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朱子《阴符经考异》的儒学特色 当前，学界论及朱子与佛老的关系，一定会提到他作《周易参同契考异》和《阴符经考异》（又名《阴符经注》）这件事，并指之为“儒表道里”的典型。的确，诚如四库馆臣们所言，朱子的这两本书虽然名为“考异”，但是书中真正属于考异性质的内容甚少，实质上是对《周易参同契》和《阴符经》的笺注与诠释[1]。《周易参同契》和《阴符经》无疑都属于道家经典，朱子作这两部书本身很能体现出他与道教割舍不断的情缘，这一点确切无疑。但是笔者认为，对此问题还需做出进一步的分析：至少是在《阴符经考异》中，我们发现朱子对该书的诠释有很明显的儒学特色。这又与他极力想把《太极图》和《太极图说》[2]拉进儒学阵营的努力，有着非常相近之处。但是，学界对此问题的重视还很不够。 目前学界似乎很少注意到朱子在作《周易参同契考异》和《阴符经考异》两书上的微妙差别。其实这个差别还是很明显的：虽然《周易参同契》中也包含有论天地自然之道的文字，但是朱子还是准确地把握住了原书“本不为明易，姑借此纳甲之法，以寓其行持进退之候”[3]的本质，他的注文也非常忠实地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纯粹以丹家者言注释之，此外绝无枝蔓。因此，我们也很难从他的释文中找到些许具有儒学色彩的文字。看来，朱子在作此书时对于儒自儒、道自道这一点，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反观《阴符经考异》一书，我们却能发现朱子的释文带有明显的儒学色彩。形成上述差异的原因或许在于：其一，《周易参同契》虽然也谈到了大易、黄老、炉火三方面的内容，但是其主题非常明确，讲的就是丹道炉火之事；而《阴符经》的特色则是“其词支而晦，故人各得以其所见为说”[4]。至少在唐宋之际，《阴符经》的主题为何就是一个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话题。我们知道，朱子对“道”或“理”的理解，较之其它理学家而言更为开放，更能涵盖天地自然之道的内容。因此，朱子也就更容易在《阴符经》中，读出其与儒家思想的相通之处。其二，《周易参同契考异》作于庆元五年，而《阴符经考异》至少是他的中年之作[5]。朱子在作这两部书时的心态和策略也必定会有所不同。《周易参同契考异》和《楚辞集注》一样，是朱子在已经无法公开讲授“伪学”的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产物，是他的不得已之作；而《阴符经考异》作于朱子完成《太极图说解》和《西铭解》之后不久。因此，他的注解《阴符经》，未尝不是和他注释上述二书一样，是为了构建理学本体论思想体系这一目的的需要。他也不可能不会把作上述二书时的心得写入《阴符经考异》中。只不过，《阴符经》的特殊性，使得朱子无法对其做出完全儒学化的解释罢了。因此，他才会在《阴符经考异》的署名问题上煞费苦心。 应该说，判断一个人的某段话究竟是属于儒家还是道家（道教）[6]，其实并不容易。朱子多次说过，佛老之学是“弥近理而大乱真”，即在指出儒学和佛老之间存在许多相近和相通之处。朱子也曾公开承认，天地之间有一个公共的道理，进而承认这个公共道理也可以被佛老之徒们所见。他甚至还宣称：“庄子亦见得尧舜分晓”、“以是知他见得尧舜气象出”
[7]。就此而言，他会有认为佛老士人“也曾见道”的说法，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但是，朱子虽然认为佛老对这个公共道理也有所见，却认为其所见者，毕竟流于疏略和笼统——惟其见之不深，因此才会无视“实理”的存在，而视世界的本然为无、为空[8]，乃至于成为有体无用之学。对于《阴符经》而言，朱子同样认为其仍然属于“窥测天道而未尽者”[9]之列——认为其所见还只是天地自然之理，却没有见到人伦之理和德性之理。反观儒学，则不但认为“理”为至实者，而且还强调“理一分殊”的原则，认为理必会呈现在日用流行上，认为天地自然之道和人伦物理统属于同一理。朱子也由此认为，儒学在基本价值观上与佛老之学是冰炭不同炉。我们只有把握了问题的一体之两面，才能真正领会朱子学的精神，也会很容易地判断出《阴符经考异》究竟是否带有儒学色彩。 二 让我们具体来看朱子对《阴符经》的诠释。本文发现，朱子对该书的诠释存在着较多的“误读”之处。这些“误读”的出现，并不是由于朱子对道家知之不深。恰好相反，他对自己所做释文的“郢书燕说”（见原书序），有着很清醒的自觉。我们知道，较之于清儒而言，宋儒们在注经时往往好出己意，以经注我。朱子对《阴符经》的“误读”，也基本是属于这种情况。 在对《阴符经》之首句“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的释文中，朱子指出： 道分而为天地，天地分而为万物，万物之中人为最灵，本与天地同体，然人所受于天地有纯杂不同，故必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则道在我矣。