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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黄道周精品书法大合集

 率我真 2013-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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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黄道周《行草答诸友诗卷》 - 伴月轩主 - 伴月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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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黄道周《行草答诸友诗卷》 - 伴月轩主 - 伴月轩主

试论黄道周行草书的美学特征

郭颐扬 

       黄道周(1585-1646),是明末书坛浪漫主义大潮中一位个性鲜明、风格突出的代表书家,而且,他与颜真卿一样,除了其动人心魄极富感召力的书法艺术本身以外,还以大节垂天的忠直之士的形象留名青史。黄道周出身贫寒,经历坎坷,但从小抱负远大,并多次出游访问贤人高士以求修身齐家安邦济世之学,同时也养成了孤傲执着的的性格。天启二年(1622),终于与王铎、倪元璐同登进士,开始踏上仕途,但在朝期间,因秉性耿直犯颜敢谏而屡遭贬斥,甚至被逮入狱,以至“通籍二十载,历奉未三年”。明亡后于婆源起兵抗清,兵败被俘,就义于南京。临刑前破指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其视死如归,匹夫不可夺志的豪迈气概可谓动天地,泣鬼神。

        “学贯天人,行本忠孝”的黄道周是儒家思想的忠实崇奉者和身体力行者。他对国家“慨然有济苍生之心”,对父母则力图“酬意万一”,可以说,行王道、正儒术是其一生的理想和奋斗目标,而认为作书不过是“学问中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关心”,并声称“余素不喜此业,只谓钩戈余能”,但同时又觉得书法靠近虽为“小物”,却可通“大道”。①因此,在黄道周眼里,书法只是载道的工具,这便使得他在艺术中流露出与深广的政治伦理内容相关的人格情感。他曾有言:如右军《乐毅论》、《周府君碑》、颜公《争位帖》尚有意义可寻,其余悠悠,岂可传播?”②可见,他对王羲之、颜真卿的赞赏是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有“可垂训”之意义。而认为赵孟颊“身为宗藩,希禄元廷”,有失大节,故而加以贬斥③。他对其他书家的评论也是基于这种儒家伦理纲常的立场。诚然,“字如其人”主要是指“为人”的个性气质,与政治立场并无直接必然的联系,但黄道周却有资格作这样的评论,而且,这样的评论出自他之口,似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为他以自身令人折服的高风亮节和浩然正气为当时和后世留下了一个人品与书品完美结合的典范。康德曾经说过:有两种事物我们越思索它就越感到敬畏,那就是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在黄道周的作品面前,只要稍稍思索一下他一生磊落刚直的胸襟和言行,尤其是崇祯十一年(1638)在平台抗辩中落地有声的铮言④,和崇帧十三年(1640 )廷杖之厄后于狱中手书一百二十本《孝经》的事迹⑤,任何一个性情中人都不能不为之动容并油然而生敬畏之情。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其书法尤为世人所重。与他同时代的孙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就说,看黄道周在狱中写的《孝经》“如食米稻”,人们珍视的不只是黄道周书法的独特风格,同时还有蕴含其中深沉的人格魅力。

        儒家的政治伦理倾向使黄道周在审美上将人伦精神转化为对‘’骨力”、“气势”的重视。他在(书品论》中写道:“如欲骨力嶙峋,筋肉辅茂,俯仰操纵,俱不惑人。抹蔡掩苏,望王逾羊,宜无如倪鸿宝者。”⑥倪元璐与黄道周同朝为官,听到李自成攻人京城的消息后上吊自尽。由对倪元潞人品的倾慕而拈出“骨力”二字,其目的在于强调人格修养,欲把骨力刚劲,气势磅礴的儒家伦理思想渗透到书法之中,通过“小物”来发扬“大道”。“气势”和“骨力”在我国传统美学中表现为阳刚之美,在西方美学中表现为崇高。的确,黄道道周书法表现出来的是典型的‘.横绝太空,吞吐大荒”式的壮美,充溢着浪漫主义精神。尤其是他的行草纵横裨阖,义无反顾,异常坚信主体人格的尊严和道德的威力,在“搏斗”、“挣扎”、“骚动”等洋溢着激情和充满苦涩感的笔墨线条中,给人以奋发向上和战斗不止的力量和勇气,正如音乐史上的贝多芬和美术史上的德拉克洛瓦。

