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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凯尔泰斯·伊姆雷去世，享年86岁，他关于集中营历史的写作就此终止。
1929年11月9日，凯尔泰斯·伊姆雷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1944年，尚不到15岁的他被纳粹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又被转到位于德国魏玛的布亨瓦尔德集中营。1975年出版以集中营生活为背景的自传体小说《无命运的人生》，200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为“他对脆弱个体在对抗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画，以及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
▲ 凯尔泰斯·伊姆雷
奥斯维辛和布亨瓦尔德，这也许是最不该成为集中营的两个地方。前者临近号称“中欧最美城市”的波兰千年古城克拉科夫，这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诗人米沃什和辛波斯卡的故乡。后者所在的魏玛是当之无愧的德国历史文化中心，歌德、席勒和尼采均在此终老，李斯特和巴赫曾在此长居，义务教育在此发端，开创现代建筑主义学派的包豪斯学院也在这里创立。魏玛共和国更是在历史上留下烙印，这是德国第一次走向共和，但在希特勒上台后，这个国家走向最黑暗的一页。
被驱入集中营时的犹太少年凯尔泰斯·伊姆雷，后来在自传体的《无命运的人生》里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当主角（即作者自己）得知布亨瓦尔德集中营位于魏玛时，立刻念出了歌德的诗句。但是，当时的他无法清晰认识到克拉科夫与魏玛的美丽和昔日荣光，即使他能够看到车窗外的一切，那也是纳粹治下的阴暗可怖。以他的年纪，甚至来不及完全了解自己出生的那个号称“多瑙河畔的明珠”的城市——布达佩斯。
▲ 布达佩斯
如此美丽且有着深厚积淀的三个城市，当时都在纳粹控制之下，每日都在发生着人类不可遗忘的惨剧。对于少年时代的凯尔泰斯·伊姆雷而言，这记忆不但刻骨铭心，甚至还会抹掉童年时的所有美好回忆，同时让新生活迟迟不能到来，正如他在《无命运的人生》中所写到的那样：
“发生过的事情是已经发生过的，我终归不能够命令自己的记忆把它们给忘了的。我认为，只有在我重新诞生时，要么就是在我的大脑出问题或患病时，新生活才可能开始。”
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或许也不能改变什么，只是给了他提笔写作的空间。何况，那自由又并非真正的自由，即使二战硝烟已经散去，所以，他这样写道：
“它始于奥斯维辛，仍然在我们的时代继续发展。我的意思是说，奥斯维辛之后，迄今为止，尚未发生过什么足以根除或杜绝奥斯维辛的事件。在我的作品中，纳粹大屠杀从来就无法用过去式来表现。”
但凯尔泰斯·伊姆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勇于面对过去与创伤，也勇于面对现实的一切暗面。他甚至选择移居柏林，称要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作为思考的起点。“现在，唯一值得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从这里继续前进？”
在《无命运的人生》里，十四岁的布达佩斯少年克韦什·哲尔吉被抓到集中营，从奥斯威辛到布亨瓦尔德，再到蔡茨，老实乐观的他和大多数犯人一样自然地适应着越来越恶劣的生存环境，直到后来身体严重衰竭，丧失求生的意志。
▲ （匈牙利）凯尔泰斯·伊姆雷/许衍艺/译林出版社/2013年
如果你认为凯尔泰斯·伊姆雷会以愤怒笔触书写集中营，那便错了。这部采取第一视角的小说，笔调平静，时而流露天真，甚至会发现集中营里一些小幸福，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如仰望天空，又如饥饿时传来的萝卜汤香气。当哲尔吉发现家乡布达佩斯的人们开始遗忘二战，追求新的开始时，他感到迷惑不解，他认为：“我们绝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我们永远只能够继续把旧的生活过下去。路是我自己走过的，不是别人走的，我可以说，我在自己特定的命运里自始至终都是诚实的……下次，如果人家再问我的话，我应当给他们讲讲这一点，即集中营里的幸福。”也恰恰因为书中没有歇斯底里的道德批判和愤怒，反而能够打动人心。
后来，凯尔泰斯·伊姆雷将之改编为剧本《命运无常》。他希望以之对抗那种依附于历史沉痛的媚俗。比如他曾批评电影《辛德勒名单》，认为：
“斯皮尔伯格这部黑白电影中最有问题的地方，是在影片末尾以彩色出现的胜利的人群。电影中那些没有涉及奥斯维辛深远影响的伦理道德问题的描写，我也认为是一种拙劣，因为根据它所表现的伦理道德，作为关键性的人——及人文的理想——此时此刻竟然完好无恙地走出了奥斯维辛。”
