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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八分与当代书法创作
隶八分是今古文字的分水岭（注：为了避免隶书与八分书称谓上的混乱，这里统称为隶八分。），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关节点。潘伯鹰先生在《中国书法简论》中说：“就中国文字和书法的发展看，隶书是一大变化阶段。其至今日乃至将来一段的时期全是隶书的时代也不为过。”因此，对隶八分书的研究其意义将不仅在于书学史和文字学史上，对当代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隶书还是其他字体的书法创作都有着直接指导意义。本文将探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源与流：隶八分的形成及其发展；名与实：隶八分的称谓及其所指；分与合：隶八分与其他字体的相互影响；常与变：对当代书法创作的一些思考。 一、源与流：隶八分的形成及其发展 通行的说法，都认为隶书开始于秦代，并有程邈造隶书的传说（注：许慎《说文解字·叙》：“秦始皇初兼天下……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班固《汉书·艺文志》：“（秦）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一般都认为隶书为程邈所造。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七所收张怀ｇｕàｎ＠①《书断》所引蔡邕《圣皇篇》：“程邈删古立隶文”，羊欣、王僧虔、江式等都持此见。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及亡新居摄……时有六书……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之所作也”，把程邈当成是造小篆的人。清人段玉裁等人认为“秦始皇帝下杜人程邈之所作也”这句话本应在下文“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之下，传本误置篆书条下。），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注：一九七二年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以《高奴铜石权》为例说：“这就很明显地证明：隶书并不始于秦始皇的程邈。”钱玄同在为《章草考》所写的序言里指出，康有为、梁启超都认为隶书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个别人所创造的。他表示同意，并说隶书“当亦始于战国之世，为通俗所用。”）。随着出土文物的增多和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隶书的起源，现在趋于比较一致的看法，即“战国晚期是隶书形成的时期”（注：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利用大量考古发现的秦系文字资料，经过严密的对比分析得此结论，令人信服，已为学界所普遍接受。）。 在汉文字的字体和书法艺术的书体发展演变过程中，一直都存在着俗化和雅化、繁化和简化、草化和规范化、正体与俗体、字体与书体的矛盾运动。隶书的发生和演变自然也不能脱此一规律。战国时的秦系文字跟东方诸国相比虽然比较保守，但在日常的书写过程中，字形也不断地遭到破坏或改造，从而形成了大量的俗体字，“由此产生的秦国文字的俗体，就是隶书形成的基础”（注：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六十七页，北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年版。）。近几十年发现的大量秦简上许多文字显然不是正规的篆文（注：一九七九——一九八○年发掘的《青川郝家坪木牍》书于秦武王二年（前三百零九），一九八六年三月出土的《天水秦简》写在秦始皇八年（前二百三十九）以前，一九七五年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据考证，抄写时间大约在战国末年至秦代初年之间。），最明显的例字是左边从“水”的字其) 体字演变而成的新字体，无疑我们可以称之为隶书。从天水秦简、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篆而隶的蜕化衍进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六国文字的俗体也有向隶书类型字体发展的趋势”（注：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六十九页，北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年版。），显然，隶书的产生也曾受到秦系文字以外的东方诸国文字的某些影响。