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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能体现士人的文化素质与精神风貌，在士人的精神生活与社会地位方面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毛汉光先生曾指出，中古社会比较重视的社会价值项目为:孝梯之品德、文A-、礼法、外貌与仪态、清谈及应对、艺术等六项，其中.艺术类又以书法最受重视。而龚鹏程先生亦认为:“书法，在汉魏南北朝间，是新兴的艺术门类，也是当时地位最高的艺术。”M细心阅读当时的一些史迹就会发现，这些看法不失为真知灼见。在中古社会，特别是魏晋，文士受社会的尊崇，进而跻身名士之列，往往要具有各方面的才艺。诗、书、画、琴、棋成为文人，特别是门阀士族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传统儒家文艺观，随着玄学的兴起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文士们在文学艺术上的修养、才情如何，直接关系到他在当时盛行的人物品藻中的地位，并进而影响他的仕途、家族名誉等等，书法受到普遍重视也在所难免。
从魏晋到南北朝时期，时代更易频繁，但是世风中有很多方面相沿未改，崇尚文艺的社会风气依然未变。刘宋时期的朱异.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沈约戏谑道:“卿年少，何乃不廉也?”朱异没有领悟出沈约的意思，沈约说:“天下唯有文义棋书.卿一时将去，可谓不廉也。”刘宋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宗炳素来有高节，晚学都来讨教，而宗悫独任气好武，不为乡里人所称道。当时还有一人叫张欣泰，不尚武事喜好“隶书”，读诸子之书，在十余岁的时候，他去拜访当时的吏部尚书褚彦回。褚彦回问其骑射的本领，张欣泰回答，性情怯懦，见马害怕，也无力牵弓射箭。彦回听后，很是惊诧。可见尚文轻武之风不是个别现象。（书法 屋 www.）。颜之推身经数朝，多经乱世，知道武力之重要，他告诫后辈说，先王重视武力，并以此作为选贤任能的一个标准。但是，他又说，即便如此，我也并不希望你们骑马游猎。他认为，“江南冠冕儒生，多不习此”((颜氏家训·杂艺》)。无疑是以南方世家为榜样。他还告诫家人说，即便千年来的冠冕之家，如不通晓书写记录，莫不从事耕田养马一类的事情。这样看来，如能常拥百卷书，千年可不为小人(《颜氏家训·勉学篇》)。上述资料看出.颜之推更注重家族的文化艺术修养。
同时，社会亦有重艺轻财的风气。刘宋戴法兴有两位兄长戴延寿、戴延兴，各有所长。戴延寿喜欢书法，戴延兴喜欢读书。山阴有一人叫陈载，家中很富有，存钱三千万。乡里人都说:“戴硕子(法兴之父)三儿，敌陈载三千万钱。’吻可见时人已有“存钱千万，不如薄技在身”的观念。
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层书家的大量出现，就是社会重视才艺的最好说明;而同时，庶族为了跻身上层社会之列，也注重了在文艺方面的修养。大凡某人得到社会的肯定总是与他有某方面的才艺有关，而这些才艺当中，善书往往是不可缺少的。如梁时张孝秀，善于谈论，擅长隶书，各门技艺，都能通晓。王僧虔的儿子王彬善篆隶，与其兄长王志齐名，当时人盛赞为:“三真六草，为天下宝。”同时代的刘流，勤于读书，工于篆隶，美风姿，容止可悦。)刘填的文藻、篆隶、丹青都为当世所称许。殷钧擅长隶书，成为当时的楷法，南乡范云、乐安任防都十分称赏。梁武帝与其父亲为故旧知交，将其女永兴公主嫁与殷钧。南方如此.北方也不例外。河东裴敬宪，性情和雅，未尝失色于人，工于隶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独擅于时，名声甚重，晚辈都仰慕于他。可见书法与其他艺能一样，都是社会所公认的素质与修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史书中屡屡有这方面的记载。
不仅如此，汉魏以来，被称为是人性自觉的开始，也是艺术自觉的时期。魏晋之人开始着力研究生命的价值，讲究形神之美和形质之美。形神之美指人的外表风度，形质之美指人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等，而这些都是士人应具有的基本修养，更是士族身份不可缺少的基本表现，甚至于各艺皆能代表士族的地位。大凡人物的相貌、仪态、神采、孝道、文笔、诗才、书艺均在品评之列，书法当然成为一个人素质的表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奏尺素多为自书，君臣之间上奏批答与书法有直接关系，有一手美妙的书法便成为时人品评玩味的对象。《齐书·王韶之传》云:韶仪伟，凡表奏辄自书写等。王僧虔自书《让尚书表》笔迹十分悦人。时人比之子敬。刘宋张永，涉猎典籍，写一手好文章.又擅长隶书，通晓音律，骑射杂艺。触类皆善。又有巧思，为宋太祖刘裕所知，纸及墨皆自造。太祖每得张永表启，时常执玩咨赏，自叹身边的供御者无法与他相比。《齐书·萧思话传》云:萧引擅长书法，陈宜帝曾经披览他的奏事，指着其中的署名说:“此字笔势翩翩，似鸟之将飞。”在讲究书法的时代，表奏尺素书法也成为一个人素质的表现;反之书迹不正。常为人所指责。宋废帝子业为太子时，启参起居，其书迹不谨，孝武责之日:“书不长进，此是一条耳。”因书迹不恭而遭致训斥，正体现了时人对书法价值的关注。
