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有这样的现象，中国的会馆公所或商业机构办的公共墓地大多称之“山庄”，著名者如广肇山庄、岭南山庄、普善山庄、联谊山庄等；旧上海有租界，居住着不少侨民，而侨民建的专用于侨民的公共墓地则多被叫作“外国坟山”。旧上海有“外国坟山”约10处，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大，不少“外国坟山”已位于市中心，解放以后，侨民相继撤离上海，那些“外国坟山”就成了“无主坟地”，无人管理而成了乱坟岗，于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的主管机构实行迁葬，统一埋葬。上世纪80年代后，我接待过不少外国游客，他们希望知道自己祖辈曾经安葬的cemetery（墓地）在哪里，这些cemetery及尸骨是如何处理的，本文择要介绍。
壹 山东路“外国坟山”
上海与欧洲相隔遥远，19世纪中叶海上航行依靠帆船，单程一趟就需半年，如侨民在上海逝世，要将灵柩运回欧洲十分艰难和昂贵，于是必须在上海建立墓地。早在1844年，外侨就在上海组织一家公墓公司集资购进汉口路四川路一块土地，计划用于商业性墓地。上海开埠后，临近外滩的地方发展飞快，地价上涨幅度更快，于是一家林特赛洋行（Lindsay & Co.）愿意用坐落在山东路的一块14亩土地与其交换，并在这里建了上海的第一块商业公墓，因大门开在山东路上，就叫作Shangtung Road Cemetery，上海人则叫作“山东路外国坟山”。公墓初建仅距上海开埠两三年，尚无侨民在上海死亡，倒有一些海员在海上颠簸了半年，到上海后就病倒、死亡，于是这里安葬者多为海员，而早期跑洋的海员中，中国的宁波籍人占了很大的比例，这里安葬的宁波海员就更多，于是又被人们叫作“宁波坟山”。
上海开埠20年后，租界侨民的人数逐渐增加，死亡人数也有所上升，而山东路外国坟山附近已发展为闹市中心，于市容和卫生均有不妥之处，1862年工部局决议，上海的外国坟山由工部局的专门机构管理，一方面他们与上海道署协商，希望由上海地方政府提供一块偏离闹市中心的土地建公墓；另一方面对已存在的山东路外国坟山加强管理，至少要求在坟山的四周设立围墙，对原有墓地保持清洁，当时有人作“外国坟山”竹枝词：
一地方方四面环，俗呼外国做坟山。其中墓石分班立，不许游人入此关。
1880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宁波籍信徒集资在坟山里建圣墓堂，上海人称其为“宁波礼拜堂”，1902年拆除重建，改称保罗堂。也许由于墓地的关系，也许由于被围墙相围，不能破墙开店，山东路虽然紧挨南京路，但这里的市面并不闹猛。1952年坟地被平，改建为山东路体育场，上海早期的篮球赛事大多在这里进行，1976年又改建为黄浦体育馆，也是上海设施较好的体育馆之一。
贰 八仙桥“外国坟山” 1863年，经上海道批准、工部局购进了一块位于租界西界外的一块约40亩土地建立公墓，当时此地为农田，星散分布一些自然村落，不见得有什么地名，租界当局为方便墓地的进出，就在公共租界西南角的“八仙桥”筑了一条从租界通往墓地的小道，就被叫作Cemetery Road，中文名就叫“坟山路”，它大致相当于后来的龙门路和淮海中路的东段，而“八仙桥”是去墓地的必经之路，这个公墓就被叫作“八仙墓外国坟山”（Parssi jao Cemetery），而实际上它与“八仙桥”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这块墓地是由公共租界工部局购置并负责管理的公共侨民墓地，任何外国人可以购置墓地并安葬，所以早期在上海死亡的侨民大多安葬在这里，到了19世纪末，这里早已“鬼满为患”了。
“八仙桥外国坟山”里最大和最出名的墓地当推“法兵墓”。1855年初，租界当局同意配合清政府联合镇压盘踞上海县城的小刀会，法国军队从泊在黄浦江的兵舰上调来几门大炮，仅几炮就将上海城墙轰出一个缺口，联军就从这个缺口冲进城里，几天后小刀会被镇压，但法军也阵亡13人，上海道为对法军的“贡献”和“牺牲”表示感谢，送去了1万两白银，法租界就在新北门的北侧建了一个纪念墓，中文对此事的记录很少，倒是1856年法国出版的《画报》有很详细的记录，其中讲：“纪念碑安置在距离攻打地点二百米的地方，它有一个二十五平方米宽敞的墓地，墓石的每一面靠近地面的地方开有十字洞口通风。”“三十六根等距排列的灰色花岗石石柱支撑着用大块石板砌成的平台，石板是红黑两色交叉铺砌的花岗石，平台上安放着棱锥体的尖塔，这座尖塔是四方形的，每一面宽二米半，高五米。”在纪念塔上嵌有一块铸铁纪念碑，用法文写——“纪念因激于公义与人道而攻打侵犯上海城之盗匪，于1855年1月6日为国争光而阵亡诸法人。同国并肩作战诸友，谨立此碑”。该墓地地势较低，又临近护城河，遇涨潮或雨季，墓穴就会渗水，甚至被水淹没。1900年法租界扩张成功，“八仙桥外国坟山”被划入法租界。法租界即以同意将部分土地划归公墓，公墓则同意将“法兵墓”迁入“八仙桥公墓”。该铸铁纪念碑及墓的部分构件现藏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可是由于原始记录太简或缺失，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这些构件是记录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珍贵文物，这难免有点遗憾。
