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才子钱锺书与母校清华的恩恩怨怨

 

钱锺书：清华生涯数事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中国现当代著名学者、作家。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1933年毕业。1938年从英国留学回国，被清华外文系破格聘为教授，次年离开。1949年回清华任教，1953年调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钱锺书一生中曾先后3次进清华，清华是他的的确确的母校，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当初既曾破格录取他入读，后来又曾破格聘请他为教授。但是有人说，钱对清华不够讲义气，有些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他在清华读书、教书期间，尖锐批评学校和恩师们（“放眼清华，还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来当我的导师。”“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等等）。后来又擅自离开学校，不愿在此，学界一般认为是他心高气傲，口无遮拦，时常伤人，人际关系恶化；另外的原因是，联大原拟聘其为教授，最后只聘了个副教授，钱心里不快，不愿久留。他后来的著名小说《围城》，就有很大的挖苦西南联大的动机。书中的“三闾大学”，不就是暗讽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吗？

那么，这些都是事实吗？清华大学中文系老教授、号称“清华史研究第一人”的黄延复先生，于此文中为您进行解读。

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济济多士。各路名师荟集，各院系学生中也有很多出类拨萃的佼佼人才。文学院的“三才子”，便是其中之例。所谓“文院三才”，两个是历史系的夏鼐和吴晗，一个是外文系的钱锺书，而钱居“三才”之首。

成绩单上所见

关于钱锺书在校时的种种趣闻逸事，近年来不断有人作过介绍。例如说，他曾立志要“横扫清华图书馆”，即把当时清华图书馆的130余万册藏书，从A字第一号开始通览一过，有的还要作出必要的批注；又如说他平时上课，从来不作笔记，有时还一面听课，一面浏览随身带来的其他书刊，可是一到考试，他只要略加“复习”，便可考出优异成绩……

对于这些传说，笔者不敢说绝无夸大之辞。但最近我有幸查阅了他毕业时的总成绩单，确实令人瞠目。他在清华读书4年(1929—1933)，一共上了大约33门课程(29门必修、4门选修)，其中包括英文、法文、伦理学、西洋通史、古代文学、戏剧、文学批评、莎士比亚、拉丁文、文字学、美术史等。4年下来，除第一学年体育和军训术科(第二学年以后，这两门课获准免修)两门课吃了“当头棒”之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是“金齿耙”和“银麻花”。如其第二学年所修6门课程成绩如下：

第二年英语( 温源宁教授讲授) 超

第二年法语(常安尔教授讲授) 超

西洋文学概要(翟孟生教授讲授) 超

西洋小说(瑞恰慈教授讲授) 超

英国浪漫诗人(吴宓教授讲授) 超

西洋哲学史(邓以蛰教授讲授) 超+

“超”是表示最高分。当时清华记分法分成5等——超、上、中、下、劣，分别以E(即最佳之一等，学生们戏称为“金齿耙”）、S(优秀，“银麻花”)、N(良好，“三节鞭”)、I(及格，“当头棒”)、F（不及格，“手枪”）表示，其分值分别是超=1.2，上=1.1，中=1.0，下=0.，劣=0.0，超+=1.2+0.025。以学科之分数(学分)乘各科所得之分值，为该学程之“学分积”。像钱锺书这样的成绩，当时在文学院和全校都是罕有其匹者。

“批评的本色”

那时的清华园，不但人文荟萃，而且“弦歌鼎盛”。师生们在紧张的授课和攻读之余，还经常开展各种丰富多采的文化、美育活动。钱锺书是业余诗文活动的积极分子之一，经常在校内外刊物上发表作品，或抒情怀，或赠诗友；而更多的则是进行批评。

钱锺书的批评，在当时就已是出了名的。一个了解他的人写道，

“他好批评，善批评，到处批评，逢人批评，随时批评。对书，他固然爱发表意见；对人，又何尝不是！对自然，对社会，都没有例外，他今身今世或许全盘要经营批评的事业了。……

