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从周与夫人蒋定在一起；图片来源于网络）
琴棋书画为中国文人之艺，其中琴、书、画为中国文人艺术的基本。
所谓琴，也就是音乐，原本不限于琴，除了操弄的琴、瑟、筝、琵琶之类，也包括吹奏的笙、竽、箫、笛等等，大致在明朝以后，文人之琴一般以今天所谓的古琴为基本，就如近代以后的西洋音乐以钢琴为基本一样，为文人应学之操弄艺术。画也是文人应学之艺，琴、画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美育课程。
应学不等于必学，系于条件所限，未必个个文人都能操琴作画，但中国有一项特殊之美育，不受条件限制，凡文人，必学书法之艺术。所谓书画同流，乃是从绘画技法而言。书为必学，画为应学。文人必能书，未必能画；画者必能书，善书者亦能画。既然如此，则比较操琴，书画之艺尤其基本，为文人重中之重的艺术，也即书画为文人最基本的艺术传统。
中国文人书画即使从三国两晋算起，至今也有了1800年历史传统。不过随着民国时代的告去，这个传统的延绵也发生了断裂。断裂不是突然的终结，民国遗留下了大批较之今天来说具有传统属性的“士大夫”，他们的生命毕竟在着。
所以，有一个垂垂不亡的过程。大致来说，这些“士大夫”到了2000年前后，方才基本绝迹。恰好去世于2000年的陈从周，可视作为这批人的末世代表，他的书画，也可以视作为中国文人书画艺术的绝唱。
理解文人书画，不可从专业角度去看，也即不能从专门的书画家角度去看文人书画。书画是可以专门的，但文人书画则并非专门。书画对于文人，不过是艺，他首先是文人，然后作为文人而作书作画；他可以热衷于作书作画，可以以书画之艺而著名，但他首先是文人。非文人之书、之画，传统称为书匠、画匠、画工之类，这并不等于社会地位低下，画工一样可以享受高品级的爵禄，甚至获得翰林之身份，宋朝画院之鼎盛即是明证。
正因为如此，中国书画艺术有院内、院外两系，或者也可以称为两派；实际上，两者就是文人书画与专业书画之分。两个系统之间，具体人物的身份未必绝然分明。比较而言，文人书画的绵延不绝占尽主流，因而，中国诚然有专门书画的传统，但以文人书画为中国书画史主体，或也可说为主干。陈从周是这一主干中最近的一个典型。
陈从周精文史，诗词曲赋皆其所长，其多艺性世所赞佩，是一个具备完整属性的传统文人。诸艺之中，尤以擅昆曲著名，俞振飞与他之间是亦师亦友关系，俞振飞高徒梁谷音跟陈从周之间更是雅戏挚友。文史方面，陈从周之游记散文可说是当代中国文学中第一，他的《徐志摩年谱》是民国文学史研究经典。包括书画，这些都只是他的副业，他的主业是古建筑园林。
陈从周1918年生于杭州，早年学的是书画文史，但兴趣所在则是古建筑园林，这兴趣转而成为了他的主业，从教授美术而转聘浙江之江大学建筑系、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1952年后执教于同济大学建筑系，以至终身。1958年批判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在会议上检讨说：“我流毒是最深的，在座的陈从周他便能背我的文章，我反对拆北京城墙，他反对拆苏州城墙，应该同受到批判。”（陈从周：《瘦影——怀梁思成先生》）这既说明了陈从周是梁思成的知音，也说明了陈从周在那时已经是中国古建筑领域的重要人物。
梁思成属于师辈，但陈从周与梁思成是亦师亦友关系，不过，在文革以前，陈从周在古建筑园林业的名望和学术地位还不及梁思成。“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傅斯年致朱家骅信（1942年4月18日）》）陈从周虽然早就成名，但学术上进入辉煌期是在文革之后，从而可以说前有梁思成，后有陈从周，他们两人形成了前后双峰。
