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法是篆刻艺术的基础,印章文字主要采用篆书,如何使入印文字既符合篆书结构规范,又能够适应印面的表现形式,使印章文字富有较高的艺术意蕴,是篆法所要研究的课题。 武乙文丁时期甲骨文 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后,对书法篆刻艺术也产生深刻的影响,近现代有不少书法家书写甲骨文体,较有影响的是罗振玉和丁佛言。不少篆刻家吸取甲骨文入印,或取其笔画线条劲利峭拔,或扬其结构古朴简约,形成古拙而又具有新意的印风。 周原甲骨文 金文又称钟鼎文、吉金文。商周至战国时代奴隶主贵族在祭祀、宴会各种礼仪场合,使用的青铜器皿上铸刻的铭文。奴隶主贵族利用礼仪体现等级制度,维护统治秩序。礼仪仪式中应用的青铜器成为奴隶主贵族权力与意志的象征。在制造各种礼器时就以铸刻铭文的形式,记述制作器皿的原因(纪念某位祖先或重大事件)、时间、地点以及铸器人的姓名。 青铜铭文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初期历史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文献。同时,青铜器铭文又是当时语言的记录,保存着丰富的文字学、语言学的资料,深受学术界重视,对青铜铭文的研究已形成独立的学科——青铜器铭辞学。 商周铭文青铜器计已发现一万余件。铭文的体例、内容及字体都因时代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特点。商到春秋时代的铭文均为铸造的,战国时代的青铜铭文多为凿刻在青铜器壁上的。铭文的铸造方法,据考古学家考证,是先据铭文在器皿上的位置,制作一块与器形相同的泥片。由善书的书史,用墨或朱砂写出铭文,再用刀刻出,形成阴文。待刻有铭文的泥片干燥定型后,贴附在器皿的内范上,印成阳文。等到整个器皿浇铸完成时,铭文就成了凹于器壁的阴文了。青铜器铭文先书后刻铸,较多地保留着墨书的书写痕迹,因此青铜器铭文书体的演变,反映着商周时期书法艺术的演变。 商代早中期(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的青铜器尚未发现铭文。盘庚迁殷以后,出现简短的铭文,一般在10字以内,有的仅有一二个字,大多是族徽图像、人名、父祖名,如“妇好”等。商代末年始有较长的铭文,最多的有30-40字,表明某因受赏而为父祖辈作器。铭文字体一部分为笔画露有起止锋芒,间有肥笔,体势雄伟;一部分形体细长,笔画挺拔,无肥笔,不露锋。以上两种风格的金文代表作见“司母戊鼎”铭和“戌嗣子鼎”铭。 西周早期金文(公元前11世纪至10世纪)盛行铜器铸铭风气,铭文增多增长,常见几十字、上百字的长篇巨制。铭文内容丰富,在颂扬祖德、记述功绩、受封赏的记述中保留了有关西周社会政治、军事、土地制度、社会变革等史料。文字结构严谨,方折笔画首尾出锋,有肥笔,突出提按的变化,被称为波磔体。可举“大盂鼎”铭为代表,全文29行291字,气势雄伟,字体大小结合章法行气错落有致,堪称金文法书精品。 西周中期金文(公元前10世纪末至公元前9世纪初)书体严整规范,笔画无波磔变化,两端平齐如圆箸,被称为“玉筯体”。“史墙盘”铭即这一时期金文代表,铭长20行290字,分布在纵格线的方形界格内,字体虽有参差,因字行间距相等,形成齐整的效果。 西周“大盂鼎”铭文 西周后期金文(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771年)字体匀称,结构和谐,规范化,标志着篆体的成熟。“毛公鼎”铭、“虢季子白盘”、“散氏盘”铭是这一期书法代表作。 春秋战国时期金文(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列国兴起,各诸侯国纷纷自铸铜器,铭文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吴楚地区字体修长秀丽,出现了笔画曲纡盘的图案意匠字虫鸟书;秦国书体转折圆润,轻灵秀美,笔画匀劲肯定,更具书写痕迹,进一步由籀书向书写便捷的小篆演变。春秋战国时期逐渐使用竹简,铜器铭文由书史转向装饰,铭文趋向简短,百字长铭极罕见。战国时期铜器铭文转向以凿刻为主,出现了工艺精巧的错金银篆文。 金文对近代书法篆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清代乾隆、嘉庆以后,大量的商周青铜器陆续出土面世,引起学术界的震惊,许多学者和书法家、篆刻家得以见到前所未见的古代艺术珍宝,纷纷从各自的领域从事对金文的研究和借鉴,这种学术时尚,使苍劲古朴的金石韵味成为书法篆刻艺术追求的美学风范。 籀文又称大篆。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记述,是由周宣王(公元前823—前782年)时的太史籀整理创立的书体。近代学者王国维论证为春秋战国时代在秦国通行的文字。籀文结字如金文,笔画圆转更具书写的线条韵律。“秦公簋”铭文及石鼓文可为代表。 石鼓文唐代初年在陕西省陈仑(今扶风)发现10个用花岗石雕刻的鼓形石刻,每个高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得名石鼓。每鼓身上刻韵文一篇,以其文内容分别称名: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殹、田车、銮车、灵雨。唐代发现时文字已漫漶,大多文字不全,一鼓已无文字。按原石推算10鼓应有文字600余,现仅存272字。