由于当时士人书法主要以尺犊的形式展现出来，因而他们很重视往来的尺犊书法。尺赎是师友亲戚之间相互酬答所使用的文体，魏晋之后，士人大讲清谈，尺犊之语文辞简约，常使人不知所云。正如钱钟书所说:“顾窃疑受者而外，舍至亲密契，即当时人未逮都能领会。此无他，匹似一家眷属，或共事僚友，群居闲话，无须满字是句，即已心领神会。……盖亲友交谈，亦如同道同业之上下议论，自成‘语言天地’，不特桃花源有‘此中人语’也。彼此同处语言天地间，多可勿言而喻，举一反三。故诸枯十九为草书，乃字体中之简笔速写，而其词句省缩减削，又正文体中之简笔速写耳。”虽然尺犊往来于眷属僚友之间，甚至于事寥数语，但对于其书法却是十分讲究，无疑，尺腆书法被视为人之面目，并成为人们欣赏的艺术品，史书记载中就有品评书信书法的例子。如三国吴时张绒，既好文学，又善楷篆，给孔融的信是自己书写的。孔融给张线回信道:“前劳手笔，多篆书。每举篇见字，欣然独笑，如复睹其人也。”宋高祖书法很拙，刘穆之说:“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刘穆之劝高祖纵笔写大字，“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北魏赵彦深之子赵仲将，搜长善草隶，即便是写给兄弟的信，也是工工整整。他说:“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即似相轻易，若与当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尔，是以必须隶笔。”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云:“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犊书疏，千里面目也。”’正表明讲究书法最基本的原因不仅仅是满足平时交流的需要，士人还将书法视为门面.视为一己文化的象征。应引起注意的是，在著名书家王羲之的书札中，也有一些是论书法的言论。如:
君学书有意，今相与草书一卷J(《全晋文》卷二三样王羲之书帖)
致此四纸飞白，以为何似，能学不?(同上)久此草书尝多劳，
亦知足下书，字字新奇，点点圆转，美不可再。
书得足下闲下，比来迟迟，终不可也:之果云云。（《全晋文》卷二六)
从此中可以看出，有人以书信的形式向王羲之讨教书法，而王羲之或寄书作以供示范，或给以评点。总之，当时没有单纯的现在意义上的书法作品，书法作品是以尺犊等形式展示的，好坏的评定、品藻也是以书信的形式来展开。书法交流用书札，评点以书札，尺犊书法之受重视完全是因为尺犊是书法的表现形式。
正因为书法在士人社会中有如此高的地位，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和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对善书者的重视情况。琅邪王褒，善作草书，七岁能文，未满二十举秀才，为秘书郎、太子舍人。梁武帝十分赏识他的才艺，将侄女嫁给他。梁元帝时，官至吏部尚书、右仆射。承圣三年(554)，西魏攻陷江陵，王褒随元帝出降，入长安，又以文采、门第而受到北朝重视，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周武帝时凡大诏册。皆令王褒起草。北朝对善书者也加以引拔，“周文初，属天下分崩，时学术之士盖寡，故曲学末伎，咸见引纳。至若冀俊、赵文深之徒，虽才愧昔人，而名著于世，并见收用”。冀俊和赵文深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当时碑榜，惟赵文深及冀俊而已”。冀俊善隶书，曾“教明帝及宋献公等隶书，时俗人书学者，亦行束修之礼，谓之谢章”。阎毗颇好经史，能写篆书，尤其擅长草隶，为当时之名家。周武帝见后十分欣赏，将清都公主嫁给了他。
正是因为书法具有如此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乏勤苦学书的佳话。不妨举几个例子。齐高帝萧道成为方伯之时，居处甚贫，诸子学书，缺乏纸笔，其第五子武陵昭王萧哗，经常用手指画空中和手掌来学字，不久便精通篆法。其第十二子江夏王锋，喜欢学习书法.其母张家无纸札，就倚井栏学书，书满就清洗掉，再写，这样坚持了好几个月。早晨起床后，不肯拂去窗户的浮尘，先在灰尘仁学习写字。i=弘景，“年四五岁，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后来王于草隶，萧道成作相之时，“引为诸王侍读”。士人学书尚且如此勤苦，身份低微者自不在话下。王育，少孤贫，为人牧羊，每过小学，必歇嘘流涕，时有暇，即折蒲学书，忘而失羊，为羊主所责(((晋书·忠义传》)。徐伯珍，少孤贫，无纸笔，书竹叶及地学书(《南史·隐逸传》)。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原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书法而被摧用.从而踏卜仕途者不乏其例。则书法成为中卜层仕途的敲门砖，此又是书法社会价值的另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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