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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正孝（柳州市中医院） 吴娅娜（湖南中医药大学）
1、中国古人对宇宙和生命的探索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用充满敬畏和眼光打量着周围的世界，用孩子般好奇的的心灵探究着，周围的世界为什么是这样？ 中国古人对自然界和生命现象的观察所花费的巨大精力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例如对天象和物象的观察，《尚书?尧典》就记载：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尚书》的语言“佶屈聱牙”，古奥难读。这段话记载了一个史实，大意是：尧帝（约公元前24世纪）在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的时期，任命羲氏家族的羲仲、羲叔（分别是家族中的老二、老三）以及和氏家族的和仲、和叔（分别是家族中的老二、老三），分别驻守东南西北四方，负责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和飞禽走兽的活动等，以确定四季的变化。在节气的变更方面，根据昼夜等长且黄昏时见到鸟星升到中天来确定春分，白昼最长且见到火星升到中天来确定夏至，昼夜等长且虚星升到中天确定秋分，白昼最短且昴星升到中天确定冬至，从而总结出闰年有三百六十六天。 中国古代天文学高度准确性的成就，足让今人叹为观止。在远古的时代，我们的祖先通过如此精细的分工协作，通过长期艰苦而认真细致的观察，使我国古代天文学、历法学出现了辉煌的成就，是古代人类总结自然规律的杰出代表，也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的高度成就。 与中国古代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相对应，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而是丰富多彩的，其中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为代表。当时，不同的流派的学者及其弟子，包括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以李悝吴起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以邓析公孙龙惠施为代表的名家、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以鬼谷子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杂家、以张行为代表的农家等等，都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世界，总结自然规律、生命规律和社会规律。他们著书讲学，各抒已见，互相辩难，各种哲学思想不断地发生碰撞、交融、渗透，时时迸发出璀璨夺目的火花，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的独特现象，它表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多元化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实际上，后世所有的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先秦时期都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其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朴素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点燃了熊熊火炬，传承至今，对中医药学的产生、发展和系统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华民族很早就懂得，“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大学》）中华民族的先人们仔细观察周围的世界：大则日月星辰的运行出没、江湖河海的潮起潮落、人类社会的盛衰更替，小则飞鸟虫鱼的繁衍生息、莺飞草长的四季循环，以及人体自身的生老病死等等。通过深入研究生命现象、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他们从中探索生活规律、运动规律、生命规律、药物规律，获取初步理论，继而进一步实践，获得更高级更准确的理论……最终，中国古代的社会哲学、自然哲学、历史哲学终于和医学哲学合而为一，共同提炼出以阴阳、五行等为代表的哲学符号，最终总结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阴阳五行规律。 在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方面，历代诸家都突出《周易》的影响，史学上称为“医易同源”，孙思邈甚至说：“不知《易》，不足言太医”。《周易》是先秦时期中国哲学著作的代表。相传伏羲画八卦，文王作卦辞， 周公作爻辞，孔子编修时又作十翼等，成就了《周易》一书。因此《周易》不是一人之作，而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等古代大思想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各种自然现象、生命现象、社会现象的规律性的阐释，是一部高度抽象的认识事理法则的哲学著作。《周易》充满了辩证色彩，已将现代哲学矛盾对立统一规律、普遍联系性观点等阐述无遗。