这一点，从出土的楚简帛书乃至春秋末期的《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中可以得到明显的例证（注：楚简主要是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的楚墓里发现的。如《曾侯墓竹简》、《长沙仰天湖楚简》、《江陵望山简》、《信阳长台关简》等。《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分别发现于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九年。）。但隶书字形构造的主要来源却仍是属于秦系文字（注：学术界仍有一些人主张隶书有一部分出自六国文字，关于这一问题，裘锡圭先生已在《文字学概论》中予以澄清。）。 秦系文字（指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以及小篆）的俗化，一种主要的方法即是以方折的笔法来改变正规篆书圆转的笔道，变圆为方，易曲为直，并由此而调正笔画断连、增减笔画，最终导致了字形结构的改变。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是易篆书的纵势为隶书的横势，此一点，在《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中即已现端倪，至秦、楚简帛书中则尤为明显。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似类于草书的写法，除一部分演变为草书外，也为隶书所吸收，在汉代的简牍中仍有大量的保留。 既然隶书在秦始皇统一以前即已存在，那么我们有必要对隶书在秦代的地位予以重新审视。秦始皇用经过整理的篆书，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形”的现象，小篆成为官方的法定文字。但秦代文字，即使以小篆为例，异体字也仍然是存在的，《说文解字》所收的一些异体字可以作为例证。更何况隶书作为一种新兴的辅助字体，不仅是存在的，并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小篆有着明显的“侵入”（注：这一点，从秦代权量上的铭文可以明显看到。秦权量诏版，理应用正规的小篆来铭刻，我们看到的却极为草率。但郭沫若认为是秦隶，则不免失之偏颇，因为，“水”旁作“三”的情况，在传世权量铭文上却一个也不曾见到。从总体上衡量，仍只能看作是带有隶意的篆书，但实际上孕育着小篆终将被隶书取代的命运。）“隶书者篆之捷也”（注：卫恒《四体书势·隶势》。按：《隶势》，《蔡中郎集》有之，晋书《卫恒传》引《四体书势》以为崔子云作，未知孰是。）“助篆所不逮”（注：《说文解字·叙》及段注。）并非虚语，因此，也才有“施之于徒隶”（注：《汉书·艺文志》。）“令隶人佐书”（注：《晋书·卫恒传》引卫恒《四体书势》。）之说，隶书在社会上的地位虽低，但统治者允许官府用隶书来处理日常事务，却是不争的事实。甚至隶书已成为与小篆并行的一种新字体（注：一九七五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七十号秦墓里发现了两颗同文玉印：一是正规篆文，一与秦简风格相吻合，甚可说明问题。参见吴白ｔáｏ＠②《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五十页。）。 我们再回到程邈造隶书的传说，虽然事属无稽，但却不能排除秦代的官府书吏对隶书的形成有过重要的作用，或许，像李斯整理小篆文字一样，在秦官府正式使用隶书文字时，程邈曾作过系统的整理工作。“在秦代，隶书实际上已经动摇了小篆的统一地位”（注：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年版，七十二页。），“秦王朝实际上以隶书统一了全国文字”（注：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年版，七十二页。）。 由此，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隶书的产生是与小篆乃至草书同步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的正体逐渐衍变而成的小篆，跟统一前的秦国文字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但其俗体所孕育演变而成的新体——隶书，却与其正体和小篆有着本质的区别，成为今古文字的分水岭。到了汉代，隶书终于取代了小篆的正统地位，在汉字的发展史上进入了“隶楷阶段”（注：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年版，六十七页。），而在书法的发展史上也进入了自觉时期。 汉代隶书的发展和演变，无论是在汉字演变史还是在书法发展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主要表现在字形的构造和书体变化两个方面。 