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犹太作家，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伊姆雷；图片来源于网络）
不要！
凯尔泰斯·伊姆雷用这两个字作为《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的开篇。
这是他“无命运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从1975年出版《无命运的人生》到1990年写出《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贯穿三部曲的主人公柯韦什·久尔吉从一个十四岁走向奥斯维辛小男孩渐渐衰老，变成一个潦倒的中年男作家，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被出版商退稿（书中暗示这部小说正是《无命运的人生》），以翻译勉强为生。在他曾经的妻子第一次谈论是否要孩子的话题时，他“顿时、立即且毫不犹豫地回答”：“不要！”
因为，按照他的想象，终有一天孩子会叫道：“我不要做犹太人！”而在凯尔泰斯看来，孩子不愿做犹太人，这完全是可以想象而且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样的话我便会因为无言以对而陷入窘境，是啊，我们怎么逼迫一个生命去做犹太人呢？”这多像周云蓬在歌声中的感慨：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凯尔泰斯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命运的人，匈牙利语Sorstalanság的英文翻译是Fateless，“生命就是屈从”，他在自己的书里反复出现这句话，屈从于一种“没有命运”的命运——他既不懂希伯来文和意第绪语，也不信犹太教，更从来没有遵从过任何犹太习俗，却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在14岁时被送入奥斯维辛，后来又被转入布痕瓦尔德，这段经历梦魇一般在凯尔泰斯的书里反复出现，以至于有批评家蔑视他的作品，认为他不过在不停重复这一单调主题，凯尔泰斯对此泰然处之：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他却只认为奥斯维辛之后只能写奥斯维辛，因为没有比这更无解的主题。
德国战败后不久，逃离纳粹统治的匈牙利又很快进入社会主义体制，从一种极权走入另一种极权让凯尔泰斯觉得这种没有命运的噩梦永不结束，“在我的一生中,可能从未有过那么一瞬间能让我感觉到这一生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在和德国作家阿德尔伯特?雷伊夫的谈话，凯尔泰斯解释过“无命运”的含义：“单一的人被定制化地剥夺了其固有的自由……所有的状态都是预先决定好了的, 外部的强迫使人充当已准备好的角色。”
这种强迫感一直跟随凯尔泰斯，他总觉得一直在按照命运偶尔分给他的零星碎片过日子，这让他有卡夫卡式的命运感慨：“判决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诉讼则逐渐过渡到判决。”
《无命运的人生》是一个关于命运的简单故事：十四岁的小男孩柯韦什?久尔吉有一天去工厂上班（纳粹把十五岁左右的孩子们召去工作），公共汽车路上被警察拦了下来，开始没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连警察自己都是无所事事等待“命令”，到了下午四点，命令或者说命运终于下来了，他们被推上火车，送往了奥斯维辛。柯韦什·久尔吉在奥斯维辛其实只待了三天，然后被转到另外一个著名的集中营布痕瓦尔德，布痕瓦尔德让他感到满意，因为这里的面包定量是三分之一只，有时候还能有二分之一只，而奥斯维辛只有四分之一。
在短暂的适应期过去之后，集中营中依然有那些幸福的时刻，比如每晚下班之后，犹太人躺在由箱子堆成的床铺上交谈，谈过去，谈未来，谈自由，有人低声唱歌，拉比穿着囚服在昏黄的烛光下喃喃祈祷，柯韦什在这让人幸福的场景中沉沉睡去，即使床铺狭小到邻居翻身的时候，自己就必须跟着翻身，他却依然有梦，“那真是一段金色的时光”。
正是因为自己经历过这难以用理性解释的一切，凯尔泰斯讨厌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认为电影的最后把活着走出奥斯维辛的犹太人视为“幸存者”是一种彻底错误，他喜欢贝尼尼的《美丽人生》，喜欢那种温情幽默和残酷恐惧在奥斯维辛里并行不悖的真实状态，电影的最后是小男孩在妈妈怀里高喊“我们赢了！”在凯尔泰斯看来，奥斯维辛没有幸存者，奥斯维辛里更没有人赢了，但是奥斯维辛里也有幸福。
