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芳 ： 推得出革命，推不出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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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这几天反思最多的就是为什么美国会错误估计了中东的局势，美国的外交政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从近来发生在埃及、叙利亚，以及以色列、沙特，甚至土耳其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来看，美国输出“民主”的大外交战略并不成功。针对埃及革命，Walter Mead在8月24日的《华尔街日报》评论版上撰文指出美国外交策略的失败是因为错误估计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成熟度和能力，并且也错误计算了埃及的政治复杂性。在穆巴拉克下台后，上台的穆斯林兄弟会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政府行政力量，使得国家陷入困境，进而引发了军方上台清场的惨剧。

本文暂不检视美国外交政策得失，只想从另一个角度讨论所谓“推特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推特革命主要是指社交网络自2009年以来对伊朗大选的推动，2010年对突尼斯革命的作用，以及2011年对埃及革命的影响。大体而言，至少对开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上示威的年轻人来说，推特作为一个有用的网络社交工具的确有效帮助了埃及革命。

但是，为什么以推特为代表的社交网络未能确保埃及进入一个平稳的民主制度的巩固阶段，例如使得穆斯林兄弟会有效执政更长的一段时期，使得下一次大选顺利进行呢？换句话说，推特等社交网络工具是不是只能推出革命，但推不出一个平稳转型。

推得出革命！

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赞成推特革命的说法。例如Malcolm Gladwell就不同意推特能推出革命。2010年10月4日，针对社交网络在革命中有积极作用的乐观情绪，Gladwell在《纽约客》上撰写《小改变：为什么革命不会被“推”出来》一文，泼了点冷水。他的大意是革命是高风险的活动，而社交网络往往因为风险较低或者没有风险的活动而风行，真正到了“冒生命危险”的紧要关头，例如革命之类的，是不行的。进而言之，因为革命是高风险活动，所以往往需要强关系连接那些革命志士，而不能依赖那些靠弱关系连接起来的社交网络。

不过这种反驳也站不住脚。这是因为一来Gladwell没有考虑到“今时不同往日”的历史效应。Gladwell举例说黑人民权运动在美国发展的时候，都需要靠面对面的团结和组织，这种强关系连接才有助于对抗那种高风险，而不是靠动动手指帮助邻居找到一条丢失的狗之类的低风险事件。这种高风险的活动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活动类似，都是秘密面谈。但问题是那个时代所能利用的最先进的通讯和联系手段，无非也就是传单、信件和加密电码之类的。如果那个时代有推特和Facebook，早期的革命领袖们也一样会采用这些先进技术手段来推进革命。传单无非就是公开的帖子、信件就是网络私信，加密电码现在网络社区上更是有不同的形式，例如极客社区就采用与众不同的交流语言。所以技术本身并不能作为革命发生与否的前提，但可以肯定的是革命者一定会利用现有的技术，正如当时的统治者也一样会利用或者打压现行技术一样。

Gladwell还没有考虑到由于新技术的兴起，可能会促使强弱关系发生变化。通过网络连接起来的弱关系，正因为网络交流的便捷性，促成了线下的面对面交流，反而使得弱关系转变为强关系的速度加快。与此同时，网络的发展也可能会大大降低革命的风险，甚至减少高风险社会运动的必要性。尽管这并非必然，埃及的流血事件就佐证了这一点。然而，不管怎么说，新技术对革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推不出转型？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讨论新的网络社交技术对转型的影响。对于转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大体上我们可以把转型当成是一个新制度确立的过程。革命所需要的时间是很短的，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了革命。但转型需要的时间可能很长，甚至上百年。期间甚至可能会有动荡，而不一定总是平稳的转型。开始一个新制度所需要的时间长度与巩固一个新制度的时间长度，并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埃及的民主革命发生很快，穆斯林兄弟会也得以上台执政，只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再次失去了控制权，因而也未能推动埃及真正确立民主制度。这一点放到社会网络运动上来说，社交网络上的热情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比较适合推动革命这种短时间的充满热情的运动。但这种短时的激情可能无法承担起建设长期制度基础的重任，此时理性的思考、冷静的妥协，将会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从推翻旧有的A制度到新的B制度确立，这个转型的时间长短不一，但不管转型时期长短，社会的自我组织却始终是重要的一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成熟度不够，与埃及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不足有很大的关系。在这种条件下，一旦现有政府无法有效行政，强势的军队就容易介入政治进行干预，并掌握政权。因而问题就变成埃及人民如何利用网络来更好地自我治理。如果社会的自治程度越高，对转型来说就越有利，而且相对而言也越有可能实现平稳的转型。因为自治能迫使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操练政治所需要的技能，在转型过程中也有可能发生革命，这样一旦革命发生，这些日常的自治技能就能马上派用场，避免国家陷入动荡的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型也是可以被推出来的。

不过问题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援助并没有全面支持埃及社会的自治，而是将大量资源分配给了穆斯林兄弟会。尽管穆兄会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但他们相比于军方而言较为温和的态度并不一定能使他们在巩固民主的政治竞争中胜出，尽管他们在推翻穆巴拉克的统治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按照美国的设想，穆兄会执政之后，埃及将会确立并巩固其民主制度。这不仅忽视了埃及复杂的局势，甚至也忘记了美国自身的历史，也就是说，民主的巩固绝非那么简单。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埃及的援助尽管增强了穆兄会的力量，但实际上并没有带给埃及一个更好的政治均衡。如果不能提高埃及社会的自治能力，恐怕任何形式的外部介入（不管是通过军事行动还是外交援助），都将很难帮助埃及的转型。这或许才是美国对埃及（更广义的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最为失败的地方。

（责任编辑：代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