经过战国末期的孕育，到秦代和西汉早期，隶书已基本形成，但仍是不成熟的，至西汉武帝时代，则逐渐发展至成熟的时期。这其间，从字形方面讲，虽然也在不断地变化，但主要是由繁到简的演变，而在书体上的变化而相对而言要大得多，体现隶书笔法特点的“挑法”、“波势”、“波磔”等即在这一时期形成。但直到东汉中期以后，标准隶书即八分的特色才充分显现出来。 后世的隶书研究者，对此一时期隶书的名实指称，存有不少歧义，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就隶书本身而言，没有太多的变化，直至清代乾嘉以后，隶书才又重新焕发出生机，不过，也只是书法意义上的事了，与字体之演变却无涉。但自西汉以降，至两晋南北朝隋唐这段时间里，草、行、楷书的产生和发展，却与隶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下面，我们将要讨论这些问题。 二、名与实：隶八分的称谓及其所指 名不正则言不顺。对隶书的研究如果不解决名实与称谓所指的歧义问题，不仅影响对文献的有效使用，更将阻碍其结论的正确和深刻。目前，大量的辞典及报刊杂志对“隶书”的解释和使用，仍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方面固然不排除研究者和使用者对此一问题本身混淆不清，更重要的原因则恐怕是对学术成果的漫不经心。事实上，许多问题，学术界、书法界早已经解决并取得一致的意见。 对隶八分的称谓所指自宋代洪适《隶释》、《隶续》以下，历代的书法家、金石家、文字学家都不乏研究、考证和引用。清代的顾南原还专门作了一篇《隶八分考》（注：是篇附刊于其所著《隶辨》，乃取许慎《说文·序》、《汉书·艺文志》、《后汉书·儒林传》、《晋书·卫恒传》、《四体书势》、《唐六典》、《书断》七书中言及隶与八分者，录其文而各为之疏说辨证，征引颇为繁富。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二十亦有《隶八分考》一篇。），元吾邱衍《学古篇》、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一《秦》、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二，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下笔谈》、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分变第五》、刘熙载《艺概·书概》等均曾作过一些精辟的论述，但问题也并没有完全澄清，这里不一一述举。此一问题，至近现代诸多研究者，如钱玄同、唐兰、魏建功、启功、裘锡圭、施安昌等，才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 在这里，我们不妨首先看看两本权威的辞典对“隶书”及“八分”的解释。一九七九年版《辞海》云： 隶书 字体名。①也叫“佐书”、“史书”。是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把篆书圆转的笔画变成方折，在结构上，改象形为笔画化，以便书写。始于秦代，普遍使用于汉魏。晋卫恒《四体书势》：“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指胥吏）佐书，曰隶字。”程邈将当时这种书写体加以搜集整理，后世遂有程邈创隶书的传说。早期隶书，字形保留篆书形迹较多。后在使用中加工发展，成为笔势、结构与小篆完全不同的两种字体，它打破了六书的传统，奠定了楷书基础，标志着汉字演进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魏晋时也称楷书为隶书，因别称有波磔的隶书为“八分”，以示区别。②正书的古称。正书由隶书发展演变而成，故唐以前仍有把正书沿称隶书的。如《唐六典》：“校书郎正字，掌雠校典籍，刊正文字。其体有五……五曰隶书，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此隶书即指当时通用的正书。为区别于汉、魏时代通用的隶书，又称正书为“今隶”。 八分 汉隶的别称。魏晋时也称楷书为隶书，因别称有波磔的隶书为“八分”，以示区别。关于“八分”的解释，唐张怀ｇｕàｎ＠①《书断》引王ｙīｎ＠③说：“字方八分，言有楷模。”又引萧子良说：“饰隶为八分。”张怀ｇｕàｎ＠①解释为：“若八字分散……名之为八分。”清包世臣：“八，背也，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唐六典》：“四曰八分，谓《石经》碑碣所用。”同意张说的人较多。 一九八七年版的《中国书法大辞典》的解释为： 隶书 既小篆之后通行的汉字书体……它的主要特点是：笔画由篆书的圆转变方折，结构删繁就简……隶书又称“佐隶”、“隶字”、“佐书”、“今文”、“史书”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又有“秦隶”、“汉隶”、“古隶”、“八分”、“飞白”、“散隶”之分…… 八分 隶书一体，亦称“分隶”、“分书”。