        为实现其审美理想,黄道周在取法上没有逡巡“二王”这条以“疏放妍妙”见长的传统帖学路线,而是把目光转向汉魏质朴古拙的书迹,从汉隶、索靖、皇象等处讨生活,并从钟爵、苏轼、朱熹、陆游等钟系书家中吸取养料,诚如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书学》中指出:“二王以外另辟一条路线。”沿着这条路线,加以自己天才的艺术理解力和创造力,黄道周在楷书、隶书、行书、草书上各有成就,并表现出显明的风格特征,其中尤以行草书为最。由于行草书可塑性大,可发挥的余地多,更能直接、痛快淋漓地表现性灵,抒发情感,加上晚明出现并逐渐风行的巨幅长轴特别适合行草书的挥写,黄道周创作了大量的行草作品。按时间顺序,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有:《赠旅仲兄闻警出山诗轴》(1634)、《赠屈静根诗轴》(1642)\(偶答张湛虚大理诗轴》(1642)、《赠康流兄出大涤山诗轴X 1644)、《赠抑庵将入会稽诗轴》(1645)、《赠倪献汝叔侄诗轴》(1645)等。这些作品尺幅大多在160cm x 45cm以上,其中最大的一幅(偶答张湛虚大理诗轴》达244 x 71 cm,相当于现在的八尺屏。风格情调自然各有差别,相比较而言,早期尚显稚嫩,晚期日见生辣雄浑,但在整体倾向上,态肆汪洋、磅礴奔泻的气势却是一以贯之的,而这也正是黄道周审美理想和风格特征的集中体现。构成这种风格的形式美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生拗的用笔。黄道周基本上承袭了钟繇的用笔传统,于(宣示表》、《荐季直表》、(墓田丙舍》诸帖用功尤多,并大量参入隶书、章草笔意。故其点画方笔较多,时以侧锋取势,起笔处多竖锋切入,收笔处时显隶书、章草式的波碟。转折处折多转少,转折互用。笔画中实,强调顿挫。笔画间的主次虚实处理得非常得当,笔画与牵丝的过渡轻松自然,表现出强烈的节奏感。他的这种行草书用笔虽也继承了二王以降一些书家的行草书用笔传统,但更多的是在自己深厚楷书基础上的自由发挥。只要把他的楷书和行草书作品放在一起,其转换的脉络十分清晰。方笔和顿挫的使用保证了对’‘骨力”的表现。

        黄道周用笔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笔势的执拗。在他的作品中,有不少字的用笔线路常常打破常规,独辟蹊径,有的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如“此”、“龙”、“贝”等字与以前及他同时的书家迥然不同,完全是出自机抒的独创。这种用笔,初看给人以突兀甚至惊诧莫名之感,然细细咀嚼却饶有余味。书法是空间和时间密切结合的艺术,看一个字,看一幅作品,首先注意的是空间的分割效果,若进一步欣赏,则由线条引导人们的视线在心里重复一次书家的挥运过程。也就是说,欣赏者在欣赏书法作品时是按线条运动的线路逐渐进行的,正如书家进行创作一样,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流程。黄道周反常的拗势用笔,使得人们在长期欣赏‘顺势”用笔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受到冲击,而被迫随着他的笔路艰难地进行审读。在这个过程中,欣赏者可以获得一种难以言喻、更具回味的审美快感。

         二、朴拙的结体。行草书的结体有极大的可塑性,同一个字在不同的书家笔下,可产生千姿百态的结体效果,从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征。总体而言,书法结体可分为平正安稳和朴拙奇崛两类。前者是一种宁静、内敛的美,后者是一种骚动、冲突的美。黄道周耿介的个性和以钟舞为宗的取法对象决定了他在结体上的追求是朴拙奇崛。在内道周的行草书中,常常打破字内空间的常规比例,写成上松下紧,上疏下密,有时给人以头重脚松、踉呛而行的感觉,但又善于以最后一笔来调节字的重心,起到支撑和平衡的作用,正如一个刚学走路的孩童,似倒非倒,富于天机。黄道周的作品有不少笔画往往在一般书家该伸展的地方嘎然而止,而在一般书家该收的地方,他却重重地往外甩出去,这在一些字的右上角表现得特别明显。但他这种处理自然把握在理性的控制之下,而不像陈淳、徐渭的一反常态,信笔横扫。陈淳、徐渭的行草作品,成功者固然震撼人心,极富感染力,但失败者则显得杂乱狼藉,甚至殊有野气。相比之下,黄道周的行草成功率极高,虽无陈淳、徐渭大起大落的戏剧效果,但他有节度的出奇制胜,却使人不能不佩服和品味它的不平凡之处。 

