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陶行知和晏阳初同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也是中国近代乡村教育的先驱者。他们主动放弃优越的生活环境，奔赴穷乡僻壤，投身乡村教育改造的实践中，并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乡村教育理论。本文通过对他们的生平事迹、乡村教育理论和实践作一简要比较，为我国的农村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陶行知；晏阳初；乡村教育

在中国教育界长期闪烁着两颗璀璨的明珠，他们怀着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一生不畏艰险，勇于探索，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奔走呼号，为我国的教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就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和“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同为中国近代乡村教育的先驱者，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而丰富的精神遗产。本文对这两位伟大教育家的生平事迹、乡村教育理论和实践作一简要的比较，以期为我们的农村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与“平民教育之父”

时光的隧道飞速回转，停在了19世纪末的中国。在那个时代风云变幻、新旧交杂的乱世，安徽和四川省诞生了之后举世瞩目的两个婴孩，他们就是陶行知（1891-1946）和晏阳初（1890-1990）。仔细研读这两位伟大的教育家的生平，发现异常相似的人生脉络：发蒙于儒学，熟读“四书”、“五经”，深谙“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身处贫穷家庭，深知农民疾苦，奠定了他们对农村教育建设和改造的道德基调；少年时进入洋教士办的西学堂，并信奉基督教，深受基督教救世济民思想的影响；青年时都曾留学美国，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而晏阳初在耶鲁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回国后都放弃锦衣玉食、高官厚禄，主动奔赴落后贫苦的农村，投身于教育救国的浪潮中。相同的社会背景和相似的求学经历使得他们二人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了救国爱民、献身教育的伟大志向。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北京成立，该协会以“除文盲、做新民”为宗旨，任命朱其慧为董事长，陶行知为董事会书记，晏阳初为总干事，主持总会的日常工作。陶、晏二人成为同事，开始拯救国家、拯救人民的伟大事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阴影中，战争频仍，民生凋敝。一大批怀有强烈爱国之心的教育家们开始将一腔热血洒向广袤的农村，为拯救中国千千万万农民而奔走，留学归国的陶行知和晏阳初便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分子。工作中渐渐认识到“中国是以农立国，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农村是中国85%以上人民的着落地，要想普及中国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去”。[1]遂不约而同将活动重心转移到广袤的农村。他们脱下洋装，化身“农民”，跑到田地里、牛棚里，与老农为伍，粗茶淡饭，任劳任怨，并号召感动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加入他们的队伍，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教育下乡”、“博士下乡”的热潮。

二、乡村教育理论比较——生活教育理论与“四大教育”

陶行知认为乡村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大计。看到农村教育的弊端，试图从教育内容、方法和师资方面进行探索，实施一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乡村教育。期望“用教育的力量，来唤醒老农民，培养新农民”[2]。而晏阳初教育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农村大教育观，他从农村社会的整体出发，看到了教育与社会各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他认为农村整体面貌的改变不能仅仅依靠教育的变革，抛开整个乡村建设而谈教育是不现实的，他说：“在农村办教育，固然是重要的，可是破产的农村，非同时谋整个的建设不可，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3]。经过周密的调查分析，发现农村问题千头万绪，总的来说患有四大病症：愚、穷、弱、私。并找到医治这四大病症的药方，那就是“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以此培养出具有“知识力、生产力、组织力”的新民。

（一）教育宗旨——教育救国

“教育救国”是陶、晏二人的共同认识，也是他们进行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试图通过乡村平民教育运动来拯救中国。陶行知曾明论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4]。而晏阳初认为中国所有问题就是“人的改造”，其解决办法就是依靠教育。[5]他说，今日中国之所以受人侵略欺凌，根本原因是“误教”和“无教”，[6]感叹于在国家处于生死攸关之际，各地实施的教育仍是一种普通教育，晏阳初痛斥这样的教育是“误教”。这种毫无针对性的“普通教育”并不能拯救国家。以农村教育为例，“如现在乡间一般儿童所读之课本，仍与10年前大同小异，即可证明”[7]。“目前国家需要的是救亡图存，教育的唯一目标也就是救亡图存”。教育贵在切合实际，教育切忌假大空，而应该针对不同的时期施以不同的教育，他说：“在今日的中国，最切合实际需要的就是农民教育”。[8]教育想要起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亟需一种有计划的、建设的教育，针对农村的四大问题创办乡村教育，这是晏阳初乡村教育思想的总方向。