“他谈论一张诗笺的精致美丽，正如(谈论）某个不相识的女人一双眼的灵活生动那样兴奋；他开亚里斯多德的玩笑，好像形容一个教授讲课一样的严肃，……

“老钱这人最可爱处是在他的本色，而且他从来不大肯委屈自已而隐藏那点本色。如果他说文学是贵族的，他决不说得扭扭捏捏，而一定是干干脆脆；如果他说文学是革命的，那也一定如此。装腔作势，他是不来的。他捧人，他自然也骂人，而且骂得厉害。曾经一次他受过尊大人严重的警告，警告当然也无效。……

“捧也好，骂也好，捧骂俱全也好，他对于他的对象一视同仁。他最愿意读本色的书，也愿意写本色的文字，他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一路兄弟。……

“他自己喜欢本色。（他也求人本色，独特的人，独特的文字，独特的风格，独特的大小玩意儿，他都极喜欢，心里喜欢不算，不知不觉赞美，赞美过分了，人家或者不好意思起来，他却似乎更体味着一个光明的世界。……

“兴奋里，严肃里，他总说出一个响响亮亮的理由。——此所以他是批评的，此所以他可以成为理想的批评的人。因为，他既有诚恳的热情，又有清澈的理智，批评少不了这两儿。”

（以上引语见1937年《清华校友通讯》第四卷1、2、3期）

“多才多艺太伤廉”

钱锺书“批评的特色”，不仅表现在文内，而且也表现在诗中。他在清华做学生时，曾在校刊上发表诗作，其内容绝大部分也是“批评的”，也是“捧骂俱全”。例如，1932年春，他曾在校刊上发表了一首批评陈衍(号石遗)的诗，题为《得石遗先生书并示人曰思家怀人诗敬简一首》，诗中充满了对这位近代诗人的仰慕之情。诗曰：

新诗高妙绝追攀，欲和徒嗟笔力孱。

自分不才当被弃，漫因多病颇相关。

半年行脚三冬负，万卷撑肠一字艰。

那得从公参律句，孤悬灯月订钝顽。

这期间，他还发表了系列的《论诗友绝句》，其中第三首是批评他的老师吴宓教授。诗曰：

亚椠欧铅意欲兼，闲情偶赋不妨婵。

南华北史书非僻，辛苦亭林自作笺。

（原注：亚椠欧铅，乃梁任公诗中八贤歌论严几道语。亭林事祗见小仓山房尺牍与杨兰坡。吴师以学人而为诗人，又通天人之故，与宁人相似，又好自注，故云。）

把自己的恩师比做顾炎武，这当然是赞颂之辞。但“南华北史书非僻，辛苦亭林自作笺”一句意究何意？笔者以为其中不无微辞。因为对于吴宓先生的诗，当时即有不同看法的。吴的好友浦江清就曾在日记里写道：“吴先生天才不在诗，而努力不懈，可怪也。”

吴宓先生本人很珍重这首诗。后来出诗集，特收录其中。

钱锺书还曾有诗《辰伯以诗见赠大佳调以二十八字》以答吴晗：

精研博览一身兼，每读高文意不厌。

余事为诗亦绝妙，多才多艺太伤廉。

“多才多艺太伤廉”。吴晗是这样，钱锺书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

“去留肝胆两昆仑”

抗战时期，钱锺书曾在西南联大任教半年，时间虽短，却在去留问题上曾发生过一些有意思的情节。一方是求才若渴、敦敦礼下的“伯乐”们；另一方是初驰文坛、八方争求的“千里马”，彼此间演奏出了一曲曲“高山流水”式的美妙的交响乐。在荐、聘、去、留问题上，他们是那样的推心置腹、肝胆相见，有“私谊”、有“竞争”，但毫无商人气，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今人思考的。所以笔者就借用“去留肝胆两昆仑”这句近代名诗，来状其始末。