        三、奇特的章法。黄道周行草书章法的显著特点是字密行疏。字与字 之间咬接紧密,环环相扣,可谓密不透风,而行与行之间却遥遥相隔,以 至疏可走马。这与同期的董其昌不同,董其昌字、行俱疏,也与王铎、傅 山有别,王铎、傅山只是对传统的有行无列布局格式的一般继承,黄道周 则着意创造和强化字距和行距的疏密对比。倪元璐似乎也有这种倾向,但 他在用笔和结体上的纵向取势弱化了这种对比效果,而黄道周在用笔和结 体上的横势则使得这种对比变本加厉。这种章法的直接结果是作品的行 气更加贯通,尤其在巨幅立轴上,与他态肆疾扫的用笔和奇伟翻腾的结体 相结合,加上创作时主体情感的渲泄,用笔节奏的跳跃,以及字间中轴 线的大幅度摆动,产生一种“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汹涌磅礴、奔流直下的 气势,而这正是他个性气质和审美理想的外观。

        四、枯浓的用墨。书法用墨在唐以前只有枯润的变化而无浓淡的对 比。至宋代,文人画水墨法运用到书法中,从而使得书法用墨产生了很大 的变化,极大地丰富了书法的表现力。明末清初很多书家如张瑞图、王 铎等喜欢在墨中加水,惯用涨墨法,以求丰富的墨韵层次。董其昌则全用 淡墨以表现平淡天真的清雅逸趣。黄道周似乎只醉心于唐以前最简单最单 纯的用墨方法,而对这些“墨戏”并不在意。从作品中可知,尽管他用墨 也加水,并偶尔出现笔画之间互相粘连的现象,但在整体上用墨是偏浓 的,并大量使用枯笔。枯笔的使用出现正反,这又弥补了墨色少浓淡变化 的不足,使得作品仍有黑白灰的对比和显明的节奏感。浓墨枯笔写出的线 条易于表现魅力和精神,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更能唤起人们的激情,这也是与黄道周整体的审美取向相统一的。 

        五、冷僻的用字。书法是最尚古 的一门艺术,不论用笔、结体都讲求 “古法”、“古意”,再有创造力和革新 精神的书家,都是“入古出新”、“借古开今”。而在书法用字上刻意崇古 的,晚明的一批书家如王铎、傅山、黄 道周等最有代表性。用字的崇古风气 导致了书法作品中大量冷僻字的出现,许多早已不用和不为人熟悉的古体字、异体字、帖写字又重新出现在 书法作品中。黄道周在创作行草书作品时便把许多冷僻的古文字在用笔和 结构上稍作修改后参人其中。由于他 深谙古文字学,这种结合表现得相当自然,毫无生硬勉强之态,它既使人耳目一新,同时又制造了一种阅读上的障碍。观赏者面对这种屏入冷僻字的书法作品,一方面试图追寻其文本渊源,把它读通读懂,另一方面又频频受挫,实在难以读通读懂,正是在这反复的尝试中,获得一种难以名状的挫折感和更深沉更持久的审美愉 悦。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黄道周耿介执拗的个性气质、博大深厚的儒学修 养决定了其行草书求骨力、讲气势的审美理想,而晚明倡扬个性的文艺思 潮则为他气质才情、审美理想的充分 发挥和实现提供了一个外在的氛围,这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促成了其戛戛独特的风格特征。这种风格特 征又是通过充满个性和创造力的用 笔、结构、用墨、章法、用字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黄道周气势酣畅的笔墨中呈现出的雄健苍浑的阳刚之气和艰 难苦涩之美一扫当时书坛的甜媚之习,对清代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 影响,在整部中国书法史上也放射出 奇光异彩。


       注释:      ①②⑶《黄津浦集》卷十四《书 品论》。  ④《明史?黄道周传》载:“…… 道周:‘臣今日不尽言,臣负陛下,陛 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帝曰:‘尔 一生学问,止成任耳。’叱之退,道周 叩首起,复跪奏:‘臣敢将忠侵二字剖 析之。夫人在君父前独立敢言为任, 岂在君父前谗诌面谈为忠耶宁忠侵不 别,邪正淆矣,何以致治’?”      ⑤据《黄津浦集?年谱上》载,崇 祯十三年(1640)八月,因南京兵部 侍郎解学龙举荐黄道周引起帝怒,黄 道周被杖八十后入狱,第二年底滴戍 辰阳,在狱中约呆了十五个月,期间 手书《孝经》凡一百二十本。当时黄 道周身体状况不好,“卧病八十余日, 抑足扶首,仅能起立”。且狱“如椰子 大.不见三光”。    ⑥《黄津浦集》卷一九。 

