、陕西、河北的工匠和破产农民，甚至给予蒙籍优惠条件来吸引。随着满清政府对的封禁政策的放松，历年遭受自然灾害而破产农民不断流入，走西口的队伍不断扩大，走西口的范围渐行渐远，西端已经到了阿拉善、额济纳等旗。 山西的西北部和陕西的中北部，土地贫瘠，生存环境恶劣，农作物产量低下，“岁丰，亩不满斗”，人口的增加更给生存增加了压力，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清朝中到民国时期，百姓迫于生计不得不大量外出，到黄河河套之外甚至更远的地方寻求生路，这就是“走西口”。特别是遇到大的天灾歉收，如清光绪三年发生连续三年的严重旱灾，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十一年，据官方统计，死于这次灾荒的人超过了三百万人，灾害又引起了更多的难民饥民走西口。 西口，或者口外，是一个区域的泛指，基本上是指出了山西北部河曲等黄河渡口，就是西口口外了，也指朔州右玉县的杀虎口之外，或者是河北张家口以西、山西以北的河套和河套外地区，又称后套，更宽泛的可以指整个广大的内蒙地区，像包头，鄂尔多斯等地。 山西人走西口，陕北人也走西口，比例高的是山西人。陕西走西口的，主要是绥德到米脂这一带的人，这里更加贫穷，海拔在1000米以上，属于黄土高原沟壑区，不但土地贫瘠，且干旱少雨，梁峁坡脑上只长耐旱野草，荆棘，长得稀稀拉拉，正常年景一亩谷子就产百十斤小米，还能勉强糊口度日，歉收灾害时就没法活了，只剩下的一条活路，就是走西口。 陕西人走西口的线路，是经榆林的神府走黄甫川，再到达黄河边的府谷。山西人走西口的有一路也走这一路线，叫走水路西口，是向西到山西省河曲县，从西口渡口过黄河，过了黄河就是陕西的府谷。西口古渡位于河曲县城水西门和内长城外，黄河东岸之，沿岸巨石垒砌，顺河而下百余米长，彼岸右侧是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渡，左是陕西省府谷县之大汕渡，西口古渡本名水西门渡口，历史上可追溯至汉。 山西人走西口，大多数走的是旱码头的西口，是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北上朔州，经杀虎口出关口，然后进入内蒙古的归化、绥远，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或是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张家口也是出关的关口，俗话说“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指的就是山西和河北人走西口的一东一西两个西口，两个关口。 走西口的“口”具体地点在哪里有很多说法，也各有依据和理由，最有代表性和约定俗成的还是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的杀虎口。从历史上看，杀虎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族关系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历朝历代，特别是清朝，杀虎口是举足轻重的军事重地，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历时50多年的征服葛尔丹部的战争中，杀虎口始终是前进大本营，运送军粮军饷的后勤基地。杀虎口只是个边关军镇，可所有的管辖权却都直接控制在朝廷手里，重大军情边报，军卫县府直接向皇帝奏报，皇帝也直接下旨到镇守。 千百年来，长城之外是与北方民族征战的战场，长城的关口是军事要地，清朝初年曾实施边疆封禁政策，不论商人还是百姓，走西口出关得官方批准，不得官方许可而出关就是违法犯禁了，杀虎口是指定的法定办理出入境手续的地方，是官方的“走西口”的海关，是出境的必经之地。因此“走西口”的这个“西口”应该非杀虎口莫属。 杀虎口，以前还有个名字叫杀胡口，更杀气，一听就想到是杀灭胡虏的意思。