石鼓文是我国现存的时代最早的文字、书法刻石,具有历史学、文学、社会风俗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因而历代都视为国家瑰宝。唐代韩愈、韦应物等曾作长诗《石鼓歌》颂咏;宋金两代曾将石鼓随国都所在地迁汴京、燕京,清乾隆皇帝曾模刻石刻置太学。抗日战争时为免石鼓遭劫难曾拟迁大后方保存,辗转运输至上海。建国后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辟殿宇保藏。 石鼓文 关于石鼓文字的内容及刻制年代,自唐代发现后,即有众多考证论辩。近代学者马衡提出为秦穆公(公元前659—前621年)时代,每鼓“刻记述当时渔猎情况的四言诗一首”之说,被推为公论。 石鼓文是由金文向小篆过渡阶段的书体代表,呈现书写化、结构符号化的崭新面貌。体势浑厚庄重、笔画圆润流畅、结构宽舒洒脱,显示出书写者控制线条、结构和章法的高度艺术修养。石鼓文在文字学和书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历代文字学家、书法家、篆刻家无不在书法史上这座高峰前仰止探寻。临习石鼓文书体成就最高的有杨沂孙、吴昌硕等。石鼓文拓本,流传下来的有北宋拓本,存422字,在清乾隆时烧毁。清道光时发现北宋拓本中的《先锋》、《中权》、《后劲》三种,后流散到日本。现只能见到这三种原拓的影印本。 小篆又称秦篆。秦始皇结束战国群雄峙立局面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文字方面,由李斯整理颁定统一的标准字体,废除六国文字中与秦国文字不相符合的部分。李斯在秦国籀文的基础上加以简化、符号化。史称秦篆、小篆。小篆较之大篆更加讲求法度,追求秩序美与静态美。笔画、结构省减,重心稳定,疏密匀称,偏旁部首位置有定则,章法布局重行列秩序,使篆书进一步定型化,同时也完成了古文最后阶段的改革。 小篆书迹,传世的有秦始皇及二世发行的货币、符印、度量衡器上的铸刻文字以及碑碣石刻铭文。秦刻石是秦始皇28年(公元前219年)巡行全国各地时所立,刻有秦始皇诏书及随行官员题名,还有秦二世在10年后补刻的诏书。据传均由李斯书写。当时所立碑碣共有七块。分别称为:“泰山刻石”、“琅玡台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东观碑”、“之罘碑”和“碣石”。其中,之罘碑、东观碑、碣石已无迹可考;峄山刻石、会稽刻石原石已毁,有宋代摹刻本传世。只有泰山刻石尚存一块残石,琅玡台刻石尚存黏合的碎块。 秦 泰山刻石 泰山刻石又称封泰山刻石,内容为颂扬秦始皇的丰功伟绩。《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详载立石经过及诏文。据记载北宋时尚残有220字,至明末仅有29字了,清乾隆时毁于火,原石被烧成碎块,收集了残石2块,仅存10字。现残石置泰安岱庙中保存,仅有漫漶不清的九个半字,可辨认的完整字只有七个。 秦 “阳陵虎符”铭文 琅玡台刻石,原石立山东诸城县城东琅玡台上。北宋时仅存秦二世诏书及随行官员题名,共13行104字。清光绪时,石毁,仅有部分残块黏合,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刻石文字线条丰润有力度,疏密匀称,结构严谨,平稳庄重,章法分行布白有矩度。它是秦篆中官方文告的工整书体代表,也是小篆书体的范本。泰山刻石拓本,传世最早的是北宋时拓印的,尚保有165字,已流散到日本。比较多见的原拓本是明代的29字本。都有影印本可供研读。 秦诏版 东汉铭文(悬针篆) 三国·吴 天发神谶碑 小篆法度严整,笔画间架讲求工整对称,不易书写,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纷繁记事的需要。因而还没有来得及向全国普遍推广,就随着秦朝的覆灭而被书写相对快捷的隶书所替代。俟后篆书不复为全社会通行的主流书体。但作为经历近千年流传嬗变而达到成熟阶段的书体,对后世文字书法发展的影响却是恒久巨大的,不仅直接促进了隶书的形成,并演变为缪篆兴盛于汉代,还受到历代的尊崇延绵不绝。凡官方文告、符节乃至公私典籍,为表示隆重庄严和史乘价值,仍用篆体书写,如碑额、建筑匾额、玺印、货币等。形成了富有各个时代特色的篆书风格和样式,使篆书成为中国书史上源远流长、深奥、华美多彩的书体。并出现了唐代李阳冰,宋代徐铉、梦英,元代赵孟頫、泰不华、周伯琦,明代李东阳、赵宦光,清代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等在继承发扬篆书书法上作出贡献的书法家。 唐 李阳冰所书玉筯篆 古文发展到小篆已具备了严谨的定型化法则,在笔法上横平竖直、圆弧转折,皆为平顺实笔;无点勾、提顿、虚白变化;结构均匀、对称、重心稳定、工整饱满。在同音、近义、形近字的通假或一字多形上都有一定规范,同时又有甲骨、金文、籀文、小篆、缪篆等不同文体的变化。篆刻创作中应正确运用篆法,避免混乱使用或臆造。兼用不同篆体时,约定俗成的作法是后可融前、前不夹后。如用甲骨文体不宜混用金文或小篆,运用小篆可以通借在此之前的篆体。对于小篆中没有的新生字,允许按“六书”造字的原则,组合偏旁部首。切忌无根据地生拼硬造。篆书是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像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发扬光大,这就需要我们遵循规律继承革新,使古老的文化财富焕发出新的时代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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