叁 浦东的“外国坟山”
按惯例，英国驻上海领事每年要向其政府提交一份关于上海贸易的报告，后来汇编成册，有中译本。1856年的报告中称，去年进上海港的外轮528艘，离港的轮船489艘，1868年进港的船为960艘，离港的为950艘，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航运和贸易中心。货船进港后一般会停留10天左右，长时期在海上漂泊的海员们上岸后就各自找乐趣，这对城市和公司来讲都不见得是好事。1860年一些传教士就组织了一个不分宗派和国别的“海员布道会”（Seaman Chuch）。开始，传教士还摇着舢板上大船布道，后来他们买了一艘报废的三桅船，在船上建立教堂。当时海上航行的环境恶劣，生活艰苦，一些海员在航行途中就死亡了，还有不少生病后留在岸上。布道会的善举得到教会和企业的支持和资助，于是他们购进了一块位于陆家嘴的大约30余亩的土地建了一个外国海员墓地，以及一座教堂和一个医院，海员可以免费就诊和领取药品，凡在上海死亡的外籍海员可以葬在这里，这里也被叫作“外国坟山”。
上海的外轮码头主要集中在从虹口港到提篮桥之间的浦西码头，1880年海员布道会又在离码头很近的东百老汇路元芳路（今东大名路商丘路）转角建造了一个教堂——圣安得立堂（Church & St.Andrew），这也是上海为数不多的泛宗派，跨国别的外国礼拜堂。
开埠之初的虹口是“虹口美租界”，美国商行相对集中，这里也是主要的外轮码头作业区，许多与航运配套的服务业也集中在这一带。许多外国海员经不起长途航运的折腾，有的生病留在上海，有的干脆辞职在上海定居，于是海轮必须在上海招募海员，如英国领事报告中记，仅英国领事馆航运部门资料显示：“1869年，到船上工作和被解雇的海员2237人，还有约2000个亚洲人未计在内。”而许多亚洲海员往往是被骗、被绑上船的。英文shanghai有“使失去知觉后劫到船上当水手”，“拐骗、胁迫到某地”之义，就出自当时上海存在的这一现象。
肆 静安寺“外国坟山”
到19世纪后期，八仙桥外国坟山早已“鬼满为患”，工部局又在静安寺的对面建立Bubbling Well Cemetery，上海人称之“静安寺外国坟山”。此时距上海开埠已经半个世纪，上海已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际性的大都会，侨民们的经济富裕，墓地造价级级攀升。早在18世纪70年代，侨民就在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创办殡葬事宜的松茂洋行（后来长期使用的英文名为Macdonald & Co.，Thomas），当静安寺外国坟山建立后，该洋行就迁到与坟山相近的新闸路1076号，还在坟山相近的地方设分号，除代办殡葬之外还代理墓地设计、制作，是上海出现的第一家殡葬服务行，静安寺外国坟山的墓地设计和制作大多出自该洋行。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火轮船早已替代了木帆船，万吨轮也驶进了上海港，上海与欧洲的距离拉近了，航运成本也大大下降。西方人也有“落叶归根”的风俗，将灵柩运往欧洲仍有困难，将骨灰运回家乡就方便多了，于是工部局就在外国坟山里建了一个焚尸炉，这也是上海出现的第一个火葬场。公墓还设有“寄柩处”，代理寄放骨灰，再根据客户要求，择日运往指定的地点。
【尾声】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进驻租界，英美等国侨民被日本视为敌对国难民关进集中营，旋又被遣返出国。于是，几乎所有的“外国坟山”因无人管理而成了乱坟岗。1945年日本战败后，有侨民先后返还上海，但返还人数不及一半，而家庭整体返者不足三分之一。据估算，八仙桥、静安寺外国坟山中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墓地属“无主坟地”，而原外国坟山的直接管理机构，工部局卫生处也早已随工部局的遣散而解散，外国坟山的责任人也没了。1949年后，上海侨民几乎都先后撤离上海，于是上海所有的外国坟山均成了乱坟岗。195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将位于市中心区的八仙桥、静安寺外国坟山改建为公园，为妥全处理埋在地下的尸骨，将浦东外国坟山及相邻的原英商祥生船厂和日商日华纱厂改建为浦东公园，于1957年对外开放。在浦东公园内预留一块约5亩土地，根据中国殡葬习俗先行拾骨迁葬，将市区外国坟山的尸骨收拾后装甏，统一迁葬到此地的“外国坟山”内，兴建东方明珠电视塔前，这里的“外国坟山”依然存在。而八仙桥外国坟山被改造为淮海公园，静安寺外国坟山则被改造为静安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