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家专栏■冯积岐：没有命运的活着——读凯尔泰斯《无形的命运》

微风读书会 20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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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锋专访（微风读书会ID：weifeng279965337)

没有命运的活着

——读凯尔泰斯《无形的命运》

文/冯积岐

凯尔泰斯·伊姆雷（Imre Kertész，1929年11月9日—），匈牙利犹太作家，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1929年11月9日生于布达佩凯尔泰斯，1944年被纳粹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1945年获得解救。1975年，他的首部小说《无形的命运》(Sorstalanság，台湾译"非关命运")出版，以他在集中营生活为背景。2002年因该部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为"他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划以及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

凯尔泰斯，1929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1944年，不满十五岁的凯尔泰斯被送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1945年7月，二战临近全面胜利之际，凯尔泰斯回到了匈牙利。

1954年，凯尔泰斯就动笔写作长篇小说《无形的命运》，历时13年完成其作品，但出版后几乎无人问津。

《无形的命运》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视角，我们连命运都没有，还有什么？而我们为什么没有命运，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正如凯尔泰斯所说的那样：“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使生命成为自己的生命。”这是最关键的关键词。连生命都不可能是自己的，还有什么命运可言？

一个人被剥夺了生存的自由，这种情形被凯尔泰斯称为“无形的命运”，人的存在，人的生存状态是由他人决定好的，凯尔泰斯说：“人们被迫而面对的选择不是出自个人的特点和个性，而是出自体制内部的一种原动力，这种原动力没有给个体的人留下丝毫空间。”对于这种极权状态，凯尔泰斯称为“无形的命运”。凯尔泰斯话中的意思很明确：极权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剥夺人的生命，连生命都保不住，还有什么命运可言？希特勒这个极权者主宰着千万人的命运，他随时可以把很多很多无辜的人们毁灭。

二战以后，无论匈牙利，还是其他国家，反映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艺术作品，包括小说、电影、话剧，确实不少，这些作品大都采用的是现实主义再现的方式，没有深层次的表现，从大屠杀到大屠杀，宣泄的是感伤主义，或者仅仅停留在声讨与批判上。二战片《辛德勒名单》把大屠杀仅仅局限为纳粹分子和犹太人之间的问题，在结尾部分带着人文主义的理想，使影片显得很不真实。而有些影片，则通过大屠杀告诉人们，人具有坚不可摧的力量，宣扬的是所谓的“正能量。”如凯尔泰斯所言，这只是“童话”。《无形的命运》的笔触在经历，叙述一个人在奥斯维辛的经历。理想主义者所宣扬的那些所谓的“正能量”的东西，在极权者的淫威和枪弹下不堪一击。脆弱的个人无法对抗残暴的极权主义者；对抗的结果只能是“无命运”。诺贝尔奖的评奖委员会对他的作品的评语是：“坚持以个人脆弱的经历对抗历史的野蛮的独断专行。”

凯尔泰斯历经了奥斯维辛的野蛮强权，目睹了人的被奴役以及个体的无命运，少年时的经历在他的记忆中，他的血液中除了奥斯维辛，还是奥斯维辛。1956年，凯尔泰斯又经历了纳吉时代的“匈牙利”事件，如他所说，“一种动力在刺激着我，一种表达的困惑在刺激着我，一种在匈牙利的不可触动的客观现实在刺激着我，拉科西时代极权背景下的这个完全怪诞的世界在刺激着我。”极权专制的暴行不只是刺激了凯尔泰斯，侥幸活下来的凯尔泰斯对人性和人生有了带血的认识和醒悟。

身处于社会主义匈牙利的凯尔泰斯，他目睹着许多重要的有贡献的作家被拒之于匈牙利社会意识之外，随后而被遗忘。因此，凯尔泰斯是拿出很大的勇气来写作的。他没有按照当局的要求再现奥斯维辛的血腥，传达人文主义的理想，或者声讨“法西斯主义”。

凯尔泰斯·伊姆雷的获奖证书

如诺奖委员会的评述所说：“这部小说运用了异化的方法，将集中营的现实当作一种完全理所当然的事情，虽然每天经历的生活不可理喻，但也不乏一个快乐的瞬间。作者以一个孩子的眼光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幕一幕情景，虽然他不甚理解，但又不觉得有反常和恼怒之处。或许正是缺少这些道义上的激愤和形而上学的抗争成分——这也是主题本身所要表达的——反而更让作品的描写具有使人震撼的可信性。读者所面对的不仅只是灭绝人性的残暴，而且还有倒行逆施的何等麻木。刽子手和被害者双方都归附于那些被施加的种种实际当中，但主要的问题并不存在。凯尔泰斯传达的寓意即为——生活就是适应环境。”