如它用乾坤、阴阳、柔刚等概念来表示矛盾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些理论毫不逊色于现代辨证唯物主义思想。《周易》在阴爻和阳爻的基础上演绎出纯阳卦（三阳爻）和纯阴卦（三阴爻），又由此二卦交合派生出八经卦，又将八经卦相互叠加而演绎出六十四卦，从而阐释了世间万事万物变化的复杂性。陈大舜著《医易相通论》一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深入研究了《周易》的宇宙观、唯物观、整体观、辨证观对中医学的深远影响。但是，由于《周易》文字艰深，后世解说见仁见智，在中药基本理论的形成方面的意义还有待阐明。 高晓山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思可能包含各类形而上学的、朴素唯物的、机械的……成分，可能本身汇萃了多种复杂的成分，但它们引进药性理论的内容却包含着下述共同特点：其一，药性是可知的、可以理解的，有规律可循的。不可知论、超人(神、仙)的力量几乎没有影响。其二，在药性的认识和应用上，有可能发挥人的能动性。其三，药性是可以改变的。从这些特点来讲，古代哲学思想对于药性理论的发展有着童要的积极作用。实际药性理论中也大量使用古代哲学的语言，有的全盘保留着原有的涵义；有的有所增益，赋予带有药性理论特征的内容。药性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古代哲学思想。失去了我国古代哲学的内容，药性理论将完全改观。然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药性理论没有独立的哲学思维。 2、中国古代哲人取类比象、同气相求思维模式 “医者意也”的说法初见于《后汉书?郭玉传》。郭玉是和帝时的太医丞，他治疗穷人多有效，而治疗贵人常无效，和帝问其中原因。郭玉回答说： “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摄以承之。……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怖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 可见，这里的所谓“意”，是指医家的注意力。 在以后的中国古代医学著作中，“医者意也”的说法经常出现，但已经不是在针法操作时需要集中的“注意力”，而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即：医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而尤以诊脉、用药为难；治病不可生搬硬套、墨守成规；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悟性”），方能正确辨识疾病，并找到适合的治疗方法。 “医者意也”反映在药物学方面，主要是用类比与联想的思维方式解说药物功效。这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也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古人认为，观察天地的变化，可以总结万事万物的内在规律，如《周易?系辞上》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而万事万物的内在本质，必然反映在外在的现象上。所以，观察外在的现象，可以了解事物本身的内在本质或规律，如《周易?系辞上》就说：“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天人象之。”这种哲学思想一旦应用于中药学，则法象药理应运而生。 例如，李东垣《珍珠囊补遗药性赋》说： “凡煎药用水，也各有宜。如治湿肿浮胀之疾，而欲使利水道，则取长流水；以流长源远，其性通达，直引四肢之间也。如治二便不通，及足胫以下风湿，则取急流水；以其湍纵峻急，其性速下也。如治痰饮郁滞，而欲吐发升散，则取逆流水；以其性逆倒流，洄澜涌决也。如治中气不足，则取春雨水，有阳道发生之意也。如治下元不足，则取井水；盖清晨井中天一之气，浮结于面，以磁器轻取之，殊有补阴之功也。如治火热阳证，则取雪水，能大退热也。如治伤寒阴证奔豚等疾，则取甘澜水；盖盛之于缸，扬过千遍，水珠沫液，盈溢于面，其性柔顺，其味甘温，大能和气也。如治脾胃虚弱、泄泻不食等疾，则取池潦水；盖土池中停蓄既久，不流不动，殊有土气，能助脾元也。如治阴不升，阳不降，乖隔诸疾，则取阴阳水，河井各半，阴阳相成，可升可降，而使气平者也。” 水为“五材”之一，既是煎药的载体，本身也是一种药物。根据法象药理，尽管同样是水，但有长流水、急流水、逆流水、春雨水、井水、甘澜水、池潦水、阴阳水等的区别，所以不同情况应取不同的水，从而达到最好的疗效。 这种“以意用药”或“以意解药”，可以说是“感应论”在医学中的具体运用，中医学上也称之为“同气相求”。有研究者指出：“感应原理是中国人思考方法中的基本原理之一，尤其是天人相感论构成了他们思想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献中的典型记述，如秦汉时期的《吕氏春秋?有始览》说：“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也说：“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类之相应而起也。” “医者意也”的观念还体现在药物的制剂方面，如李东垣《用药法象》解释汤剂、散剂、丸剂的区别： “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 “散（sǎn）者，散（s?n）也，去急病用之”； “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意也。” 看来，古人并不仅仅是从一种药物所含的有效成份的多少去思考其作用。 在药物的用量的认识方面，“医者意也”的观念也有体现。