其名始于魏晋…… 两部权威的辞典，对“隶书”、“八分”的定义及解说详略不一，但均存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及不妥之处，这些问题，现代学者均已有辩驳，在本文里，将取下列含义： 隶书 泛指由春秋战国时代秦系文字俗体演变而成与由正体演变而成的小篆相区别的古隶、由古隶的正体演变而成与由古隶俗体演变而成的章草相区别的八分以及由八分草写而成的与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早期行书及钟王楷书相区别的新隶体。以东汉时的八分为典型代表（注：请参阅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四章第五节《隶书的形成》及第五章《形体的演变（下）：隶楷阶段的汉字》。关于八分书的形成过程可参阅金开诚《试论秦汉简帛的书法艺术》（《书法丛刊》第十一辑）及裘著。）。 八分 泛指东汉时的典型隶书。特指以《熹平石经》为代表的石经碑碣所用的隶书（注：据施安昌先生考证，以保存于地下的古尺测《石经》，恰合八分。起初专指《石经》上的隶体字，后来就超越了“字方八分”的界限而泛指一切隶书。施对这一变化的原因也进行了论述。可参阅施著《汉熹平石经与八分书》，载《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九年第四期。）。 三、分与合：隶八分与其它字体的影响 秦汉时期，无论是在汉字演变史还是在中国书法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也极为复杂的时期。这期间所通行的秦书八体，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我们可以分成两大系统，前七体属于象形符号（古文）系统，后者则自成一系统，为今文字之始。隶书的产生在汉字演变史及书法史上划了重重的一道分界线。 前面我们说过，隶书的产生是与小篆同步的并迅速取代了小篆的地位，但小篆作为一种字体仍有它自身发展演变规程，然而隶书在某种程度上对小篆也存在着一些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隶书的发展过于迅速，其本身的系统还没有来得及最后完善，却因“官狱职务繁”（注：许慎：《说文解字·序》。）和“苟趋省易”（注：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潦草书字习惯，使得隶书在迅速脱尽篆形与大、小篆分道扬镳的同时，其自身也在不断地衍化和蜕变，使得草书、行书和楷书迅速形成，这三种字体反过来又对隶书的发展演变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小篆和隶书尽管都是对秦统一以前的文字形体简化的结果，但属于古文阶段的篆文与属于今文（隶楷阶段）的隶书，其字形结构毕竟是不同的（注：吴白ｔáｏ＠②《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载《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文指出：“小篆和隶书都是对秦统一以前的文字进行简化的结果。‘省改’和‘约易’，从发展的方向说，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隶书比小篆简化得更大，更彻底。小篆还保存了象形字的遗意，‘画成其物，随体诘屈’，隶书就更进一步，用笔画符号破坏了象形字的结构，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隶书对篆文字形的改造，裘锡圭先生曾作过总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即： 1、解散篆体，改曲为直； 2、省并； 3、省略； 4、偏旁变形； 5、偏旁混同（注：参阅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八十二—八十四页。）。 如果我们把以《银雀山竹简》和《马王堆帛书》为代表的成熟古隶同小篆作以比较，则不难发现其区别： （一）古隶笔画比小篆简质，很少装饰性； （二）古隶多用方笔，小篆多用圆笔； （三）古隶多得横势，小篆多得纵势； （四）流传的小篆书法资料基本上没有笔画粗细的变化，古隶则有相当明显的变化； （五）小篆行笔一般比较谨缓，古隶则显然简疾（注：金开诚：试论秦汉简帛的书法艺术，载《书法丛刊》第十一辑，九十一页，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由于隶书将回环缭绕的篆书线条切割成一段段的短线，在结构上使篆书的内敛式空间构成逐渐向开放式转变，并向字外间拓展其势态，呈现出独有的横势，与此同时，在点画上由于毛笔的使用，其自身的运动变化也在不断地丰富着意味。这种根本性的革命，使得中国书法从单线的空间构筑静态美向在时间流程中表现空间构筑动静相结合的动态美转变，为书法本体的抒情达意功能即意象美的追求寻找到了一条坦途。 