就具体的学术而言，陈从周和梁思成也是有侧重不同，梁思成侧重建筑，陈从周侧重园林，一为古典建筑巨擘，一为古典园林巨擘。梁思成是中国古典建筑理论的集大成者，陈从周是中国古典园林理论的集大成者。梁思成重在古典建筑的营造法则，陈从周重在古典园林的美学原则。有梁思成和陈从周的合璧，中国古建筑园林作为一门独立的自觉的艺术，便获得了完整的阐释和确立。
近百年来，中国科技领域能够跻身于世界科技最高水准的屈指可数，古建筑园林属于可数一项，梁思成、陈从周是该领域最主要的两位代表和领袖人物。
中国古建筑园林对艺术向来是十分讲究的。从而，主持人所需要的艺术、学问修养也十分讲究。宋朝《营造法式》作者李诫就是个“博学多艺能”的人，著有十卷《续山海经》、二卷《续同姓名录》、三卷《马经》、十卷《古篆说文》、三卷《六博经》、三卷《琵琶录》，仅仅从这些著述的名称看，就涉及到了地理学、史学、古文字学、音乐、相马、博彩等（参见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序·李诫》）。
艺术方面，李诫擅长书画，尤其擅长画马。
建筑与园林，在中国尤其是园林更要求艺术。
陈从周说：“中国园林应该说是‘文人园’，其主导思想是文人思想，或者说士大夫思想，因为士大夫也属于文人。其表现特征就是诗情画意，所追求的是避去烦嚣，寄情山水，以城市山林化，造园就是山林再现的手法，而达明代造园家计成所说‘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中国园林之所以称为文人园，实基于‘文’，文人作品，又包括诗文、词曲、书画、金石、戏曲、文玩……等等，甚矣学养之功难言哉“。（《园林清议》）
这当中，书画是最最要紧的“学养”。陈从周正是具备了这样的“学养”，才能继梁思成之后，成为古建筑园林巨擘。
园林之法，同于画理。书法与园林，也是关系密切。“造园要‘大胆落墨，小心收拾（画家语），更为要谛，使宽处可容走马，密处难以藏针（书家语）’。”（陈从周《说园》）这是造园之理有类于书画之处，而书画本身又是园林不可或缺的要素。“看山如玩册页，游山如展手卷；一在景之突出，一在景之联续。所谓静动不同，情趣因异，要之必有我存在，所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何以得之，有赖以题咏，故画不加题则显俗，景无摩崖（或匾对）则难明，文与艺未能分割也。”（陈从周《说园三》）
书法具有标题、灵魂作用。“题辞是起‘点景’之作用。题辞必须流连光景，细心揣摩，谓之‘寻景’。”（陈从周《续说园》）“亭榭之额真是赏景的说明书，拙政园的荷风四面亭，人临其境，即无荷风，亦觉风在其中，发人遐思。而联对文辞之隽永，书法之美妙，更令人一唱三叹，徘徊不已。镇江焦山顶的‘别峰庵’，为郑板桥读书处，小斋三间，一庭花树，门联写着‘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游者见到，顿觉心怀舒畅，亲切地感到景物宜人，博得人人称好，游罢个个传诵。
至于匾额，有砖刻、石刻，联屏有板对、竹对、板屏、竹屏、大理石屏，外加石刻书条石，皆少用画，比具体的形象来得曲折耐味。其所以不用装裱的屏联，因园林建筑多敞口，有损纸质，额对露天者用砖石，室内者用竹木，皆因地制宜而安排。住宅之厅堂斋室，悬挂装裱字画，可增加内部光线及音响效果，使居者有明朗清静之感，有与无，情况大不相同。当然宣纸规格、装裱大小皆由一定，乃根据建筑尺度而定。”（陈从周《说园》）要是没有书法，也就等于园林没有了标题，没有了灵魂。