言天而不言地者，地在其中也。[10] 我们知道，儒家和道家都以天为人的本根和价值之源，也都内在的包含着“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的说法。朱子这段释文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创造性的“误读”了原文——赋予了原文中的“道”一词以本体（或本根）的意义，把“道”独立化、实体化了。虽然，在道家（教）中本有“道生天地”的说法，就是在朱子稍前的张伯端的文献中，也还曾提到：“道自虚无生一炁（即气字），便从一炁产阴阳；阴阳再合成三体，三体重生万物张”[11]。但是，在《阴符经》中，“道”显然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只是“天”的修饰词。因此，朱子对原文的“误读”，是非常明显的。 若我们把这段释文和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相比较，则“道分而为天地，天地分而为万物，万物之中人为最灵”云云，分明就是《太极图说》太极而阴阳，阴阳而万物、“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等说法的翻版。朱子的这一说法，和道家始终停留在从发生学或宇宙论的角度论来谈“道生天地”相比，存在着较大的不同。不过，无论是《太极图说》的以“太极”为本，还是《阴符经考异》的以“道”文本，都还不能完全彰显儒学的特色所在——较之于“理”而言，这两个概念都缺少与儒学之“尊德性”这一核心思想的直接关联，它们也都是为儒道所共享的词汇。只有在朱子把《太极图说》中的“无极而太极”，释为“无形而有理”之后，即以“理本论”的思想来诠释《太极图说》之后，具有鲜明特色的儒学本体论才真正得以确立。因此，我们还不能说朱子的这一段释文带有明显的儒学特色。但是，朱子的释文与原文的差异还是清晰可见的。 在对《阴符经》“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一句的释文中，朱子则曰： 五贼，五行也。天下之善由此五者而生，而恶亦由此五者而有……“五贼在心，施行于天”，五贼乃言五性之德[12]。 释“五贼”为五行，这是道藏所收各种《阴符经》的注本中的主流说法。但是，同样是以五行释“五贼”，道藏中的其它注本多以“五行之炁”[13]释之，其中心落在“炁”字上；而朱子则以“五性之德”释之，其中心落在德性之善恶上。这同样属于对《阴符经》原文的创造性“误读”。若我们把这段释文和《太极图说》相比较，则此释文显然同“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14]云云，完全一致。我们知道，道家中讨论“性”的文字也不少，但是其论性之处基本上都取自然义、天性义，并不涉及德性的内容。朱子此论，因此具有较为明显的儒学色彩。 再者，在这段原文中，“贼”字本来丝毫不带贬义——这是因为道家每以“盗天地之玄机”者自诩。朱子却对此耿耿于怀，认为“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贼了”[15]云云。朱子这里对道家之缺乏“同情之理解”，正是其儒学道统意识的自然流露，也是其对《阴符经》之“误读”的又一表现。 在针对“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一句的释文中，朱子则强调： 天地之所以为性者，寂然至无，不可得而见也。人心之所禀，即天地之性，故曰：天性，人也。人之心，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者，机也，天之所以动，地之所以静者也。此机在人何所不至，为尧舜，为桀纣，同是机也。惟立天之道以定之，则智故去而理得矣[16]。 在朱子的其它文献中，均以理之流行来诠释天地之性，而这里却说“天地之所以为性者，寂然至无，不可得而见也”云云，颇有些怪异，使人怀疑这一说法是典型的道家（教）者言。但是，我们在《太极图说解》中，也发现朱子有类似的说法： 至于所以为太极者，又初无声臭之可言，是性之本体然也[17]。 我们说，凡是朱子论及心处，以及论及性之“本体”、本然处，乃至于论及“理”处，多强调其本体“寂然”，进而则强调它们只能于发用处见——必于心之发处见心本体之纯然至善，必于气之变化中见理的显现，必于人上见天性之流行。朱子以为，“天性，人也”即此意思。这里所说的“寂然至无”者，也是指天地之所以为性者之本体的“不可得而见”，不落于言象方所等诸形而下者的意思，而不是要否定“天地之所以为性者”的根本存在。征之于朱子的《文集》和《语类》，这一点并不足辨。当然，受限于《阴符经》的原文，朱子也很难正面点出天地之性的至善本质。 朱子认为，“天性，人也”，是说人性禀自天性，亦呈现着天性，因此可以说是即天即人，亦天亦人。从人心呈现天性这一点上说，此机也正是“天之所以动，地之所以静者”。