（二）培养目标：乡村教师与新民

陶行知认为农村教育中最关键的是教师的问题。针对旧式学校培养的“教洋八股，制造书呆子”的情况，特别注重乡村师范教育的建设与改造，认为它是发展我国师范教育的重点。并对乡村教师的形象做了这样的概括：“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我们心里要充满那农民的甘苦。”[9]。从开办专门培养优秀教师资源的师范学校入手，进行乡村师范教育改造的实践。

“除文盲，作新民”是平教会的宗旨，晏阳初在进行乡村改造实验时，仍将培养“新民”作为其一切行动的目标。认为只有“新民”才能肩负起中国救亡图存的伟大使命。晏阳初所说的“新民”要具备三种基本技能，即知识力、生产力和组织力。他认为，乡村教育的内容、方法、原则等都要以此培养目标为旨归，只有具备这三种能力的人才可以谈救亡图存。晏阳初也十分认可乡村教师所起的为人师表的作用，他说：“师范二字的意义，是说既可为师又能做范”[10]。乡村师范的学生可以担负起责任，去教育广大的农村儿童，使“无教”变成“有教”。

（三）教育对象：儿童与青年

在教育对象上，二人各有侧重。陶行知深受杜威实用主义理论影响，认为教育应该从儿童抓起，比较重视基础教育。而晏阳初则认为实施农村教育最应该注意的是广大的青年。以当时的四万万人口来计算，农村青年至少有八千万，而文盲青年将近七千万。当务之急是使这七千万农民青年受教育，培养他们的知识力、生产力和组织力，摆脱落后愚昧的思想境界，如此，“不但青年自己有了出路，整个国家也就有了出路”[11]。拯救国家需要这千千万万农民青年，他们才是救国的主力军。

（四）教育内容：生活教育与“四大教育”

深受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和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影响，陶行知所提倡的乡村教育内容更重实用性，即教育要与农民的生活实际相结合，要为农民大众的生活服务。他把传统教育批评为类似摩登女郎的金刚钻戒的装饰品，并申明他所要办的教育：“与装饰品之传统教育根本不同。它不是摩登女郎之金刚钻戒指，而是冰天雪地下的穷人窝窝头和破棉袄”[12]。他所要创办的乡村学校是要切实改变农民生活水平的教育。晏阳初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到中国农村社会所患的四大病症：愚、穷、弱、私。想要解决这四大问题，必须实行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所以，“必须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13]。并指出，只有受到这四种教育并见诸行动的平民才能算得上“新民”。

（五）教育形式：“教学做合一”与“三大方式”

关于如何进行乡村师范教育，陶行知十分注重在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也就是“教学做合一”。他说：“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方法，活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做”[14]。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把“教学做”作为学校的全部生活。为推行“四大教育”，晏阳初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实行“三大方式”：一是学校式教育，以青年为主要教育对象，设有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生计巡回学校，并设立儿童实验学校、妇女平民学校、教师训练班等弥补农村普及教育的不足；二是社会式教育，是对一般群众及有组织的农民团体实施教育的一种方式；三是家庭式教育，是对各家庭中不同身份成员通过横向联系进行教育的一种方法。例如组织主妇会、闺女会、幼童会等形式进行扫盲教育。通过“三大方式”，扫盲工作得以保持，形成了一种“全民教育”的良好环境。