杀虎口做为重要的军事和商道关口已有2000多年历史，春秋战国到秦、汉、隋，都叫参合陉，又叫参合口，唐代时更名白狼关，宋时叫牙狼关明朝。特别是蒙古南侵，多次经此口破关挺进中原，明朝庭出兵出长城抗击也多由此关口出征，为扬军威鼓士气吧，就起了这么个死战到底的“杀胡”的名字。就凭这么起名就可以想象得到，还是你底气不够，打不过人家，急眼了。“胡”本是匈奴人对自己的自称，意思是儿子，中原王朝统称所有侵扰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为胡，胡儿，突厥、回纥、吐蕃、契丹、蒙古、山戎、月氏、鲜卑、匈奴，统统都是，是贬义的了。到清朝，采取的是““善待蒙古，结为姻亲，联为羽翼，资彼之力”的满蒙联盟政策，康熙皇帝亲征平定葛尔丹叛乱从这里出发，得胜回朝后他想起来这档子事，特别颁旨将“杀胡口”改名为“杀虎口”。辛亥革命以驱除鞑虏为口号，又曾改回到“杀胡口”，这回是杀满人这个“胡”人了，1925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进驻“杀胡口”，他的十三太保之一韩多峰为镇守使，为了民族团结，韩又将杀胡口再一次改名为“杀虎关”。 杀虎口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位于晋北山地与内蒙古高原的边缘，是从内蒙古草原南下山西中部或下太行山的必经之路，属山西朔州右玉县，是山西和内蒙交接处，为战略要冲之地。这一关口是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地势险要，东、西两山之间形成一条3300米长的狭长走廊，巍然一个天然雄关，清《朔平府志》：“杀虎口乃直北之要冲也，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称为险要”。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古战火连绵，千年硝烟不散，汉征匈奴，唐逐突厥，宋驱契丹，明御蒙古，都发生在这里。本来就是征战之地，发生战争并不奇怪，可有的战争发生的确很奇怪，在明朝嘉靖三十六年（公元１５５７年）就发生了一场很古怪离奇的战争，打得还很残酷。 俺答汗之后，儿子辛爱继承汗位，他有个爱妾桃松寨与一个部下偷情胡搞，被发现之后害怕逃跑到明朝这边来了。大同总督杨顺为邀功，将其送进京城，辛爱向明朝廷要这个女的，朝廷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爱辛恼怒之下举兵攻打右玉城和杀虎口。右玉城在杀虎口的西北二十华里，初建于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为杀虎口通往塞外必经的重镇，防御地位非常重要。事情闹大了，杨顺想让朝廷把这个惹祸的女人送回以解右玉之危，他不直说，还编谎话上奏，说辛爱愿意用朝廷要捉拿的白莲教要犯交换桃松寨。嘉靖放还了桃松寨，可没想到辛爱杀了桃松寨，气还没撒出来，不撤兵继续围攻杀虎口，同时还另出兵打大同和宣府。 右玉城在明正统至嘉靖年间先后多次被蒙古军队攻破，可这次竟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坚守了8个月。这次嘉靖皇帝好歹算是没有听严嵩放弃右玉和杀虎口的主意，虽然拖了很久，兵部尚书率几路大军到来解了右玉之围。这次右玉保卫战虽然只是解了个围，俺达汗的军队见明朝大军前来就自己先撤了，可这也是嘉靖期间和俺达汗的战争中是稀有的胜仗了。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50年先后出兵征服平定西北叛乱都是从这里出发，杀虎口都是前敌大本营，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辎重基地。大军征服噶尔丹叛乱远赴新疆，正常运一石军粮就要耗费120两白银，实在是耗费巨大，山西商人抓住了这最初的机会，他们负责组织雇人运送军粮，成千上万贫穷农民随军运输，这样一来，为朝廷节省了将近三分之二的银子，也拉开了大规模走西口的序幕。