是的，幸福，让人难以想象这个词语可以被加诸于集中营之前。凯尔泰斯在这本书结尾里说：“幸福如同某种绕不开的陷阱似的正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窥伺着我，因为即使是在那里，在那些烟囱旁边，在痛苦的间隙中，也有过某种与幸福相似的东西……对于我来说，也许只有这种体验才是最难以忘怀的。是的，下次，如果人家再问我的话，我应当给他们讲讲这一点，即集中营里的幸福。”
在20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词中，凯尔泰斯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看到由当时的党卫军士兵拍摄的人们到达伯克瑙火车站时的照片（这个火车站位于达豪集中营的所在地），“那些漂亮的女人们的脸上带着微笑，年轻人的眼睛中充满了喜悦，每个人都是那么兴奋，完全是一种积极配合的态度”，从这些照片里，凯尔泰斯明白那种关于集中营幸福的回忆在今后的时间中因为将羞愧而淡化，而这在火车站等待的二十分钟，让他看到了人性是如何转变成对抗他自己的生命。
说到底，所谓“无命运的人生”无非是关于自我的奴性与软弱。在他们等待着被带往集中营的那一天里，只有一个警察看着几十个犹太人，没有人想过反抗，哪怕这种反抗在当下看起来几乎是绝对安全的，他们只是百无聊赖地站在那里，等待自己的命运：奥斯维辛。
而在集中营中，只有三个犹太人试图逃走，三个拉脱维亚人，其它人听到他们准备逃亡的消息，有人好奇，有人想过效仿，但在最初的躁动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对他们感到相当气愤”，凯尔泰斯没有解释这种气愤的理由，但这是可以想见的，这三个人的勇敢让所有人不得不正视自己的懦弱。最后这三个人当然还是没有逃出去，他们被处以绞刑，但他们是仅有的在精神层面逃离了奥斯维辛的人。
犹太人对自己民族在大屠杀时的展现的集体性软弱有痛苦的反思。
去年在华盛顿旅行时，我看到大屠杀博物馆里有专门位置展示当年的犹太人抵抗运动。比如1943的华沙犹太区起义，但在六百万被屠杀的犹太人中，反抗的数字毫无疑问是让人羞愧的。更多的时候，两个德国士兵拿着两把步枪，就能将几百名犹太人杀害殆尽，还有犹太委员会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阿伦特因为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揭露这一历史被犹太人集体反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第五章名为“诱使受害者合作”，主要就是讲述这一问题，“被害群体被吞没在整个权力结构里，又在其中广泛地承担了一系列任务和职责”。
奥斯维辛的悲剧到底应当归于谁？凯尔泰斯对上帝明显不屑，因为上帝创造了人类，人类创造了奥斯维辛，“如果说上帝确实是个被人颂扬的父亲，那么他就是在奥斯维辛的形象里向我显现了他的尊容。”在德国作家希尔森拉特的《纳粹与理发师》，最后的结尾是“我”和上帝（至高无上的永生者）对话，“我”反复问作为法官的上帝：当时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当那些手无寸铁的人被杀的时候，你在哪儿？上帝最后只能说：我不能做你的法官。他从法官席上下来，和“我”一起等待一个公正的判决，但是谁来完成这次判决呢？
这本书的德文版删去了最后“我”与上帝的对话，因为在德国的文化氛围之下，出版商担心读者据此将人为灾难归结为上帝的无能，从而逃避个人反思、推卸个人责任，直到今天，这本书的德文版仍然没有这段对话。
如果，上帝不能完全代表命运，我更相信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引用的那句希尔博格：“‘命运’在于迫害者和受害人之间的互动。”
或者拉罗什福科所说：“命运显示出我们的德性和恶性，就像光线显示出各种物体。”有一年我在公交车上看昂山素季获释后的演讲，一时间有难以描述的感动：“我们缅甸人，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会轻易的认为“这就是命运”。我也不止一次和年轻人们谈论过。你们真的知道所谓命运一词的含义吗？行动是命运的基石。无论你再怎么强调“命运”，也不外乎是你自己行为的使然。”
也许，每个人都逃不开这样的自我诘问——当我们的人生看起来是被命运安排为无命运之时，我们是否可以“顿时、立即且毫不犹豫地”回答：不要！
（责任编辑：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