如吴鞠通《温病条辨》“治病法论”中就说：“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意思是说，人体的上焦部位最高，而近于体表，所以治疗上焦的疾病，适宜应用如羽毛那样轻清升浮之药物，否则药力就会超过病位；中焦处于上、下焦之间，是升降出入的枢纽，所以治疗中焦的疾病，用药必须不偏不倚，既不能如治疗上焦的疾病那样采用轻清升浮的方法，又不适宜治疗下焦的疾病那样采用滋腻潜降的方法，而应该中正平和，正如秤杆的平衡；下焦部位最低，而偏于体内，用药应该重浊，犹如秤砣那样沉重之品，才能直达病位。吴鞠通的上述观念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临床价值，单以“治上焦如羽”而言，如果再进一步探析，则又有可理解为：（1）治疗上焦的疾病适宜用轻清表散的方法，用药不宜味苦质重。（2）主要用质轻的叶、花及具升浮之性的药物。叶类如桑叶、枇杷叶、荷叶、苏叶、薄荷叶、竹叶等，花类如菊花、金银花、辛夷花等，有升浮之性药物如升麻、浮萍、桔梗、蝉蜕、柴胡等，质地轻浮如桂枝、麻黄、荆芥、牛蒡子、木贼等。（3）忌用苦寒的黄芩、黄连，辛寒的石膏等药品。（4）在煎药方法上注意勿过煎。如银翘散是“肺药取轻清，过煎则味厚而入中焦矣”。 “以意用药”或“以意解药”，可能出现两种结果：1、突发的奇想幸运的发现了新药，促进药物学的发展；2、被奸滑之徒利用，成为某些人治病骗人的噱头，成为伪科学的帮凶。 《苏轼集》记载了一个发生在苏轼和欧阳修之间的真实故事：欧阳修告诉苏轼，说有一个患者就医，医生问他得病的原因，患者说是因为乘船遇风，受惊而得病。医生就从多年船只的舵把上被舵工的手汗所浸渍的地方刮下一些碎末，再加上朱砂、茯神之类的药物，给病人喝下，随后患者病就好了。而且当时《本草注?别药性论》上也说：要止汗，用麻黄根的节和旧竹扇为细末内服。欧阳修于是说：医生常常象这样以意用药，初看起来好象儿戏，但有时确实有效，还真不好质诘。苏轼就说：如此说来，把笔墨烧成灰让学生喝，就应该可以治疗蒙昧懒惰了；推而广之，喝下伯夷盟誓的水，就可以治疗贪婪；吃比干的残羹剩饭，就可以治疗奸佞；舔樊哙的盾，就可以治疗怯懦；闻西施的玉石耳环，就可以治疗损坏容貌的恶疾了。欧阳修听了大笑起来。从这个故事看来，苏欧二位名人对这种“以意解药”也不敢苟同。 再如，中国古人用“杵头糠”治疗噎膈（主要是食道癌）和反胃由来已久。为什么杵头糠可以治疗噎膈？因杵头糠是以前稻米去壳时杵头所粘的糠，主要成分是米皮糠的内衣，又称“谷白皮”。杵米时杵头反复用力下筑，米皮糠中带油脂的部分比较容易附着于杵头上，而这些油润之物有使食物下咽顺畅的作用，《本草纲目》说：“杵头糠：膈气噎塞，蜜丸噙咽。卒噎，噙之咽汁，或煎饮。”在治疗噎膈的重要方剂启膈散中，杵头糠就是一味重要药物。这似乎在唯心主义的成分在里面。但现代研究发现杵头糠含油较多，有养血润燥的作用；含有有大量的纤维素和维生素B族，有通利大便、促进消化等作用；还含有抗肿瘤物质，所以它确实能够在治疗食道癌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样，因为“杵头糠”有下沉之力，也可用于且产妇顺利分娩，如李时珍《本草纲目》引《子母秘录》方：杵头糠“烧研，水服方寸匕，令妇人易产。” 应该承认，“医者意也”有一定的局限，很容易导致牵强附会的去理解药物和运用药物。但更重要的是，它开阔了医家的视野，如果有良好的中医药理学为基础，则可促使医家大胆实践，对发现新药和老药新用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中国古代医家采用类比与联想的思维方式来解释药效、挖掘药物具有一定的积极效应，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在积极效应方面：面对繁杂的种种疾病,通过“口尝身受”去认知药物,显然难以满足临床需求。在此境况下,古人以取类比象法去发掘药物、归纳药性,在一定程度上确能较为客观地探求到一些合乎科学规律的药物知识。中医传统的脏器疗法可谓其典范:孙思邈以“羊靥”、“鹿靥”治人“瘿气”,从形式到本质,均与现代从动物甲状腺中提取甲状腺素治疗甲状腺疾病如出一辙。又如中医认为虫类走窜,故王清任补阳还五汤以地龙治风中经络的半身不遂,至当代,从地龙中提取蚓激酶治疗血栓病,从科学的角度验证了中医认识的可信性。在当时的科学条件下,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它曾为中药的发展建立过历史功勋。 在消极作用方面：在各种自然现象中，有表现事物本身规律的“真象”，也有与事物本身规律不相符合的“假象”，如果视“假象”为“真象”，则会出现错误。所以，述类象形、以意解药的思维方式有着颇多的局限性，在很大情况下会出现错误。而且，由于古代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交通运输的不方便、信息渠道的不通畅，使人们的视野受到一定的局限，无法全面的掌握药物的方方面面，所以难免以偏概全，自然难窥全豹。如中药合欢,前人依据“其叶至暮即合”(《本草拾遗》)的外观特征,称其能“令人欢乐无忧,……得所欲”(《本经》)。今之教科书等称其可“解郁安神”,主七情所伤之神志不安。按此药药理作用，迄无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在临床历来亦极少单独使用，则其作为个体的疗效无法切实考察，因而颇使人怀疑典籍中对合欢性能的阐述源自仅凭外观的臆断。又如当归，金元以来在李东垣“用药分根梢”理论的影响下,医家多分头、身、尾三部使用，认为诸部效用各异。但现代研究表明,当归各部化学成分一致,药理作用亦无差别。所以，中医药理理论有一定的规律，但任何事物既有其普遍性和规律性，又有其特殊性和不规律性，将任何理论作为认识药物的不变的准绳，则会犯下刻舟求剑的错误，任何一种药物，它出自于大自然，必然遵循自然界的诸多规律，但它作为一个个体，又必然具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任何一种植物类中药，由于它本身源自于一个生命体，由于科学发展对生命的认识是不可能穷尽的，因此我们对中药的认识也是不可能完全彻底的。在对药物功用的探索过程中，既承认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也认识到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最终必须用实践来证明它的疗效，这是我们探求药物、认识药物的根本手段。