    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号石斋。漳浦(今福建省漳浦县)人。天启二年(1622)进土,崇祯三年(1630)四月任右中允,以上疏指斥大臣杨嗣昌等被谪戍广西,福王宋弘光时官至礼部尚书。弘光政权失败,又与郑芝龙等拥立唐王朱隆武,官武英殿大学士,率兵抗清,至婺源为清兵所俘,顺治三年(1646)被杀于南京大中桥。

  黄道周学问渊博,精天文历数诸术,工书善画,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为人严冷方刚,不谐流俗。著有《易象正》、《三易洞玑》、《太函经》、《续离骚》、《石斋集》等。

  黄道周书法,以魏晋为宗,峭历劲遒,行、草、真、求自成一家。行笔严峻方折,不偕流俗,一如其人。宋牵《漫堂书画跋》称“石斋先生楷法尤精,所谓意气密丽,如飞鸿舞鹤,令人叫绝”。清王文治称其:“楷法格调适媚,直逼钟(繇)、王(羲之)。”秦祖永谓“行草笔意,离夺超妙,深得二王(羲之、献之)神髓”。黄道周传世书法代表作品楷书有《孝经》、《石斋逸诗》等,行草书有《山中杂咏卷》、《洗心诗卷》等。

    黄道周行草《誓墓文》为绢本,卷长295.4厘米,高24.5厘米。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此卷行、草、楷体相参,三种书体在卷中安排得和谐得体,毫无生硬造作之感,伸展整个作品来看,连绵起伏,一气呵成,给人以纯熟俊美的享受。此卷黄道周书于崇祯九年,在此之前,他曾被斥之为民,所以在此卷中,可看出他对王羲之的境遇和谢氏被王道子排斥表示同情,并有所感,同时,又对“时论好以屈伸论人”提出批判。

    明代书法,在承接元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明代书法家们大都取法高远,以晋唐书法为学习对象,并有新的发展。明代后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新的美学观、价值观兴起,更是达到了个性化的高峰。这期间涌现了一批大师,如徐渭、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黄道周南明弘光帝时任礼部尚书,后来被清兵俘虏并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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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或幼平),又字螭若,螭平,号石斋,汉族,明代福建漳浦铜山(现东山县)人,明末著名的学者、书画家、民族英雄。天启二年(1622)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明亡后抗清,被俘殉国,谥忠烈。

       黄道周通天文、理数诸书。工书善画,诗文、隶草皆自成一家,先后讲学于浙江大涤、漳浦明诚堂、漳州紫阳、龙溪邺业等书院,培养了大批有学问有气节的人才。世人尊称之黄圣人、石斋先生。著作甚丰。有《儒行集传》、《石斋集》、《易象正义》、《春秋揆》、《孝经集传》等,后人辑成《黄漳浦先生全集》,现存诗两千余首,被俘后“见三光”的牢室中所作三百多首诗,出自忧愤,最为感人。  

       他被视为明代最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一。他的书法擅长楷书、行书和草书。他的行书和草书,行笔转折刚劲有力,体势方整,书风雄健奔放。他的楷书主要学习钟繇,比起钟繇的古拙厚重来,更显得清秀、飘逸。黄道周善楷、行、草诸体书,又工隶书。他的楷书,如《孝经卷》、《张溥墓志铭》,字体方整近扁,笔法健劲,风格古拙质朴,十分类似钟繇楷法。不同处是,钟书于古拙中显得浑厚,黄书则见清健,可以看到其受王羲之楷法的影响。他的行草书,如《五言古诗轴》,大略类其楷书的体势,行笔转折方健,结字欹侧多姿,朴拙的风格同样接近钟繇。他的隶书正具有“清截遒媚”的特点,不如楷书那样古拙清刚。从黄道周书论中,反映出他对魏晋书法是比较倾心的,尤其对钟繇、索靖等具有古朴书风的书法更为欣赏,而对其当代书法,如董其昌的书法,则并非如此。

       黄道周是明末著名的儒学大师、大书法家。一生著作宏富。学贯古今,被视为明代最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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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黄道周行草书自书诗卷 - 伴月轩主 - 伴月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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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书法,初期帖学盛行,基本上都笼翠在赵孟頫的书风之下,大都妩媚圆润,缺少豪迈纵横的阳刚之气。中期虽有突破,但尚未冲破唐宋书凤的枷锁。直到明末,才涌现出了一批敢于创新的书家群体,他们以一种纵横凌厉的豪迈之气,一扫当时温尔文雅、甜美柔媚的书风,成为书法革新的先驱,黄道周就是其中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大家。

        黄道周(一五八五 — 一六四六》,字幼平,福建漳浦铜山人,铜山为一孤岛(现为东山岛),中有石室,黄道周自幼坐卧其中读书写字,因号石斋,人称石斋先生.天启二年(一六二二》进士,授编修,清军入关,他在福建拥立隆武帝,一六四五年被清军所俘,一六四六年在南京被害,终年六十二岁。黄道周人 品高,学养深,史有记载,在官二十余年,上疏三十多次,其文辞严厉,流露出先生忠正不阿的豪迈气概.