且这部电影还“忽视了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和心理的自然图景”。这段读来晦涩的话隐含着这样的观点：凯尔泰斯·伊姆雷认为集中营是异常复杂的场域，善恶并不那么泾渭分明，反抗与妥协同样不是两个极端，其中有许多难解的迷惑与人性的幽光，单纯的批判也许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在他看来，《辛德勒名单》如同童话，认为二战结束后，过去便已消逝，人性主义从未消失，但这显然不是真相。
▲ 《辛德勒名单》电影剧照
他也不认为在悲剧面前仅仅愤怒便已足够，或者说，人类的反思不该止步于愤怒。也正因此，凯尔泰斯·伊姆雷赋予少年哲尔吉一种淡然态度，在他看来，这便是“无命运的人生”的本质。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也是我最喜欢的他的著作）《船夫日记》中的一段话凝聚着伊姆雷对荒诞命运的思考：
“我将什么称作命运呢? 当然是悲剧的可能性。然而外部的决定，那耻辱的烙印将我们的生命挤压进了特定的极权主义的一个处境中，一种无能为力之中，使这种可能成为虚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强加给我们的决定当成一种事实自始至终地生活在其中,而不是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相对的）自由所带来的必然性中，我便称之为无命运。”
也就是说，在那个恶劣的极权主义环境里，哲尔吉并不控诉什么，而是承受所有事实，但并不消极。
他曾形容奥斯维辛集中营为“上帝背后的地方”，这是一句匈牙利俗语，意味着这里是上帝无法保护之处，但他以及其他犹太人仍然相信，上帝存在，人也应该在上帝不可及之处点亮信仰之火，驱散黑暗。
在《无命运的人生》的结尾中，少年哲尔吉说：
“幸福如同某种绕不开的陷阱似地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窥视着我，因为即使在那里，在那些烟囱旁边、在痛苦的间隙中，也有过某种与幸福相似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只过问我的不幸及那些‘恐怖的事情’，然而对我来说，也许只有这种体验，才是最难以忘怀的。”
这部作品是“奥斯维辛四部曲”的第一部，凯尔泰斯·伊姆雷用了三十年时间才完成这四部曲，而从第一部《无命运的人生》到第二部《惨败》，更是时隔十余年，1990年完成的第三部《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与最后一部《清盘》，同样时隔十余年。
《无命运的人生》并未使得凯尔泰斯·伊姆雷获得巨大的名声，因为在当时的匈牙利政府看来，这部批判意味不浓的小说并不符合意识形态的预设立场。它甚至还有吹捧德国人之嫌，因为书中的犹太人刚刚被捕时，因为并不知道自己会被杀掉，反而觉得帮德国人劳动不是太坏的事情，因为德国代表着先进生产力……
真正让凯尔泰斯·伊姆雷获得巨大声名的是《惨败》和《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
在《惨败》中，作者因过去而痛苦不堪，因残酷世界而悲伤。他必须承认，集中营经历才是自己认知世界的开始。
开头的老人形象是凯尔泰斯·伊姆雷对自己未来人生的“预测”，哲尔吉则成为书中这位老人形象笔下的主人公，成为“书中之书”，也是凯尔泰斯·伊姆雷成年后经历的写照。
无论是哲尔吉还是老人，都在这个社会里无助沉浮，命运并不比集中营自由，比如人们的工作需要“有关部门”决定。它隐喻着集中营经历带来的巨大沉痛，同样象征着极权阴影下的匈牙利也是一个巨大的集中营。
这当然是一场命中注定的惨败，但凯尔泰斯·伊姆雷或许并不在意，因为他从集中营的地狱中走出，徘徊于这令人窒息的人间，耐心记录着一切。
《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使得凯尔泰斯·伊姆雷的集中营书写达到了另一个境界，即跳出单纯的集中营记忆，将当下所身处的匈牙利当成另一个书写对象。在他看来，二战后的匈牙利只是集中营的延续，前者赤裸裸，后者则虚伪无比。这一点在《惨败》中已经有所体现，但在《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中则更为明显。
唯一不变的是凯尔泰斯·伊姆雷的心态，他始终拒绝情绪化。作为一个经历过两种极权政治的人，他没有小清新式的人文感动，也没有一边倒的愤怒，而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命。
在各种泛滥的“大爱”里，有一种十分常见，即认为幸存者会感恩于自己的幸运，可是“感恩”一直是一个十分虚伪的词。凯尔泰斯·伊姆雷非常可贵地告诉我们，幸存者才更为不幸，因为惨痛记忆破坏了自己生命中的全部，仅余虚无。
这样的凯尔泰斯·伊姆雷，只能在东欧剧变前夕出版自己的《惨败》和《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当然并不奇怪。对于此前那数十年的岁月，他将之形容为“一个只有谎言被严肃对待的世界”。但他显然战胜了自我，不但揭露着极权的本质，还享受着自己的幸福，正如他所说：“我一直都是幸福的，因为幸福是一种义务。”
【注】本文原标题为《幸存者才更为不幸——关于凯尔泰斯·伊姆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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