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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希望自己勇敢，谁愿意当懦夫？因为勇敢是光荣，懦弱是耻辱。涉及到荣辱，涉及到尊严，谁不锱铢必较？这种计较甚至会超过对利益的争夺。然而勇敢与懦弱并不象人们以为的那样简单。 首先，勇敢与懦弱有真伪的问题：内在心志与外在表现不一样。也许内刚外柔，如韩信忍受“胯下之辱”；也许色厉内荏。这是因心理品质的不同而区别的真伪。勇敢与懦弱的“真伪”问题还表现为另外一方面，即勇敢是不是真正的勇敢。比如好勇斗狠并不是真正的勇敢，“胯下之辱”也不是真正的懦弱。这是因道德评价的不同而区别的真伪。可见勇敢与懦弱不是简单的气质问题，而是涉及到面子或尊严，涉及到人生价值取向的问题。 所以勇敢是有层次的：最低的是血气之勇，街头的好勇斗狠，战场上的勇敢冲杀，都属于这种。在环境氛围的鼓动之下，在他人的逼迫或者命令之下，为了面子或者为了活命，我们不得不表现出我们的勇敢。——“'这不能叫做勇气，’他疲倦地说道，'打仗是跟香槟酒一样的。它能麻醉一个勇夫，同样也能麻醉一个懦夫。在战场上，是无论什么傻子都会勇敢起来的，因为不勇敢他就没有命。……’”——这是《飘》中的一段话。这种血气之勇，古代称之为匹夫之勇，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有血光之灾的风险，但随着年纪的增大，会渐趋于无。所以从人生价值上来说，只有血气之勇的一勇之夫是比不上具有其它勇敢的人的。 与血气之勇相对的是血性之勇，血性之勇又包括节义之勇与成就之勇，“节义之勇”又分义愤之勇与死节之勇。 义愤之勇是出于某种道义而表现出来的勇敢。武松是个典型的例子。他为报杀兄之仇而斗杀西门庆，为打抱不平而醉打蒋门神，前者为亲，后者为人，都是出于道义，无论这种道义是为报兄养育之恩还是为报施恩的“高待”之恩。义愤之勇的后果对于个人的人生来说是可怕的，可能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危及自己的生命，更可能会使自己成为“法外之人”或者说是“罪犯”；即使是“见义勇为”，也有这样的人生风险。在一个法律不能维护正义的社会，这样的义愤之勇会很多。 死节之勇即“死节者”的勇敢，是为了气节而死的勇敢。当在生死攸关之际、荣辱攸关之际，尊严与身体健康、与生命存在哪一个重要？如果选择尊严，是否就一定是“死节者”？关键看这是什么样的尊严，街头的好勇斗狠也是为了尊严——面子，一种浅薄的尊严，虽然这是对外形象的问题，关系到别人如何看待我们；而只有为了气节——这也是尊严，才是“死节之勇”。虽然，无论是面子还是气节，都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荣辱。有一点一定要明白，无论忍受的是面子之辱还是气节之辱，还是利益的损失，忍耐不一定就是懦弱。 也就是说，节义之勇有可能被“极端化”，即任何种类的忍耐或屈服都被说成是“没有血性”的懦弱。比如《水浒》中的白胜，在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晁盖他们，用“革命”的观点来判断，他就是叛徒，他是懦弱的。这样的判断就是极端化的。严刑拷打之下要求人人都勇敢坚强，是不可能的；当然不排除个别的人能做到这一点。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空泛的“勇敢为荣、懦弱为耻”的荣辱观。这样的荣辱观被极端化了。一般人的荣辱观念不考虑内在，只考虑外在；外在的勇敢才是光荣，外在的懦弱就是耻辱。也不考虑环境与形势因素，然而司马迁就说过：“勇怯，势也；强弱，形也。”——这类似于“好汉不吃眼前亏”。老子也说过：“大勇若怯。”这些观点是反对将“勇敢为荣、懦弱为耻”的荣辱观极端化的。这就是勇敢与懦弱的极端化——不合人性。也就是说，除了勇敢与懦弱，还有一种与节义、与荣辱无关的中间状态。 但是，还要将节义之勇的极端化要求与“主动性的、建构的气节”区别开来。从另一个角度看，节义之勇有两种：一种是避让不开的节义之勇，如果避让，就是变节，就是失节，就是懦弱。比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如果投降，就是失节——失去民族气节。还有一种是表现“主动性的、建构的气节或道义”的节义之勇。