但是，朱子也强调，虽然人心中包含天性，但却认为心之发处会受到气质之弊的影响，而并不必然都合于天道。因此，只有“惟立天之道以定之”，才能做到“智故去而理得”。其中，“智故去而理得”一句很值得注意。我们知道，道家之学从庄子开始，即在反对“智故”和“机心”，而儒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有其德”[18]：惟其主张去“智故”，故其工夫常偏重于负的方法上，如提倡心斋坐忘等；惟其主张有其德，故其工夫就要落在正的方法上，如提倡格物穷理等。这可以算是二者的一个根本差别。在这里，朱子在强调“智故去”的同时，还正面强调“理得”，这就同道家拉远了距离。这不能不说是朱子对原文的再次“误读”。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此机在人何所不至，为尧舜，为桀纣，同是机也”的说法，与周敦颐在《通书》中提到“诚无为、几善恶”云云，内涵基本相通。 在对“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天人合发，万化定基”的释义中，朱子强调： 杀机者，机之过者也。天地之气一过则变异见而龙蛇起陆矣，人之心一过则意想生而天反地覆矣。天人合发者，道之所在，天意人情所同然。天叙有典，天秩有礼，人之大伦是也。西方之学以此为世网而绝之，然而不能摇者，以万变之基，一定而不可易也[19]。 在这里，与《阴符经考异》中的其它释文一样，这段释文同样是对原文的“误读”。《阴符经》下文即有“天生天杀,道之理也”一句，可见原文中杀和生相对，一起构成了天地阴阳的消长之道。而《阴符经》重视杀机，也是对《老子》“守静观复说”和王弼“静见天地心说”的继承，都是没有贬义的。朱子简单地以杀机为“机之过者”，正是没有看到这一点。再者，《阴符经》中的“万化定基”云云，显然不是指“天叙有典，天秩有礼，人之大伦是也”的意思，而朱子遂由此引出对西方之学即佛学的批判，当然更是原文所本无了。 朱子在《阴符经考异》中类似的“误读”的例子还很多，而他自己也在该书的序中明确承认，其释文有“郢书燕说”之嫌疑。今天，我们大可不必指责朱子不懂得《阴符经》，而是应该善于从这些“误读”中发现原本是属于朱子自己的思想，发现朱子所希望赋予《阴符经》的新的内涵。概括的说，这一新内涵，就是朱子强调人禀自于天的德性意、善性意和人伦意。我们知道，道家无论是对气和道的理解，还是对心性的理解，都围绕自然二字展开，基本不讲天道的至善意，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性的本善意。正是在这一点上，荀子才会批判道家是“蔽于天而不知人”。朱子的《阴符经考异》也因此在古今所有的《阴符经》的注解本中，显得颇为另类。 朱子在对《阴符经》的释文中，还对该书能见天道这一点赞不绝口。他不但认为是书“非深于道者不能作也”[20]，“这必是一个识道理人说” [21]，还对闾丘次孟认为，“《阴符经》所谓‘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变化顺矣’，此数语，虽六经之言无以加”[22]的说法，表示过首肯。 我们知道，注重探究天地自然阴阳消长之道,这是儒道两家的共同特色，而朱子也视阴阳消长为理的重要表现。故他对《阴符经》的此部分内容也格外关注。例如：在对“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的释文中，朱子指出： 生死恩害，道无不然。此霜雪之残所以有至恩，雨露之滋所以有至忍也。极而论之，则有无动静之机，未尝不相与为往来，故正言若反也[23]。 《阴符经》原文只是具体针对生死恩害立说，强调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而朱子则再进一步，从中看出了“有无动静之机，未尝不相与为往来”这一道的一般规律的表现，明显提升了该文的理论高度。这与《太极图说》中强调“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的思路，是一致的。 在对“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的释文中，朱子亦强调： 四句极说得妙。静能生动，便是渐渐恁地消去，又渐渐恁地长。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示人。又曰：浸字最下得妙。天地间不陡顿恁他阴阳胜。又曰：“天地之道浸”这句极好，阴阳之道无日不相胜，只管逐些子挨出。这个退一分，那个便进一分。又曰：若不是极静，则天地万物不生。浸者，渐也。天地之道渐渐消长，故刚柔胜。此便是吉凶贞胜之理，阴符经此等处，特然好[24]。 《庄子》中曾提到:“《易》以道阴阳”，《易传》中也提到：“一阴一阳之谓道”。应该说，阴阳五行模式是儒道两家所见的公共道理，也是理学本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子对此的宣扬，不能说是“援道入儒”。