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一线老师的教育梦【组图

花随月转阴晴 2013-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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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一线老师的教育梦【组图

花随月转阴晴收录于凤凰教育

对话北京一线名师，聊聊教育梦，老师们如何解读热点争议话题？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教师节。这一年，关于教师的争议频繁出现：哪儿的老师虐待孩子了，哪儿的老师暗示家长送礼了，哪儿又额外乱收费了……老师，这个曾经神圣光荣的职业，如今真的不再单纯了吗？老师们如何看待近期频频出现的负面报道？他们又有着什么样的教育梦想？凤凰网教育实地探访北京百年名校清华附中，与多位一线名师面对面，谈谈心里话、聊聊教育梦。

白雪峰每天都是在学生们的鞠躬问好声中开始新一天的工作，1995年即进入教师队伍，目前是学校高三年级组长，出身教育世家。今年白雪峰所带的高三年级出了北京市理科状元，但他认为过分强调文化课衡量标准下的状元“肯定是畸形现象”，“除了状元，教育应该有更值得关心的问题，很多孩子在其他方面的成功实际上比状元更有价值”。白雪峰坦承，教师行业的收入跟其他行业比算比较低的，“做老师，反正我们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做老师本来没打算致富，这不是一个求名求利的行业。如果真要求名求利的话就没有人当老师了，因为做什么都可能比当老师挣钱得多。我们既然做了老师，可能更多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而不是物质上的。” 白雪峰的教育梦想是：每一个孩子都有幸福的生活，都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借此获得人生幸福。在事业与幸福之间，白雪峰老师认为幸福更重要，“孩子能感受到人生的美好，在此基础上再去追求事业成功，对孩子的定位应该是这么一个健康积极的方向。”

潘天俊2004年从北师大研究生毕业后即进入中学当老师，选择当老师是受到做教师的亲戚影响。教师是很多人向往的职业？潘天俊的回答是“不一定”，在他身边北京孩子读师范的极少极少，“教师还是比较辛苦的”。今年潘天俊担任班主任的班级出了北京市理科状元，他经常被问到如何培养状元。潘天俊觉得培养出状元有偶然也有必然，不太好说自己起了多大作用，但他班上除了状元还有40多个孩子，“状元会让我高兴，但是有些孩子在高考中不是很理想，这种快乐和难过就抵消了，直到今天我觉得状元带给我的快乐并不能抵消其他孩子带来的难过。” 潘天俊班上学生的座位全部是抽签产生，一直坚持了五六年，如果有学生确实不适合坐某个位置，可以跟同学沟通调座位。潘天俊希望借此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大家起点是公平的，资源和机会要靠你自己去争取。“学生能自治，要相信这一点。”

说到培养状元的秘诀，潘天俊体会很深的是：人最难的是相信一个东西。“国家终将选择那些选择了国家的人，社会上有多少人愿意去相信这一点呢？”潘老师说《功夫熊猫》对他教育观影响最大，“熊猫为什么能成为神龙大侠，其实只有乌龟大师相信。但是人只要相信，你就一定能够成功。”

2009年从北大毕业，王炳禹便来到中学做了一名老师，他所负责的“创新实验班”的学生智力超常。选择当老师与他成长经历有关：高中通过数学物理竞赛保送全国理科实验班，免高考直接保送北大，“在我的人生中好老师给我的启发很多，包括做人做事。”+王炳禹觉得这么多好经验，如果到自己这儿停下了，不传播出去是一种浪费，“温饱解决之后，人要有点理想。” 孩子进实验班好还是普通班好？作为实验班的负责老师，王炳禹认为刻意地分配不见得是好事。他的观点是，重点班和普通班不必分得太细，但可以分成两类群体：一类是普通班级，另一类是智力超常，可以给他们多一些开放性的课程。王炳禹在初中之前是按状元路线培养出来的，通过全省竞赛前几名考到了北京。谈到状元未来发展，王炳禹觉得，如果培养目标就是为了当状元、学习是全部生命，这样的学生求胜心很强，慢慢步入大学、社会会受挫，不一定能发展得很好，反倒是那种成绩中上等的孩子，素质能力很全面。“成绩达到某个标准线即可，不必过分要求。”“如果他不小心成为了状元我们很高兴，就是这样。” 王炳禹的教育梦想很明确：通过现在高科技信息化的平台，能够最大限度地把好的教育思想传播出去。王炳禹感叹，自己当年在哈尔滨学竞赛时，恨不得全省去找好老师，在不同地区来回奔波。“那时候很难，但是现在有发达的网络，能不能通过信息化平台把好的经验和课程，用一种免费的渠道在各个地区传播开来？”