隶书在改造篆文的同时，其本身也在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字形构造和书体两个方面。 首先，在字形上，从汉简牍帛书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在西汉早期（武帝初年以前），其字形结构还有不少明显接近篆形，但在此以后如居延、敦煌等地的汉简上的隶书，这种字形就大大减少了。虽然总的来说，在由繁向简演变，但仍有一些字形保留了原先的写法，这种“复古”的现象在后来东汉的碑刻里乃至更后的楷书里仍然存在。 其次是书体上的变化。最重要的即是从古隶到八分的演变。八分书的主要特点是有“挑法”、“波势”和“波磔”，其萌芽甚早，秦隶里已能见某些笔法，西汉早期八分笔法虽未占统治地位，但确已开始形成，如果说武帝时代是隶书由不成熟发展到成熟的时期，中晚期是由隶书向八分过渡的时期，那么至昭宣之际，则八分已完全形成。这一问题，近现代学者已基本上取得一致的看法（注：如马宗霍、胡小石、裘锡圭、金开诚等。），并被大量的出土简帛文字及铜器铭文所证实。八分代表了隶书的成熟形态，东汉诸碑是其典型代表。在取势上以横势为主，有如箫笛一体的方式结字造型，横吹为主，直吹为辅，横势磅礴，竖劲助之，主笔多逆入平出，蚕头雁尾，或一波三折，波诡云谲，翔舞回环，使汉隶的风格变得跌宕丛生，奇瑰多姿，色彩斑斓。 在隶书的发展演变中，与矜持端庄的汉碑相比，汉简书风则显得轻捷开放，率意自然。尤其是体现了隶书的正与草、生与熟，雅与俗、繁与简的丰富变化，别具风格，弥足珍贵。简牍体虽为二，其致则一，共同体现了隶书独特之美，真个是： “焕若星陈，郁若云布，其大径寻，细不容发，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栉比针列，或砥平绳直，或蜿蜒缪戾，或长邪角趣，或规旋矩折。”（注：蔡邕：《隶势》。） 汉代隶书的分化，还表现在对其他字体的影响上。 草书也是汉代通用的字体之一，在隶书形成以及后的演变过程中，都出现了一些草率的写法，草书即是在这种新旧草率写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据裘锡圭先生推测，其形成的时代“比八分要晚一些”，“但至迟不会晚于元、成之际，很可能在宣、元时代就已经形成了”。（注：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八十六页。）连笔的运用和隶意的消减是草书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最主要的变化，由此而带来了结构上的变化。草书对隶书改造的主要方法是： 1、省去字形的一部分； 2、省并笔画保存字形轮廓； 3、改变笔法。 草书的出现，使得书法更注重自身线条的质量感和运动感。 行书的出现无疑也主要是受隶书的影响。东汉中后期，隶书里演变出一种与八分相区别的草率写法，这种俗体隶书抛弃了“上挑”的笔法，同时较多地使用尖撇逐渐由八分向楷书过渡，形成一种新隶体。在新隶体的基础上再加上些草书的笔意，便形成了早期的行书。楷书作为早期行书的一个分支，通过增加顿笔、捺笔和钩笔也逐渐形成。 秦汉魏晋时期，是字体书体发展衍变最复杂的时期，隶变尚未彻底完成，其本身却又迅速地分化衍变，其分化阶段我们不可能作绝对的划分，右图只能示其大略，但大概也能显示隶书在字体及书体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由此，我们大概可以把篆体以后的正体文字试分为隶（秦、汉）——隶楷（魏、晋南北朝）——楷（隋、唐以后）三个发展阶段。 四、常与变：对当代书法创作的一些思考 清代乾嘉以来，考据学的兴起和金石学的繁荣昌盛，导致了汉碑的大量发现和拓本的流传，丰富的汉魏资料和浓厚的临碑风气，对清代的隶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出现了大量以隶书著名的书家如：阮元、桂馥、莫友芝、伊秉绶、金农、邓石如、何绍基、郑ｆǔ＠④等。在书学的观念上，特别是在对字体演变的认识方面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改变了自许慎以降，对于古代书体的认识基本上是以古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为主线及章草——今草——行书为辅线的看法。钱泳将秦隶与汉隶加以区别（注：钱泳《履园丛话·书学》称：“盖隶从篆生，程邈所作，秦时已有。”“篆用圆笔，隶用方笔，破圆为方而为隶书，故两汉金石器物俱用秦隶，至东京汉安以后渐有戈法、波势，各立面目，陈遵、蔡邕自成一体，又谓之汉隶。其中有减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隶同文者，有全违篆体者，鲁鱼之惑，泾渭难分，真书祖源实基于此。”），刘熙载又将八分与隶划分出来（注：《艺概·书概》：“隶于八分之先后同异，辩而愈晦，其失皆狭隶而宽分。夫隶体有古于八分者，故秦权上字为隶；有不及八分之古者，故钟、王正书亦为隶。盖隶其通名，而八分统矣。称锤可谓之铁，铁不可谓之锤。从事隶与八分者，盍先审此。”