三 那么，朱子之作《阴符经考异》，算不算是其“儒表道里”的有力证据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同样，朱子之作《阴符经考异》，也不能算是“援道入儒”。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朱子希望在对《阴符经》的注解中添入自己的思想，至少是明显带有儒学色彩的思想，这被称为“以儒释道”，更为妥帖一些。 再者，我们也不认为朱子是所谓的“儒表道里”：认为他的思想表面上是儒家，骨子里却是道家，或者说他的思想是道体儒用。朱子思想的主导精神，是严辨儒释道之疆界，他一生的主要努力也正体现在这一点上。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朱子严辨儒释道疆界的特色所在：他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儒门中的溺佛者，其目的是要防止紫之夺朱，防止佛道思想与儒家基本价值观相混淆。就此而论，称朱子为“儒表道里”者显然不合适。当然，在承认儒自儒，道自道的前提下，朱子也不主张对佛老一概摒弃的观点。他个人从始至终都和僧道中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先后主持过几个道观。在此大环境的熏陶下，在其坚持儒家基本价值观的前提下，朱子会对道经发生一定的兴趣，也是可以理解的。 [1]朱熹：《阴符经考异》，《朱子全书》，第十三册，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关于《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作者问题，笔者另文有所论述，参看《<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五行说”比较研究》一文，载《周易研究》2003年第4期。 [3]《阴符经考异》，第530页。 [4]《阴符经考异》，第507页。 [5]虽然该书序标明是书作于乙未（年）长至（日）。束景南先生却认为，文中“乙未”当为“已未”之误，遂认为此书作于庆元五年，见《朱子大传》第1025页，此说不确。因为此书序中，明确标明为是书作于淳熙乙未长至日，“乙未”二字或许可以误为“已未”，“淳熙”二字是不可能错的，“淳熙”和“庆元”之间相隔数十年。其实，朱子在作《太极图说解》和《西铭解》之余，再注解《阴符经》，于情于理都没有令人意外之处。 [6]道家与道教之间的名称关系颇为复杂，本文中笼统称之为道家（教），不再做详细地区分。 [7]《朱子语类》，卷四十，《论语二十二》。 [8] 如朱子就指出：今人只见前面一段事无形无兆，将谓是空荡荡，却不知道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如释氏便只是说空，老氏便只是说无，却不知道莫实于理。见《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程子之书一》。 [9]此为朱子转述二程语，见《朱子语类》，卷九十七，《程子之书三》，第2498页，郭友仁录。 [10]《阴符经考异》，上篇，第511页。 [11]张伯端着、仇兆鳌集注：《悟真篇集注》，《七言绝句六十四首?十二》，第 1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2]《阴符经考异》，上篇，第511页。 [13] 李筌：《皇帝阴符经疏》卷上，《道藏》，第二册，第737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14] 朱熹：《太极图说解》，《朱子全书》，第十三册，第70、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5]《朱子语类》，卷七十六，《周易十二?下系》，第1940页，?渊录。 [16]《阴符经考异》，上篇，第511页。 [17]《太极图说解》，《朱子全书》，第十三册，第73页。 [18]孔子也反对意、必、固、我，但是儒学的最根本精神只能是“有其德”或者说“明德”。 [19] 《阴符经考异》，上篇，第512页。 [20]《阴符经考异》，第509页。 [21]《朱子语类》卷七十六，《周易十二?下系》，第1941页，陈文蔚录。 [22]《阴符经考异》，第509页。 [23]《阴符经考异》下篇，第517页。 [24]《阴符经考异》下篇，第518页。《朱子语类》原文为：《阴符经》云：“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刚柔胜”，若不是极静，则天地万物不生。浸者，渐也。天地之道渐渐消长，故刚柔胜。此便是吉凶贞胜之理，这必是一个识道理人说。其它多不可晓，似此等处，特然好。见《朱子语录》，卷七十六，《周易十二?下系》陈文蔚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