张小英已经在教师队伍里工作了29个年头，目前是数学特级教师。她1984年从师范院校毕业后即进入中学当老师。谈起当年为何报考师范，她觉得当时自己也没想太多，因为家里在北师大有朋友可以帮忙照顾，就报了师范类提前批，“稀里糊涂就报了一个”，在后来实习和工作中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当老师，“大学老师也说我比较适合当老师”。教师节从1985年开始设立，张小英笑称自己每一个教师节都赶上了，第一次过教师节时特别高兴，“教师终于有自己的节日了”。教师节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每年教师节都会来很多很多学生来看望老师，不管你是班主任的班还是非班主任的班，那一刻我真的感觉不管付出多少，做老师真的很值，也没有想过教师节能得到什么。” 张小英说自己带过的好多学生从清华北大毕业后有很多好的职业选择，他们没有匆匆忙忙地去参加工作，很世俗地赚钱养家，更多人选择的是做研究，他们给老师的信里说想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做一点自己的努力。“学生们志向很大，而且特别宽容，不是特别计较自己的得失，我觉得就挺好。” 谈到教育梦想，张小英感慨每年自己带过的学生都很优秀，在自己接手时他们已经很优秀了，希望自己的学生若干年后可以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张小英不希望自己的学生高考考了高分、进了好大学，人生就到头了，她更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在以后的人生路上仍能保持每个人的风格，“我坚持终身培养的观念，关注学生一生的发展”。

马汝平是体育特长班的负责老师，1987年从师范院校运动训练与教学专业毕业后，即进入中学负责体育特长生培养工作。年轻时候的马汝平在学习成绩和体育素质两方面都很出色，曾经很想到专业队当教练。“做老师任务更艰巨一些，工作会烦琐一些，当时年轻无所谓，想挑战自己，就来到清华了。”刚毕业时他比学生大不了几岁，“开始叫我哥哥，现在叫爹”。马汝平所带的体育特长班全名叫“清华大学马约翰体育特长班”，谈到目前社会上“特长生是高考捷径”的看法，马汝平坦承很多人把它想歪了，“真正想当特长生很难，要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才可以，要真达到高水平不容易，没有空子可钻的。”+马汝平介绍，不同的专家组会对每个孩子进行系统化测试，之后还有试用期，想通过递条子、走后门进来几乎不可能。针对部分学校为了高考冲刺取消体育课的做法，马汝平用一套“产品理论”以作解释：学校和工厂一样，工厂出来有几种产品，危险品、废品、次品和合格品。学校也是一样，合格品就是德智体全面都有的，危险品就是德育不好的，这个产品是不可以用的，其次是废品，即体育不好的，身体不好以后学习工作都会受影响，但文化课差一点没关系，这是次品，凑合能用。“体育好就有体力，才有本钱去拼”。每年教师节马汝平都会收到很多鲜花和贺卡，他觉得老师的天职就是照顾学生，不应该因为送礼多少影响对学生的态度，“在我班里没有学生受到冷落，很多家长我都没有见过，甚至没打过电话”。今年马汝平的教师节心愿是每个孩子在学习和训练方面都很顺心如意，“高三孩子都能有好归属，大学孩子能在明年比赛上提高成绩。”

宋薇大学时学的是历史专业，担任学校美术特长班的班主任，“我在高中的时候文理科成绩差得不太多，基本上持平，我爸爸觉得女孩比较适合从事文科工作，这样就学了文科。”1999年毕业后进入中学执教。家长不送礼，老师会对孩子区别对待吗？宋薇说，据她工作十年来的观察，每个班都有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他们的家长没法给老师们提供多少社会资源，“但是班主任其实做工作最多的都是这些孩子。” 宋薇最难忘的教师节礼物是2006年上高一的一个美术班女生送的画，形象是比较Q版那种，“一个是平时笑咪咪的我，另一个正在讲中国近代史特别慷慨激昂的我。”+宋薇介绍，这个孩子在她鼓励下报考了清华美院并顺利录取，父亲早早过世，母亲在她上大学时也去世了，只跟奶奶相依为命，“将来她结婚，我们全班都是她娘家人。” 说到自己的教育梦想，宋薇希望自己可以赋予孩子们50%的知识，他们自己能从纷繁物杂的知识里提取出来20%智慧，还有15%是情感，最后15%是道义。宋薇相信“人生最怕格局小，一定要在一个大格局中看待自己，期待命运有一刻能跟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而不是背道而驰。”

刘贝贝2006年从武汉大学硕士毕业即进入中学当老师，她选择当老师的原因与家庭有关，“因为爱人在北京，做中学政治老师和我的专业也比较符合，所以就来了。”刘贝贝到现在还记得入职培训时前辈们讲述自己的工作经历，“很受触动”，再后来她有了自己带的毕业生，“会有一种价值感”。刘贝贝目前在学校担任校团委书记，主要负责学生活动工作，她觉得学生活动让学生成长更“接地气”，有“催化剂”的作用。“很多优秀学生不仅成绩优异，而且全面发展。”她举例，今年毕业的朱辰卓是北京市理科状元，也是校团委组织部部长，邵城阳同学现在就读于清华大学数学系，高中时获得了丘成桐数学金奖，还是校学生会学科部部长。北京生活压力很大，教师收入不算很高，属于相对比较清贫的职业，刘贝贝不觉得失落后悔，她坦承其实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辛苦和压力，与学生在一起心态比较年轻，有寒暑假可以自由支配，“这是我很多同学很羡慕我的地方”。此外，中学教师的社会责任也是她看重的方面，“我希望学生们能有意识地关注自己的成长，关注社会和国家的发展。” 谈到自己的教育梦想，刘贝贝希望中国教育能真正解答“钱学森之问”，希望国家的科技水平走到世界前列，“同时我也希望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教育能有更多的关注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