三、乡村教育实践比较——晓庄师范学校与定县实验

伟大的教育家不仅能够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更能将理论付诸实践。陶行知和晏阳初都十分注重在实践中探索和检验理论，陶行知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15]，强调“知行合一”。晏阳初也说：“中国人的大毛病，是说而不干”[16]。不能只空喊“教育误人”、“教育杀人”的口号而不去实践，不去对症下药的改变教育现状。于是，二人分别以自己的乡村教育理论为指导，开始轰轰烈烈的乡村教育改造实验和实践。陶行知将晓庄师范学校作为自己乡村教育事业的出发点，之后又创办了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形成和完善了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而晏阳初则将定县作为乡村改革的大本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将平民教育运动开展到了国外。

（一）晓庄师范——陶行知乡村教育事业的出发点

1927年3月15日，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在晓庄师范的日常教学中，陶行知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并把具备“农夫的身手”作为该校师生学习的“第一目标”，提出要拜农民为师。晓庄师范学校特别注意将学生与生产劳动、教材与生活实际紧密联系起来。实际生活需要什么，就培养学生什么样的“生活力”。这点与晏阳初的教育思想是一致的。陶行知认识到乡村教育不能关起门来独自搞，需要联合农业、卫生、交通、银行等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成功，这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的“大联合”思想：“我们要有一个大规模的联合，才能希望成功！那应当联合中之最应当联合的，就是教育与农业的携手。中国乡村教育之所以没有实效，是因为教育与农业都是各干各的，不相闻问。”不仅如此，“教育更须与别的伟大势力携手。教育与银行充分联络，就可推翻重利；教育与科学机关充分联合，就可破除迷信；教育与卫生机关充分联络，就可以预防疾病；教育与道路工程机关充分联络，就可改良路政。其他不胜枚举”。[17]只有教育与各方面实现“大联合”，才能保证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

晓庄师范学校的教学内容和管理模式都是按照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来实施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培养出许多脚踏实地、献身乡村的优秀教师，也获得了教育界同仁的赏识。梁漱溟在参观了该校之后，对其生活教育赞叹不已，认为它“合于教育的道理，合于人生道理，注重农村问题”[18]。陶行知之后又创办了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继续进行着积极的探索,在实践中探索和检验理论，“是一个即知即行、能知能行的实践教育家”[19]。

（二）定县实验——晏阳初乡村建设的大本营

1923年，已为平教事业服务数年的晏阳初被选为平教总会的总干事，并于1926年开始了闻名中外的河北定县实验。他运用科学的方法，以县为单位进行社会调查，以翟城村为试验点，确定了乡村建设需要解决的四大问题：愚、穷、弱、私，针对性地推行“四大教育”。利用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等灵活形式进行扫盲工作，培养能救世泽民的“新民”。长达十年的定县实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全县文盲率大大下降，农民掌握了科学的理念和技术，整个定县形成了良好的教育环境，教育与政治、经济、农民生活和谐结合，农村落后面貌得以改变。也为之后进行的平民教育实验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著名的“巴壁实验”、“华西实验”以及在菲律宾甲美省进行的重大乡村实验，均得益于他在定县翟城村所积累的宝贵经验。

陶行知和晏阳初的乡村教育思想在20世纪曾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进行的乡村教育改造实践也相对改善了农村的落后面貌，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与素质，促进了农村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大幅提升。但这两位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也存在着不足，他们把贫穷、落后、愚昧作为农民问题的根源，把教育作为救国的武器，更多地只看到了社会的表象，没有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等方面挖掘更深层次的原因，的确值得我们反思。我们通过认真研究两位教育先驱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吸取其合理内核，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为我们的教育改革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3][7]马秋帆,熊明安：《晏阳初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48,49，112。

[2]周洪宇：《开拓与创建——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东教育出版社，2010:305。

[4][12]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编：《陶行知文集》，江教育出版社，2001:9,589。

[5]宋恩荣：《阳初文集》，湖南出版社，1989:322-325。

[6][8][10][11][13][16]四川省政协、巴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50,36,90,39,61,51。

[9]《陶行知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651。

[14][15][17]方明编：《陶行知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85,109,86。

[18]马勇：《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162。

[19]陈鹤琴：《纪念近百年来的大教育家》，载《陶行知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31。

（作者孙佳瑾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

（责任编辑：王文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