“《开通褒斜道石刻》，隶之古也；《祀三公山碑》，篆之变也。”），至康有为则说得更为明白（注：《广艺舟双楫》：“今秦篆犹存者，有《琅琊刻石》、《秦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刻石》，皆李斯所作，以为正体，体并圆长，而秦权、秦量即变为方扁。汉人承之而加少变，体在篆隶间。以石考之，若《赵王上＠⑤刻石》，为赵王遂廿二年，当文帝后元六年，《鲁王泮池刻石》，当宣帝五凤二年，体已变矣。然绝无后汉之隶也。然汉隶中有极近今真楷者，如《高君阙》……若吴之《谷朗碑》、晋之《郛休碑》、北魏之《灵庙碑》、《吊比干文》、《鞠彦云志》、《惠感》、《郑长猷》、《灵藏造像》，皆在隶、楷之间。与汉碑之《是吾》、《三公山》、《尊楗阁》、《永光阁道刻石》在篆隶之间者正同，皆转变之渐至可见也。”）于是，千百年来，对隶书笼统的认识终于得到了改变，古隶（秦隶）和隶楷两种过渡性的字体被揭示出来。 新观念，必然反映到书法家的创作上来，于是各种字体的特点便被书法家们自觉地、创造性地交互使用，移花接木。于是，各体书法的创作，在用笔、结体、章法、神韵及至用墨、用纸等各个方面都能别开生面，推陈出新。如金农以楷入隶，号为漆书；郑燮隶、楷、行相参，“六分半”书风行一时；邓石如则篆从隶入，隶从篆出，其篆书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而其隶书又含篆额，体方神圆；伊秉绶以颜体结体作隶，而赵之谦则以魏碑写隶，皆能折衷共济，别具新格，蔚然成家。故康有为云：“所见博，所临多，熟古今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尽得于目，尽存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花酝酿久之，变化纵横，自能成效。”（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如果说汉碑的洋洋大观和独特风貌对清代的书法特别是隶书创作产生过重大的影响，那么，本世纪初以来，大量的秦汉简牍帛书及敦煌文书的发现，则对现当代的书法观念和书法创作有着更大的冲击。秦汉简牍帛书的发现，进一步证实和巩固了清人对隶书及隶楷阶段的汉字和书法演变观念的认识，它不仅充分显示了古隶书法的真实面目，清楚地揭示了八分书的形成过程，更昭示了草、行、楷书的形成和发展衍变历程，几乎使中国书法史重新改写。在创作上，更是书法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隶书发展至清代，金农、伊秉绶、郑ｆǔ＠④、邓石如等人，力追两汉，虽得以新的发展，新意迭出，但毕竟已难再现汉时景象。近现代王福厂、马公愚、邓散木诸人在形式上继承了汉隶的整饬和均衡的审美趣味，但也难有新的突破。至来楚生、钱君ｔáｏ＠②、孙其峰（注：参阅丁正《孙其峰先生的书法篆刻艺术》，载《中国书法》一九九四年第二期。）、沙曼翁诸人，由于对秦以简牍帛书的大量借鉴吸收，不仅在笔墨情趣上有所突破，从审美的意义上，使得人们对这一类“民间书法”进行了重新的认识并取得美学上的认同，直接导致了新时期“简牍书风”的流行，由此也此起了对“民间书法”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当代中青年书法家中的佼佼者，如王镛、华人德、张海、周俊杰、陈茗屋、陈复澄、赵正诸家的隶书，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了秦汉简牍帛书石刻的广泛影响。 当代书法创作，篆隶书明显地落后于行草书。行草书的“流行书风”事实上也是受到了牍版帛书和敦煌文书的巨大影响，包括“广西现象”和“学院派”书法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亦是受到以简牍帛书为代表的“民间书法”的启发，这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事实。 当代书法创作的出路在哪里？答曰：在于隶书。自秦汉至南北朝，这是一个以隶楷为主要字体的时代，这是一个刚刚被人认识、尚待开掘且有巨大潜力的处女地带。之所以有如此说，因为，这一时期，无论是笔法、结体、章法都是变化极为丰富的时代，我们只要稍为从中汲取任何一点，都可以成为巨大的创作源泉和创新的契机，这比我们仅仅从汉人的八分、唐人的楷书、或宋人的行书、或明人的草书、或清人篆隶、或北碑书法汲取营养肯定要丰富得多。历史上并不乏这样的例子，著名的《爨宝子碑》、《杨阳神道阙题字》、《广武将军碑》，明显可以看到是想摹仿八分而又学不像，虽然字体显得很不自然，但却成了我们许多人的楷模。清代以降的北碑书风，真正有成就者，说到底，还是从笔法到结体存在隶意的缘故，只要我们看一看沈曾植、马一浮、徐生翁等的书法，就再明白不过了。 我们可以预言，隶书的创作将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并以此带动和促进整个当代的书法创作。 字库未存字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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