        黄道周传世作品颇多,《山中杂咏》为行草书体,通观此卷,书法流美洒脱,苍劲挺拔,酣畅遒密,如老树著花,每一点、每一横、每一捺,有俯仰立卧、欹正敛张之态,起伏跌宕,真如“和风偃草,披美缤纷”。

        欣赏黄道周书法,必须从大处着眼,何谓大处?即是先生的章法布局,这是一个总体印象,从章法欣赏入手再观其结体和用笔,就可以为登堂入室打好基础。明木清初的书法,章法上大多采用字距密、行距疏的布局,道周先生也不例外,观《山中杂咏》,字距茂密,但密不迫塞,如市人入巷,携老带小而行,从容不迫,并一改其他作品中的牵丝映带,基本上字字独立,很少牵丝连接,而是利用字与字之间的呼应关系,把一行字贯穿成一条气韵生动的纵向空间.行间宽畅,但宽不空虚,无墨处均成妙境.此卷书法道周先生使用取横势的手法,使这种拉开行距的章法布局在行与行之间跳动着音乐的韵律感.纵势上,亦极讲究呼应,承上启下,气韵生动,如江流入海,一泻千里。《山中杂咏》又一特色是体势奇险,字形欹侧,略取斜势,并重视字内空间的分割,每写一字,必以险而为之,极力打破其平衡的空间概念,造成一种奇险的境界,而更耐人寻味的是黄书之结体能险中求稳,奇而不怪,穿插争让,错落有致,使人读来字字新奇,但又赏心悦目。用笔上,该卷书法以圆笔为主偶用方笔,并间或掺入篆隶之笔意,处处充溢着古拙之趣,确实已越出唐宋人的藩篱,且取法魏晋,直逼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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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黄道周行草《山中杂咏》 - 伴月轩主 - 伴月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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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黄道周行草《山中杂咏》 - 伴月轩主 - 伴月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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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黄道周行草《山中杂咏》 - 伴月轩主 - 伴月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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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黄道周行草《山中杂咏》 - 伴月轩主 - 伴月轩主
 

       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号石斋。漳浦(今福建省漳浦县)人。天启二年(1622)进土。明亡后抗清,被俘殉国,谥忠烈。崇祯三年(1630)四月任右中允,以上疏指斥大臣杨嗣昌等被谪戍广西,福王宋弘光时官至礼部尚书。弘光政权失败,又与郑芝龙等拥立唐王朱隆武,官武英殿大学士,率兵抗清,至婺源为清兵所俘,顺治三年(1646)被杀于南京大中桥。

       黄道周通天文、理数诸书。工书善画,诗文、隶草皆自成一家,先后讲学于浙江大涤、漳浦明诚堂、漳州紫阳、龙溪邺业等书院,培养了大批有学问有气节的人才。世人尊称之黄圣人、石斋先生。著作甚丰,有《儒行集传》、《石斋集》、《易象正义》、《春秋揆》、《孝经集传》等,后人辑成《黄漳浦先生全集》,现存诗两千余首,被俘后“见三光”的牢室中所作三百多首诗,出自忧愤,最为感人。

       他被视为明代最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一。善楷、行、草诸体书,又工隶书。他的楷书主要学习钟繇,比起钟繇的古拙厚重来,更显得清秀、飘逸。如《孝经卷》、《张溥墓志铭》,字体方整近扁,笔法健劲,风格古拙质朴,十分类似钟繇楷法。不同处是,钟书于古拙中显得浑厚,黄书则见清健,可以看到其受王羲之楷法的影响。他的行草书行笔转折刚劲有力,体势方整,书风雄健奔放。如《五言古诗轴》,大略类其楷书的体势,行笔转折方健,结字欹侧多姿,朴拙的风格同样接近钟繇。他的隶书正具有“清截遒媚”的特点,不如楷书那样古拙清刚。从黄道周书论中,反映出他对魏晋书法是比较倾心的,尤其对钟繇、索靖等具有古朴书风的书法更为欣赏,而对其当代书法,如董其昌的书法,则并非如此。

       