陈从周本人的书画，也是造诣很深。属于陈从周同辈的书画界大师王栖霞（西野）说：“我友陈从周教授，治古建园林之学久。其早年从事文史，研习绘画，对人物、山水、花鸟，各有高深造诣。中年以后，所绘兰竹，意多于笔，趣多于法，自出机杼，脱尽前人窠臼。”（王栖霞《园林谈丛?跋》）这一评价是很恰当的。
陈从周的书画严格继承了文人书画传统，书卷气浓郁，功力深厚。书法少有草书，一般为楷书、行书或行草。陈从周的绘画最喜兰草，次为竹，又喜画柳、画松。
从这而言，他的书画形式是十分保守的。陈从周说：“随着时代的流转，有些人数典忘祖了。……也许青年们会说我太迂了，但是历史与现实不也正是如此吗？”（《说兰》）他的观念似乎十分保守。但是，陈从周的书画又不保守，这是从其内涵而言。尤其是文革后的陈从周，书画技法已经到了炉火纯青境界，所以或书或画，不受窠臼限制，更是意趣盎然，随性随安，所谓王栖霞所论的“自出机杼”，正是一种个人性，一种现代性。
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聘请的唯一的顾问是陈从周，这正是现代派世界建筑巨擘贝聿铭的眼力特出之处，他能够从陈从周保守主义形式之下看到一种现代主义。
1979年，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考虑如何展示中国古典园林，面临着难以适合的环境困境，陈从周经过考察后，把苏州网师园殿春簃极其巧妙的复制过去，既保守其本来面貌，又解决了与大都会展示环境之间的现代性契合关系，在美国引起了轰动。
这虽然只是展示了中国园林非常小的一个局部，却被视作为了中国古典园林第一次成功的“出国”。保守形式下的现代性内涵，这正是陈从周整体思想包括其书画艺术精神的根本所在。不理解这一根本，就无法理解陈从周。
欲深入理解文人书画，务必要了解其师承和友谊。中国从孔子以降，历二个半千纪，虽然劫难不绝，但文人师承关系未有中断，这当然也包括文人书画的传承。“师承问题，这件事如今很少人谈及了。山贵有脉，水贵有源，学问也是如此。”（陈从周《书边人语》）中国古典学术，几无不要涉及师承，古典艺术也是不可脱离师承。
所谓师承，就是继承、发扬、变化、传递。除了师承，还有友谊，也就是文人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构成为了他的交流平台，所以，一方面中国文人传统是主张闭门面壁，一方面又反对闭门主义，竭力主张行万里路，寻师访友，进行交流沟通。所以，师承和友谊是考察一个文人的基本视角，研究书画也同样如此。
陈从周早年就学于杭州盐务中学，该校的教画先生为胡也衲。胡也衲毕业于刘海粟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精于绘画，以画公鸡著名。他在盐务中学任教期间，培养了三个得意门生叶浅予、申石伽、陈从周，叶浅予、申石伽后来成为专业的书画大家，陈从周年龄最幼，虽不专门，但亦为书画大家。陈从周考入之江大学学习文史，爱好还是书画，后被张大千收为入室弟子，亦师从张大千二哥张善子（陈从周称其为“二老师”）。
陈从周长于书画，大学毕业后从事美术教学，曾被聘为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副教授。由于主要志趣在于古建筑园林，所以又由专业的美术转向古建筑园林研究。从这来看，陈从周的书画起步于刘海粟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一系，又受业于张大千一系，以传统为根本，且充满了现代元素。