十几万大军加十几万后勤运送部队聚集在此，车来人往，使得这一偏远边关古镇来往的客商云集，曾带来了一片商业繁荣的奇观。 对那些走西口谋生的百姓来说，杀虎口是出官家关验关的必经之口，也是一段令人心竦胆寒的畏途。“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并不是出了杀虎口就一马平川可以直奔蒙古草原去发财或者谋生了，杀虎口外悍匪出没，马贼强盗横行，杀人越货，命如草芥，丢命是家常便饭，很多人有去无回。电视剧《杀虎口》的背景就是这个残酷的环境。 府谷城紧邻内蒙古的准格尔旗，麻镇、黄甫是府谷县最古老的镇，明长城从这里穿过，人们常说“金黄甫、银麻镇”，明清时期，这里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的重要商道，陕西和晋西以前黄甫和麻镇是边贸重镇，府谷当年作商号、坊林立，晋商荣耀的“大盛魁”商号的发祥地就是这里，成为晋商的发源之地。 二人台《走西口》唱道：“第一天住古城，路走七十整，虽说路不远，跨了三个省。”这是山西人的二人台，唱的古城不是府谷，而是府谷对面的河曲古城，这两个地点都是古渡口，隔黄河相望，都是三省交界的地方，因此陕西人认为唱的是府谷的古城，也不算错吧。走西口的人如果走这条线，要经过古城、纳林，这两个地方也是他们歇脚的地方，纳林已经进内蒙了，所以走西口的民谣唱：“头一天住古城，第二天住纳林，来在沙蒿塔、大坝梁、五拉素、三条湾、长崖边、西包头，”一站一站唱出了走西口走的一条线路。 “一过古城泪汪汪，一翻坝梁更心伤。”古城口路边是座关帝庙，过了这座庙就出关口了，走西口的人就算真的离开家乡了，人们出口前都要在这里停下，回头再望望家乡，然后从这里分散开来，抱着渺茫的希望走向茫茫的内蒙古草原。 府谷古城门 过了府谷古城口，出口就真正出西口了，停下来回头再一次望望家乡，把鞋子扔过门口这边，表示一定还要走回来。 走西口，从明代中期开始，明末清初达到高潮，一直到清朝末年，前后经历了大约三四百年。走西口成就了晋商，在鼎盛时期，晋商几乎包揽了整个西北贸易，商号、票号开到了归化、绥远、库伦和多伦，商队远及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直至新疆。大盛魁，复盛公，这是走西口中晋商的佼佼者。 山西祁县人乔贵华，他赤手空拳走西口，以草料生意起家，经过二三十年的经营，“复盛公”的字号成为包头的头号大买卖，除去票号、钱庄、商号、当铺、茶庄、粮行外，他还购房置地，乔家的复字号生意越做越大，也带动包头的商业繁荣，使包头由一个村镇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城市，当地便有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 山西人会做买卖，在宁夏，有名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创办的。 乔家大院是令无数走西口人羡慕的实实在的存在，走西口理所当然被看成就是去做买卖，开商号，发大财，一条发家致富的大路。晋商只是极少数人，一辈又一辈走西口的人流中的一滴水，不过三四百年中走西口的几个极少的、成功的、也是幸运晋商。晋商是走西口的奇迹，也成了一段传说，一个神话。对走西口的山西后生和晋陕汉子来说，发达以后回家乡修大窑洞盖大院，不过是离家走西口上路时怀揣的一个梦，走出贫苦的渴望。 清朝时期，外套、鄂尔多斯、包头，那里是满族清政府和蒙古的交界处，地广人稀，走西口的人去那里向蒙人租地垦种，或入大漠私垦，这些人中山西人最多，现在，内蒙古2500万人口中山西人占了1000万，他们是落地生根的走西口人和他们的后代。这些山西人中又是河曲人最多，“黄龙弯弯的河曲县，三亲六着漫绥远。二姑舅呵三老爷，八百里河套葬祖先。”清朝山西的《河曲县志》记述他们的生活：“河邑人耕商塞外草地，春夏出口，岁暮而归。但能经营力作，皆足养家糊口。本境地瘠民贫，仰食于口外者无虑数千人。