黄道周《张溥墓志铭》,纸本,楷书,纵28.7厘米,横 193.8厘米。

此铭为黄道周为张溥撰并书。撰书于南明弘光元年(1645)。现藏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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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黄道周小楷《张溥墓志铭》故宫藏 - 伴月轩主 - 伴月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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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道周(公元1585—1646),字幼度,别号石斋 ,福建漳浦人,他是明末时的一个著名书家。天启二年,与倪元璐、王铎同举进士,在翰苑相约攻书,一生仕途坎坷,崇祯时以上疏指斥杨嗣昌而被谪戍广西,南京弘光帝时为礼部尚书,弘光政权失败后,又与郑芝龙在福建拥立隆武帝,后被清兵俘杀于南京。
       黄道周的小楷师法钟王,质朴自然,结体平中寓奇,用笔峭厉方劲,画短意长,显得骨格苍凝,一变赵董妍媚之风。清宋荦《漫堂书画跋》评曰:“石斋先生楷法尤精,所谓意气密丽,如飞鸿舞鹤,令人叫绝。”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亦评曰:“黄道周便大胆地去远师钟王,再参索靖的草法,波磔少,停蓄多,方笔多,圆笔少,所以他的真书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黄道周的小楷在章法有布局上亦别具一格,字距紧,行距松,加上他的用笔极丰厚质朴,独标气骨,这对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的时俗之风的确是很有反叛精神的,从中亦可以看出他强烈的艺术个性。
       传世墨迹有《榕坛问业》、《米万钟墓表》、《嘉令辞》、《楷书诗》、《孝经》、《逸诗》、《霱云曾公墓志铭》、《张溥墓志铭》、《周顺昌神道碑》。

黄道周与《孝经》

陈建新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北京刑部大狱,昏暗的油灯下,一代大儒黄道周身穿满沾血渍的囚衣,正凝神静气,恭谨不苟地在微黄的宣纸上,用楷书写下《孝经定本》,一笔一画,字字珠玑。身后,老狱卒躬着身子静候着,当他微微颤颤从石斋先生手中接过《孝经定本》册页的时候,已是泪流满面……

   这是黄道周因解学龙一事遭受廷杖之刑后在狱中的情景再现。据记载,黄道周在狱中十五个月,共手书一百二十本《孝经定本》,让狱卒持去,以表酬谢。目前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孝经定本》楷书册,就是其中一本。黄道周为什么会在狱中忍着肉体之苦默写《孝经定本》?为什么他会如此衷情《孝经定本》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孝经》是怎样的一部经典。顾名思义,《孝经》就是论述“孝”的经典。此书突出“孝”这一精神内核,从四个方面集中阐述了儒家伦理思想。一是把“孝”确定为上天规范的范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是万德之源,帝王可以“孝”治理天下,臣民可以“孝”持家立身。二是首次将“孝”与“忠”辩证联系起来。“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孝悌之至”便可“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三是对如何践行“孝”作了系统规定。主张“孝”要贯穿于人的行为举止,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对父母要“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四是把道德规范与法律(刑律)联系起来,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提出要借用国家法律的权威,维护其宗法等级关系和道德秩序。据传,《孝经》是孔子所作的儒家伦理学著作。经后人考证,此书大约成书于秦汉之际。唐时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自汉以降,至清代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孝经》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社会纲常、维护社会太平起到极大的作用。

   在黄道周登上历史舞台之时,恰是明王朝,甚至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激烈抖动之时。封建社会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明朝中期,其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牢固占据统治地位。但其内在矛盾,也就是发展的生产力与封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正在激化,亟需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的释放。此时,在明王朝统治下,尤其是江浙一带商品经济悄然兴起,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社会自身已经孕育出一些不同于传统的、具有近代社会性质的新的经济、社会、政治、习俗和思想因素,社会正在发生深刻而强烈的变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由传统儒学向近代思想转型的早期启蒙思潮。在这样的背景下,明王朝统治阶层经不起金钱、商品的侵袭,从皇帝到大臣,自上至下刮起一股大肆搜刮钱财的风气。嘉靖皇帝一心炼丹修道,对那些支持他修仙的大臣,诸如素有“钱痨”之称的严嵩父子,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接下来的万历皇帝,那是“酒、色、财、气”样样占。天启皇帝更是昏庸无能,放任阉党乱政,搜刮民脂民膏。一代权相张居正大力推行变法,但其生活极为奢华。上有所好下必仿效,贪贿、兼并、奢靡之风便在士大夫和官绅间弥漫开来,虽然偶尔出现了像海瑞这样清官,但毕竟那是晦暗中的一颗明星,根本没办法照亮整个社会。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扼制和整治官僚的贪欲和腐败,直至晚明,士人的无耻与好货现象非常突出,在史册中是绝无仅有的,一部奇书《金瓶梅》道不尽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礼崩乐坏的荒淫社会芸芸众生相。

