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个忻州营

作者：秀容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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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有个顺义区，顺义区有个赵全营镇，赵全营镇有个忻州营村。忻州营村坐落在顺义城区西北13 公里、赵全营镇正北3.1 公里处，再往北就是怀柔区的地界了。

   远隔千里的北京忻州营村和山西的忻州市名称重复是偶然还是有所关联，二者之间到底有何瓜葛？带着这一疑问，笔者最近走进了忻州营村。只见村子坐落在岗坡之上，小中河从村东流过，属于北运河体系，土壤为潮湿土。村域面积大约2 平方公里，聚落面积17 万平方米。村中有一条东西向的主街道，全村共有256 户，712 人，其中满族2 人，汉族710 人。访问村中老者，他们只是隐约记得听上辈人口耳相传，祖上是从山西忻州迁徙过来的，加之家谱在“文革”中被毁，具体情况谁也说不上来。但笔者还是发现村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少忻州人的印记。比如在饮食方面，忻州营人以面食为主，家家备有擀面杖，手擀面、刀削面、揪面片样样都是内行；忻州营人还和忻州人一样爱吃醋，特别喜欢吃老陈醋，吃饭时每个人面前都要放一个醋碟子，不管吃什么菜习惯用筷子夹起来在碟子中蘸一下再送到嘴里；他们还像忻州人一样爱做面酱，把馒头晾干，和豆子放在一起用碾子碾碎，发酵后做成面酱，吃饭时蘸着酱吃。在生活方式上，忻州营的村民们非常节俭，剩菜剩饭都舍不得倒掉，下一顿热一热再吃，甚至常常把几样剩饭剩菜一起倒在热锅里做成和子饭吃，明显带有老辈忻州人的勤俭传统。更让笔者吃惊的是，正月十五闹元宵时，村民们表演的挠阁居然和忻府区的一模一样，这在忻府区周边县城也是不多见的。为了搞清北京忻州营人的来龙去脉和历史渊源，笔者走访了当地的一些民俗专家并翻阅了一些相关的史志资料。

   据史料记载，忻州营人的确是从山西忻州（即现在的忻府区，明代称忻州）迁徙过来的。当时的大环境是山西地少人稠，北京地广人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还得从元代说起。元朝是蒙古人当权，蒙古人是游牧民族，他们把华北平原的大量农田改为牧场，致使河北和北京地区的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尤其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后的元代中后期，元朝统治者像几百年后的“文革”一样人为地把人分为红五类、黑五类，刻意制造阶级矛盾，把全国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上两等人可以随意驱使、奴役和打死下两等人。为了逃避统治者的奴役和压迫，华北平原河北和北京地区大量的老百姓背井离乡，翻山越岭，流落到以太行山为屏障的山西境内，使山西形成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到了元代末期，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江南地区和华北地区又成为各股势力争夺的主战场，战乱使这两个地区的人口锐减，尤其是北京地区，成为历史上最为空旷的时期。相对来说，山西由于大山的阻隔，环境封闭，人口不降反增。据官方统计，当时山西的人口已经超过河北和山东两省的总和，这就使得由山西向北京地区移民充实人口成为必然趋势。于是朱元璋洪武年间的第一次移民大规模地开始了，根据《明史》、《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 年）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 年）十月，上（指朱元璋）以山西地狭民稠，下令许其分丁于北平。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九月，命户部遣官核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及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使置牛具、种籽，五年后征其税。”更有甚者，此后不久的明成祖朱棣则把移民迁徙推向了极致。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文即位，为加强中央集权，采取削藩政策，引起燕王朱棣的不满，从而发动了长达四年“靖难之役”。此役主要是在河北、山东一带展开，最终朱棣获胜登基。但朱棣的嗜杀在战争中也暴露无疑，正如史书记载“壬子，王夜度白沟河，围雄，拔其城，屠之”，“王至真定与张玉、谭渊等夹击炳文军，大破之，获其副将李坚、甯忠及都督顾成等，斩首三万级”，“冬十月戊午，袭执徐凯，破其城，夜坑降卒三千人”。朱棣的杀戮暴行使得北平河北一带“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经济凋敝，一片荒芜，人口急剧减少。仅以河北隆尧县为例，“小孟村只有一个叫小孟的人幸存。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 年），山西人迁此，把该村改名为小孟村”；“齐村始于春秋时期，‘燕王扫北’时，该村被夷为平地，齐姓民所剩无几”；“甄家庄本名大西庄，约建于元代。‘燕王扫北’后，村中只剩一户甄姓民，遂更名为甄家庄”。为了填补战争带来的人口空缺，朱棣实施了更大规模更加庞大的强制移民措施，户部之下专门成立了移民署，在洪洞大槐树所在的广济寺内设局驻员，将移民们集中于洪洞县的大槐树下，登记造册，办理迁移事宜。传说还用刀子在每个移民的小趾甲上切上一刀作为记号。为了便于管理，防止移民途中逃跑，官兵们用长绳子把他们串连起来，反绑着前行。到达目的地之后，采取军事屯垦的方式，将移民以原籍府州县为单位编为一营，安置于枯草凄凄的荒蛮之地，开荒屯田，建立村舍，安家落户，村营自然也就以山西原籍府州县而命名了，这也正是京郊大兴和顺义一带村名有许多和山西省州县名重名的根本原因。据不完全统计，明初洪武、永乐年间，曾先后18 次从山西向外移民。自1373 年到1417 年44 年间，共移民60 万人之多。

   当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保护移民的基本生活，如发放一定的安家经费等。明初，中央政府设有上林苑，监辖良牧、嘉蔬、蕃育、林蘅四署。山西移民一部分被安置在今北京市大兴区（原属河北省）东部的凤河两岸，共设58 营，号称72 连营，如长子营、绛县营、潞城营、蒲州营、沁水营、解州营等，这些村庄属于蕃育署管理，他们当时的任务就是为皇家养殖鸡、鸭、鹅等禽类。而山西的另一部分移民则被安置在今北京市顺义区（原属河北省）西北地区，如稷山营、红铜营（由洪洞营而改）、大槐树营、东绛州营、西绛州营、忻州营等，这些村庄属于良牧署管理，主要任务是为皇家牧养马、牛、羊等。

   当然，这些早已成为过去和历史，现在的忻州营村村民和北京郊区的其他村民一样，语言逐渐被同化，张口闭口一样的京腔。忻州营村的人们也是以农业劳动为主，以种植粮食作物和大棚蔬菜为生，间或种一些果树，也有个别意识超前者开设农家院等旅游项目的，但规模不大。然而，隐性的基因是无法轻易抹去的，每当逢年过节，祭拜祖先时，忻州营村的村民还是忘不了自己身上流淌着源于山西忻州人的血液。而随着忻州营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村民到忻州“寻根”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不少人表示有想回“老家”看看的意愿，对祖上的恩德和道义做出良心的回应。（作者系北京市某中学高级教师、媒体专栏作者）李延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