一个人本来没有面临“节义之勇”，或者能够避让，如果避让或者不表现勇敢，也不能说他是失节或懦弱；而他是因气节或道义观念而主动性地表现自己的勇敢的，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比如谭嗣同，本来能够逃亡，但他主动就义，这就是“主动性的、建构的气节或道义”。如果屈服，“节义之勇的极端化”将成为“中间状态”，而“主动性的、建构的气节或道义”根本就没有屈服的可能，而是“不屈”的更高状态。 在生死攸关之际、荣辱攸关之际，尊严与身体健康、与生命存在哪一个重要？如果选择身体、生命，是否就一定是懦弱？抑或是“勇怯，势也”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必须指出，节义之勇，大多数的人不会面临这种人生选择，大多数的人也没有这种勇敢，没有也不一定就是懦弱；这种勇敢的人生风险也过大，所以没有普遍意义。即使对于“死节”，司马迁就说过：“勇者不必死节。”——他指的是勇敢不一定非得体现在“死节”上。他就是因“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俗又不能与死节者次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才思“文采表于后世也”——这是成就之勇。 壮志凌云而一蹶不振，因“数奇”不遇而愤世嫉俗，这些都是缺乏成就之勇。人人都想做出成就，但未必人人都有成就之勇；成就之勇必须是在遭受重大挫折、污辱、耻辱之后还能保持或体现的勇敢。如司马迁的“所以隐忍（宫刑）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也就是说，成就之勇只体现在人生志向的百折不挠、屡败屡战，含羞忍耻而能卧薪尝胆、不屈奋斗之中。 成就之勇与成就感、成功的欲望不一样。成就感是人人都希望有的，而且也很容易就有，不需要勇敢；成功的欲望重点不在成就，而在名气或权力地位；成就之勇的重点在个人成就，在人生的自我满足上。因为面临了而没有体现节义之勇，所以成就之勇的表面似乎是懦弱，是屈服，是失节投降——这些是不符合节义之勇的极端化要求的。 所以还要将节义之勇的极端化要求与失节投降或懦弱区别开来。白胜屈服，不能认为是失节；文天祥屈服，就是失节。关键之处，在于关不关乎民族大义，关不关乎个人尊严。即使是关乎到个人尊严，如果涉及到成就之勇，也是可以忍耐的。比如韩信忍受“跨下之辱”，就关乎到了个人尊严，如果一逞血性，就要冒杀人或犯法的人生风险，个人的人生成就也就根本谈不上了。所以他忍受“跨下之辱”恰恰是暗含着成就之勇的。司马迁忍受宫刑，也不是他没有“引决”（指自尽）的勇气，而是他“有所不得已”，即为了“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即成就之勇。 成功的价值观在任何时代都会受到普遍的推崇，但其社会道德与个人品德上的缺陷也显而易见；而成就之勇有普遍的个人意义，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因为重点的不同，成就之勇稍可避免成功价值观难免的不择手段、过度劳累等等缺陷。 从心理学方面来讲，勇敢与懦弱是意志品质的问题，是意志的坚强与脆弱，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明白，什么是心理品质上真正的勇敢；但毅力或意志的坚强并不仅仅表现在勇敢上。勇敢与懦弱只体现在生死之际，或有生死之虞之际，或将严重危害身体健康之际，或将有肢体冲突之际。所以从人生哲学的角度讲，毅力、意志坚强、争强好胜、勇于进取、积极竞争斗争等等不是勇敢，当然也不是懦弱。哲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必须确切，否则就是故弄玄虚。 可见，无论是血气之勇，还是节义之勇、成就之勇，做一个勇敢的人是多么难！鼓励小孩的话“要勇敢！”对于大人来说，就是不负责任了。懦弱与屈服倒是容易，可懦弱与屈服意味着耻辱。一个有血性的人，也许可以没什么荣誉，但也绝对不能有未经雪洗的耻辱。如果说节义之勇是高要求、血气之勇是不屑之事，那么成就之勇、意志的坚强与毅力，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应追求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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