   不知是历史的幸运,还是黄道周的不幸。黄道周这样的一代大儒竟然生于如此大厦将倾的晚明末世。古之圣贤,以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但黄道周在这条路上走得何其艰险,时时有杀头的危险,他却依然以漳浦人固有的执着,一直深信圣贤所立的“纲常”“节义”是支撑起大厦的精神支柱,一直深信“忠”、“孝”是安身立命的指针,是净化社会灵魂的济世良方,尤其是把《孝经》这部儒家伦理经典奉若圭臬。早年,黄道周开始整理《孝经》,作《孝经定本》,后在狱中书写一百二十本派送。崇祯七、八年在漳州榕坛讲学时,作《孝经本赞》,入狱后,作《孝经辩义》、《孝经颂》、《盛世颁<孝经>颂》。在《四库全书》中收录了黄道周专门阐述《孝经》的论著——《孝经集传》,是在入狱前编撰,遇赦归家后修订而成四卷。另作《孝经外传》一卷。

   从黄道周门人的笔记中可以看到,黄道周做《孝经集传》的目的,在于阐发《孝经》的五大社会功能:一是“本性立教,因心为治,令人知非孝无教,非性无道,为圣贤学问根本”;二是“约教于礼,约礼于敬,敬以致中,孝以导和,为帝王致治渊源”;三是“使天下销其戾心,觉五刑五兵无得力处,为古今治乱渊源”;四是“反文尚质,以夏商之道救周”;五是“辟杨诛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乱常”。这是黄道周把《孝经》作为学术研究方向的目的,也是其一生维护以“孝”为核心的儒家传统道德思想体系的初衷。在《孝经集传》中,黄道周遵从儒家正统地位,强调“孝”在“学问”、“致治”、“治乱”、“尚质”和防“乱常”方面的重要地位。

   黄道周在《孝经集传》序中强调:“《孝经》者道德之渊源,治化之纲领也。六经之本皆出《孝经》。”在黄道周看来,人的道德,源本于“孝”,而行诸于“礼”,而终于“行”。“孝”是道德“教”化的根源和本质。他说:“教本于孝,孝根于敬,敬身以敬亲,敬亲以敬天,仁义立而道德从之。”他进一步把儒家孝道理论构建在唯物思想平台之上,认为“孝”是与人之自然本性对等的一种物的存在。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种理论创新。在《孝经集传》中,对于行“孝”的问题,黄道周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孝“始于事亲,道在于家;中于事君,道在天下;终于立身,道在百世。为人子而道不著于家,为人臣而道不著于天下,身殁而道不著于百世,则是未尝有身也。”作为一个人,活着不尽孝道,则死后道便不存,这样的话人活着和死去没什么两样。

   黄道周的执着,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言行一致。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他一直希望,朝野上下如若能够由“孝”到“敬”,由“敬”而“亲”、而“天”、而“道德”,是可以用“孝道”净化社会灵魂,稳固朝野纲常伦理关系,改变明末那样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他走上政治舞台后的起起落落,多是与维护孝道纲常有关,第一个惊人之举就是废除跪着膝行为皇帝“展书”说经,为的就是维护师道之尊严。第二次是在辽东事件中,他不揣冒昧,连上三疏直谏,为钱龙锡鸣冤,却被连降三级,最后不得不挂帽“乞休”。第三次是由于杨嗣昌“夺情”出任兵部尚书一事,他上疏并与皇帝在内廷面对面展开论争,为的还是维护“孝”,最终皇帝龙颜大怒,贬他到江西任布政司都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平台抗辩”。 

   黄道周为人骨梗朴直、光明磊落、孤傲而纯朴,他从不巧言令色、惑人眼目。他那貌似强词夺理的“平台抗辩”,不是为个人,而是为整个社稷。通过这件事,黄道周在京城内外名声大震,其刚正勇敢之声远播,崇祯却颇为猜忌。在后来江西巡抚解学龙评价所部官员时,因对黄道周推崇备至,即遭崇祯皇帝无理责备,以为他们党邪乱政,削了解学龙的学籍,把黄道周逮进刑部要求处死。黄道周便惨遇“庭杖之厄”“北寺之囚”。然而,此时的黄道周,其高尚的品德俨然晦暗中的一盏明灯,一些名节之士以追随他,与他同狱侍候他为荣。