对集中营采取简单的现实主义描写，即使推向极致，也只能使读者看到血腥和暴力，而凯尔泰斯的反思已经有了哲学层面的意义。因为他追求的是艺术上的创造，他看重的是如何使用语言或语言形式，因此，他说，“小说作者不得不舍弃最深层的恐怖内容，因为这些内容不可能在其作品中起到艺术的作用。”

也可以说《无形的命运》是对极权主义思考后的产物。凯尔泰斯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存在的合理性”。他首先揭示的是一个“真相”——奥斯维辛的真相，不是理想般的，也不是“喜剧”，而是十分客观的，真实的，是一种文化。在凯尔泰斯看来，把惨绝人寰的恐怖，把车间化的大规模屠杀的“常规程序”进行描写，功力再好，也只能维持在“中等水平”，也就是说，已经发生的和你笔下所写的距离还相当大，因此，这不是作家的任务。凯尔泰斯颠覆了奥斯维辛的意识形态话语——旧有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找到了新的语言形式。作者的叙述时间和主人公历经的时间是一致的。

凯尔泰斯找到了新的美学角度。

前面已经说过，对大屠杀描写的再淋漓尽致，也不可能像大屠杀本身一样。艺术的功用并非只是记录，只是“再现”，因此，凯尔泰斯找到的这个美学角度，使《无形的命运》，有别于其他作品不说，这样的叙述，加深了作品的深度，加深了人性的深度，加深了人对自身的思考。人在面对极权被剥夺时是痛苦的，这种痛苦包括无奈和麻木，包括对环境的顺存。你没有命运，还有什么？但你必须面对。

凯尔泰斯用作品暗示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生存环境。你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写到极致，你把官员的腐败写到极端，也不如历史或现实的本身。如果说小说是对现实的模仿，你的笔力再好，在模仿的过程中，其原貌就会流失不少，况且，小说不是照相。以为再现的现实主义是真实的，那是误读。把生活中发生的事原封不动的搬到纸上，用汉字排列组合，那不是小说艺术。好的作品不是写程度的，而是写深度的。我们面对历史也罢，面对现实也罢，首先要从艺术美学的角度去思考，从哲学的高度去思考，找到新的思考点，才能写出深度来。而要写出深度来，必须像凯尔泰斯那样，用自己独特的艺术美学观去观照。

《无形的命运》中有许多日常性的叙述，这种平静而麻木地叙述是很深刻的。作品的深刻性就渗透在这样的叙述中。

“我们这里的人说，她死了，因为没有水喝，我们也知道她有病而且年纪也大了，因此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说到底，这事是可以理解的。”

对渴死人的“理解”，其实是把死亡日常化了。日常化的死亡比死亡本身残酷的多。

作者对奥斯维辛清晨的感觉是这样的：“外面的黎明凉爽而又清香，广阔的原野上弥漫着灰色的雾霭，突然就像是响起一声号角，一束锐利而又尖细的红色光线从我们身后某个地方射来了，我明白：我看到的日出很美，也很有意思：在国内，我这会儿一般都还在睡觉。”

到了奥斯维辛，到了死亡之地，孩子的感觉是：

“我们果真到达目的地了，我高兴，这是自然的，但是我觉得，要是在昨天，尤其在前天，这种高兴会来的不一样。”

“看到这种军人后，我感到了一丝轻松，因为他们仪表整洁漂亮，在这一片混乱中，惟有他们能够给人以稳定、镇静的感觉。”

“我还发现了一些更细微的差别：他们的帽子、鞋子和制服有的是柔软的，有的是挺阔的，有的是锃亮的，也只是工作时穿着的。”

这是一个孩子对党卫军的最初印象。

“有一块种着黄色花的草坪，还有一条望不到尽头的、挑不出任何毛病来的柏油路。”——这就是“杀人工厂”。

孩子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都是他历经的，是属于“当时”的，是没有经过“典型”化的，有着“自然主义”之嫌的“现实”。这种“原盘”端出来的现实主义，以其“真实”，使人震撼！其实，这种看似逼真的现实是经过凯尔泰斯深思熟虑了的，带着血泪体验的现实，是艺术化的现实。

《无形的命运》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清晰的面目，这是现实主义的精细。但《无形的命运》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它是优秀的现代主义作品，因为，凯尔泰斯不是“再现”现实的，他笔下的现实是比现实还要“真实”的现实，是“真实”得近乎荒诞的现实。主人公战后回到了故乡，乡亲们要他忘掉过去，重新生活，他却不能，因为他历经的似乎不是他个人的命运，但他实实在在的历经了一遍。乡亲们问他对当下的感受时，他回答：憎恨。这是乡亲们对历经了奥斯维辛的人，永远不可能理解之处。这是作者和现实关系紧张的原因。这种紧张，在内心。一个好的作家和现实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