1935年，钱锺书是以英国庚款公费生的资格，去牛津大学研究深造的。最近，赵诏熊教授（曾长期任教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告诉我这样一个小故事：钱锺书刚进清华时，叶公超（字崇智）教授便发现了他，有一次在课堂上当众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不该进清华，而应该去牛津。”7年后，这个玩笑果然应验。

1937年，钱锺书在牛津得了“副博士”，这时他的名声已经蜚扬中外了。一位小有名气的英国诗人名叫艾克敦的就曾说过：“像钱锺书君那样的批评的眼力和能力，简直使我惭愧而且惊倒。”这时，他已著有《诗集》、《中国文学小史》等专著，及在《清华周刊》、《清华年刊》、《新月》、《人世间》、《学文》、《中国评论周报》、《天下》、《大公报》的《世界思潮》和《文艺》副刊等上面发表的许多论文和散文。是年自牛津毕业后，他又去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本想攻读博士学位，后又放弃。翌年他行将返国时，国内好多单位竞相争聘他，但清华昆明办事处占了上风。

1938年7月25日，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冯友兰（字芝生）先生向校长梅贻琦（字月涵）先生递了这样一封呈函：

“月涵先生：钱锺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九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拟请其于十一月底来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定与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

这又是一个破例！王竹溪、华罗庚都是归国时无博士头衔而直接为清华聘为教授者（按校章，这样的资历至多只能给副教授）。

钱锺书应聘来清华以后，却只在联大教了半年书。1939年暑假，他去上海探亲（他的母、妻、弟、妹均在上海），而他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的老父钱基博先生（亦曾在清华学校任教），迭以函电命其至蓝田师范，一面任教，一面侍奉自己。蓝师校长廖茂如先生也亲临沪上劝驾。钱锺书从小事父至孝，眼见“孝”、“义”不能两全，只好遵父命舍清华而“去沪入湘”。

钱锺书原以为自己这样不告而退，清华方面定会忿然弃之；谁知梅贻琦校长“善才难舍”，又演了一出“月下追韩信”，驰电挽留。钱锺书不免“背汗面热”、“六张五角”，于此年12月5日分别与梅、沈（履）秘书长各致一信，情发肺腑，颇为感人，节录于下：

（一）致梅校长

月涵校长我师道登，鉴七月中匆匆返沪，不及告辞，疏简之罪知无可追，亦以当时自意假满重来侍教有日，故衣物书籍均在昆明。岂料人事推排，竟成为德不卒之小人哉。九月杪屡欲上书，而念负母校庇荫之德，吾师及芝生师栽植之恩，背汗面热，羞于启齿。不图大度包容，仍以电致。此电寒家未收到，今日得妇书附茀斋先生电，方知斯事，六张五角，弥增罪戾，转益悚惶。生此来有难言之隐，老父多病，远游不能归，思子之心形于楮墨，遂毅然入湘，以便明年侍奉返沪，否则熊鱼取舍，有识共知，断无去滇之理。尚望原心谅迹，是幸。书不尽意，专肃即叩钧安。门人钱锺书顿首上。十二月五日。

（二）致沈秘书长

茀斋哥道登（按：钱锺书与沈履是襟亲），十月中旬去沪入湘，道路阻艰，行李繁重。万苦千辛，然无可尽行，卅（廿？）四日方抵师院，皮骨仅存，心神交瘁，因之卧病，遂阙音书。十四日得季康书云，公有电相致，云虽赴湘，亦速复梅电云云。不胜惊悚。不才此次之去滇，实为一有始无终之小人，此中隐情不堪为外人道。老父病多，思子欲，遂百计强不才来，以便明夏同归。其实情如此，否则虽茂如相邀，未必遽应。当时便思上函梅公，而怯于启齿。至梅公赐电，实未收到，否则断无不复之理，向滇局一查可知也。千差万错，增我之罪，静焉思之，惭愤交集，急作书上梅公道罪，亦烦吾兄婉为说辞也。……

【此文由黄延复撰稿，收入本人主编的《清华风流人物》，济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