   文章开头的情景就是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经受庭杖之厄,黄道周仍然能够在囚室中书写《孝经定本》,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缓解精神压力。多数古代文人墨客,在政治迫害面前精神压力极大,必然要寻找一定的解脱方式。他们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在下意识地书写、绘画中,专注于某些书写动作的不断重复,不断构筑每一个方块小字,消磨精神上的苦难时光,让精神得到暂时栖息。黄道周不管是在遭遇斥责谪贬,忍受庭杖之刑,抑或在殉国前夕,承受的精神压力相当大,而作为一个始终坚持纲常伦理信念的大人物,他不妥协、不苟且,在笔杆的游动中享受自己的精神家园。二是宣扬政治主张。黄道周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选择抄写《孝经定本》,不是没有目的的。他的书写附加了个人价值取向,传达出一些概念性的东西,他试图用作品“笔谏”, 向皇帝和其他不同政见者阐明个人的政治观念、政治行为。三是感化大众灵魂。黄道周是晚明政坛“明星”,其书法颇具明星效应。何况他用小楷逐句逐字书写,静如止水,全文肃穆刚正,精到绝伦,尤其是这种在狱中强忍着伤痛而创作出的带血的艺术珍品更具震撼力,这一百二十册《孝经》经狱卒的陆续传播,京城之人竞相争阅,竞相收藏。每一个品读黄道周《孝经》手抄本的人,无不为其动容。这也是黄道周每一件书法作品的文化意义,是当代书家抄写唐诗宋词作品所难以体现的。

   “德修则道立,道立则名成,君子之修德不为名也。”黄道周在《孝经集传》中明确自己的志向,而他的一生所作所为鲜活地体现了他在“名”与“道”之间的选择。他之前与崇祯皇帝“平台”激辩,已经证明了他不是忠于皇帝一个人,而是忠于儒家倡导的道德秩序,为维护这一秩序,他不惜得罪杨嗣昌,不惜得罪皇帝。他多次辞官或退官,或为行其“孝”或因卫“道”。而后,为卫道屡受打击的他,已经对政治心灰意冷了,但是在崇祯帝自缢驾崩,异族入侵,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他还是不得不入阁弘光朝。据《明史》记载,此时的黄道周已经运用自己的《周易》知识,推算出自己个人的运途极限,推算出明王朝的大限,他更是明白马士英等奸佞的诡计,此去必死无疑。果不其然,最终以一介文弱书生之躯带兵抗清,在安徽婺源兵败被擒。如果他投降了,极有可能像洪承畴那样受到重用,必然也可以像好友王铎那样行走于清廷,至少可以像钱谦益那样,最后与年少貌美的夫人蔡玉卿在漳浦过上幸福晚年。但他最终选择在南京英勇就义。“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为了“纲常节义”,他选择以身殉“道”,这是一种信念,一种维护传统道德秩序的信念,是他一生所维护“孝”的一种终极彰显。

   黄道周以一己之力力挽大厦之将倾,虽毫无成功的可能,然他不但从学术上对圣人之学进行总结、阐发,亦从行动上用身体力行体现了自己对道德的理解,黄道周的人品超众、德行超群、道德文章超然于一个时代之上,无疑是独立特行的,他的一生读来可歌可泣可叹而不可攀!

孝经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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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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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号石斋。漳浦(明末清初属于福建省漳浦县,今属于东山县)人。天启二年(1622)进土,崇祯三年(1630)四月任右中允,以上疏指斥大臣杨嗣昌等被谪戍广西,福王宋弘光时官至礼部尚书。弘光政权失败,又与郑芝龙等拥立唐王朱隆武,官武英殿大学士,率兵抗清,至婺源为清兵所俘,顺治三年(1646)被杀于南京大中桥。

黄道周学问渊博,精天文历数诸术,工书善画,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为人严冷方刚,不谐流俗。著有《易象正》、《三易洞玑》、《太函经》、《续离骚》、《石斋集》等。

黄道周真、草、隶自成一家,行笔严峻方折,不偕流俗,一如其人。他的楷书溯源锺繇,用笔方劲刚健,有一股不可侵犯之势,主张遒媚加之浑深,所以他的楷书虽刚健如斩钉截铁,而丰腴处仍流露其清秀遒媚。黄道周楷书流传多为小楷。他的行、草书远承锺繇,再参以索靖草法,他虽追求王羲之、王献之等晋人书法,但一反元、明以来柔弱秀丽的弊病,以刚健笔锋和方整的体势来表达晋人的丰韵。其草书波磔多,含蓄少,方笔多,圆笔少,表现出雄肆奔放的美感。黄道周传世书法代表作品楷书有《孝经》、《石斋逸诗》等,行草书有《山中杂咏卷》、《洗心诗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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