其食糜米、麦面、牛乳、牛肉，其衣皮革、毡褐，其村落曰'营盘’，蒙古语曰'达子语’，凡出口外耕商者，莫不通蒙古人语”。包头的土默川、大青山南北和黄河两岸都有河曲人，主要从事农耕。除了耕作，走西口的人还在外揽工，打长工，下煤窑，还包括驮运脚力，陕北赶牲灵的马夫，都是常年在外，辛劳吃苦的体力活。 走西口是被逼无奈的选择，“自古阿谁黄河向东流，什么人留下个走西口？”河曲县的民谣，记账似的讲述了走西口的艰辛：“头一天住古城，走了七十里整。路程不算远，跨了三个省……第七天长牙店，住店没店钱，叫一声长牙嫂，可怜一可怜。”走西口的干活儿和生活的艰难：“住沙滩睡冷地脱鞋当枕，铺竹芨盖星宿难耐天明。” 走西口已经成为那个特定时代陕北晋西北贫困农民的生存方式，《太谷县志》中记载太谷县的人：“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盂县志》中也说他们的百姓说：“往往服贾于远方，虽数千里不辞”。《寿阳县志》也说：“贸易于燕南塞北者亦居其半。”也就是说，走西口已经成了他们讨生活谋生的习俗和传统。 走西口是绝望中对命运的挑战，吃苦受罪，受苦受难，不见有发财的回来，命丢在外面的不少，可是在家实在混不下去，看不到任何希望，走西口总还能给他们一丝希望，毕竟是条出路。穷人家的男孩子就从小就立下志向，长大了去走西口，发大财。发了财就回来箍窑洞，就是用石头和砖砌窑洞的门窗墙面，箍好了窑洞买毛驴，这样就可以娶媳妇了。这是普通老百姓最高的朴素愿望了，除此别无他求。就这样，走西口的人源源不断，前赴后继。 汉子后生们，头上包上白羊肚手巾，披上破棉袄，怀里揣着粗硬的干粮，扯起嗓子唱着《走西口》，气昂昂的上路了，头也不回走西口去了。临走，窑洞前，村口上，和婆姨女人告个别，和心上人再说句悄悄话，女人伤心的叮嘱，姑娘抹泪的约定，这是见惯了的悲伤场面，生离死别的凄惨景象。 晋陕人守家恋乡，走西口是生活所迫，出了门就惦记回来，出门在外走的是汉子，媳妇婆姨留在家，守着破窑带着孩子。出去的男人想着念着家中的女人，相好的姑娘，心中的暗恋的那个人，在家的女人惦念悬念出门在外的男人，盼平安早归。他们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对方，唯一的寄托方式就是想着念着恋着对方。所有的这些离别伤心，牵挂担心，想念惦念，没有语言可以表达，只有嘴里哼唱的歌，唱给自己听的歌，都融在走西口的歌谣里，在《走西口》的歌里了。 《走西口》已经流传了一百多年，没有作曲者，也没有词作者，也不是只有一个版本， 哥哥走西口， 小妹妹也难留， 手拉着绵手手， 送哥出大门口。” 据说最接近原创的《走西口》是：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也难留， 止不住那悲伤泪， 一道一道往下流。 哥哥你必然要走， 小妹妹实难留， 怀抱上那梳头匣随花而来的马奶酒， 我给哥哥梳一梳头…… 现在的歌手也加进时代的演绎，龚琳娜唱的《走西口》是： 送出了就大门口中， 至死也不丢你的手， 两眼的泪珠儿一道一道， 突突突地往下流。 走西口的歌是走西口人的全部生活，不单限于出西口本身，离家的难舍，离别哀伤，途中艰辛，对家乡亲人思念；还有只身在外，在外的艰苦严酷，更有苦中作乐的对过去遥远而甜蜜的回忆： 你吃哥哥的海红子， 哥哥咬你的嘴唇子。 有归来的喜悦，体贴的嘘寒问暖： 走沙滩来睡冷地， 跑口外的哥哥受了罪。 更有迫不及待的欣喜与激动： 闻声哥哥走进来， 热身子扑在冷窗台。 据说陕北的民歌有8000多首，百分之八十是情歌，西口路上的歌也不例外。他们的情歌，男女爱慕、喜爱、爱恋、思念，只是形式，追求、迎娶、离别也只是内容，最根本的是歌中唱出的更深层的对生活的渴求，生存的态度，生命的坚韧执着，生命力的绵延不断，都是自然的，本能的，本性的，原生态的，都包含在情歌中，像《走西口》那样在血流里，骨子里。 2011.6于太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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