对陈从周一生影响极大的是徐志摩。陈从周的二嫂是徐志摩堂妹，他的三哥曾与徐志摩表妹订婚，他自己的妻子蒋定又是徐志摩的姑表妹，徐志摩父亲徐申如是蒋定舅舅，陈从周、蒋定的婚姻介绍人则是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就辈分而言，陈从周与徐志摩属于同辈，但年龄相差二十一岁，属于两代人。由于有着这样紧密的亲戚关系，加以中学课文中就已经学习徐志摩诗文。
所以，陈从周形成了一种徐志摩情结。这一情结又为陈从周打开了一扇十分宽阔的师友之门。
徐志摩去世时候，陈从周仅有十三岁，“志摩去世后，我非常沉痛，我仅仅在童年中见到在我家花厅中的一个背影，总是消灭不了。我爱读他的诗文，虽然我所用力的是古建筑园林，但他的性灵却感染了我的气质，对我的思想感情上是起变化的。我从那时候起便留心他的事迹。”（陈从周《〈徐志摩年谱〉谈往》）这种徐志摩情结一直保持到了陈从周晚年，他说：“五十年后尚有这个小弟弟在怀念着”。（《记徐志摩》）
陈从周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任教时候，收了徐志摩前妻张幼仪和徐积锴妻子张粹文为学生，教她们书画，张幼仪、张粹文尤其是张粹文都成为很好的书画家。张粹文后来在海外又被张大千收为弟子。陈从周也常去看望徐志摩遗孀陆小曼。徐志摩的姑丈是蒋谨旃，蒋谨旃也是陈从周的岳父，他的堂弟是蒋方震（百里），蒋方震是徐志摩一向敬服之人，也是梁启超的大弟子，而徐志摩也出了一千银元拜了梁启超为师。这样，循着徐志摩这条线，陈从周与梁启超一系的人物结成了广泛的师友关系，又与徐志摩的新文学同道结成了广泛的师友关系。
综合而言，以1949年以后而言，陈从周的师友中属于文人一类而长于书或书画的，大致有叶恭绰、叶公超、朱启钤、章士钊、张宗祥、梁思成、林徽音、陆小曼、童寯、赵深、陈直生、卞之琳、陈梦家、赵景深、赵家璧、刘敦桢、何家槐、沈从文、余上沅、张奚若、金岳霖、杨振声、方令孺、丰一吟、马一浮、郑晓沧、陈叔通、叶圣陶、黄作燊、蔡方荫、俞平伯、许宝騄、许宝驯（俞平伯妻）、苏步青、苏渊雷、顾颉刚、何其芳、顾廷龙、卢绳、柳士英、郑晓沧、罗哲文等，其中叶恭绰、朱启钤、马一浮、叶圣陶、章士钊、俞平伯、顾廷龙、沈从文、顾颉刚、苏渊雷等皆可谓一时大家。陈从周师友中属于专门书画家的，大致有刘海粟、徐悲鸿、胡亚光、王栖霞、丰子恺、黄苗子、吴湖帆、徐绍青、俞子才、叶浅予、胡也衲、申石伽、谢稚柳、唐云、郁风、谢孝恩、谢孝思、王季迁、王璩常等，其中多为大师级人物。
陈从周师友中还有俞振飞、梅兰芳等人，皆以书画见长。陈从周这一师友圈子，大致说来，可称是代表了民国后期以来中国书画特别是文人书画的最高水平。
可见，在陈从周似乎十分保守的表象下，充满着十分现代的艺术意识。既为文人书画，便是一种传统，必须要在掌握传统的基础上，才能有现代的发挥。
比如画兰，这是文人书画的一道坎，是书法与绘画之间必须要过的一道桥梁。欲画兰，务必先有扎实的书法功力，有书法之功力，才能通过画兰这个桥梁进入到绘画领域。“中国人爱画兰，是世界上独特的艺术，与书法一样，纯粹草绿笔墨的表现，没有书法功夫，没有从简单中寓复杂的构图，无深淡对比的能力，那就画成韭菜烧黄蜂了，得到的画面是一个乱字，如今画兰的画家逐渐少了，也许是画家在书法上用力疏忽了吧。”
画兰既是对一个人书法功夫的鉴定，也是对一个人绘画基本功的鉴定。
因此，从基本功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传统、现代之分，并没有保守、现代之分。陈从周喜欢画兰，既是一种艺术偏好，也是对文人书画基本规则的坚守。陈从周之兰，在现当代书画史中，可谓中国第一，是中国经典的兰草之美的文人绝唱。
（责任编辑：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