因此，在探求每一具体药物的药性、功用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时刻记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中国古人尝药释药的伟大实践 从人类诞生之日起，为了自身的生衍繁息，人类必须主动的、积极的探索解除病痛的方法，寻求战胜病魔的方法和药物。所以，如果要追溯中国医药学的起源，就应该从中华民族的起源开始。 早期的人类过着“巢栖穴窜，毛血是茹”的原始生活。在采集野果、种籽和挖取植物根茎取食的过程中，难免误食一些有毒的植物，从而出现腹泻、呕吐、昏迷等，甚至死亡。如误食大黄引起腹泻，吃了瓜蒂引起呕吐。当然也可能食用某些植物（如生姜）而使原来的呕吐得到缓解。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人类有意识地学会了分辨身边一些植物的形态，了解到哪些植物美味可口，哪些苦涩难咽，哪些植物有毒，哪些植物没毒，哪些植物适量食用可以治疗哪些疾病。这样，人类就逐步积累了对植物药的认识。而在狩猎和渔业的过程中，人类通过接触肉类、鱼类及蚌蛤类食物，了解到某些动物的脂肪、血液、内脏及骨骼、甲壳等的食用价值和治疗作用，从而积累了一些动物药知识。再往后，人们对矿物的认识不断加深，逐渐掌握了某些矿物的性能，从而发现一些矿物的治疗作用，积累了矿物药的一些知识。 在狩猎及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会与野兽搏斗或发生部族之间的争斗，外伤是很常见的。起初，人们可能只是随便用唾液、树叶、草茎、泥灰涂敷在伤口上，久而久之，人们发现，一些植物可以止痛，一些植物可以止血，一些植物可以加速骨折的愈合等等，这样，人类用药的经验日渐丰富，入药的动植物及矿物质品种越来越多。 应该认识到，中华民族（尤其是早期的先人）在对中药的认识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但决不是被动的接受经验教训的过程，而是一个甘冒风险、主动获取知识的过程。从我国流传甚广的许多民间传说我们可见一斑。 最早记载中国祖先尝百草故事的，是西汉淮南王刘安编撰的《淮南子?修务训》，其中记载了上古神农教民播种五谷、防治疾病的传说故事： “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臝蠛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绕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后来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载：“伏羲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之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史记?帝王世纪》也载：“（黄）帝使（岐）伯尝味草药，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通鉴外记》载：“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尝百草的不只神农，前有伏羲，后有歧伯。 神农是什么人?有人说是一位上古贤君。唐人司马贞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火德王，故曰炎帝。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初都陈，后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稽古录》、《竹书纪年前编》也有相似记载。 也有的记载显示神农为氏族领袖名号。这个氏族名号正如我们今天的姓氏一样，是世代相承的。《帝王世纪》谓炎帝神农氏“凡八世”，《吕氏春秋》谓“神农十七世有天下”，《尸子》称 “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此说较合常理。古代从官位到职业，多是父子相承，世代相袭，这样在当时生产力极其低下和人类寿命较短的社会，有利于知识和经验的传承。正如前述《尚书?尧典》记载的尧帝任命羲氏家族的羲仲、羲叔以及和氏家族的和仲、和叔，分别驻守东南西北四方，负责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和飞禽走兽的活动等，以制订历法一样，不可能是由一代人就可以完成观测任务，而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个家族世世代代辛勤劳动，分工合作的结果。负责治病疗疾的家族也可能相应负责了解各种药物的功用。这些传说表明，在远古的史前时代，先民中曾有人或有这样的氏族能够寻找、辨认药物，这在当时无疑表现出极大的智慧，也相应的得到人民的拥戴、崇敬。 在这些传说中，伏羲、神农、岐伯等完全是为了拯救万民而主动尝试、研究药物的不畏牺牲的光辉的先民形象。纵观中国医学史，历代杰出的医药学家，多数有亲自尝药的经验。明代李时珍为验证药性，亲尝药物，几度遇险，就是中国杰出医家主动探索药物性质和功用的典范。这些家喻户晓的故事，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与疾病作斗争中发现药物、逐步积累经验的艰苦历程。 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世代相传，但很少有人进一步追问： 1）“尝百草”的为什么是“神农”，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古人有训，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众所周知，“百草”中有许多是“毒草”，稍有不慎则有中毒的可能，在医学尚不发达的时代，中毒稍重则可能不治而亡。所以尝药过程中，避免中毒也就成为重中之重。在尝某一具体药物前，必须凭经验判断：它会有毒吗？它可能具有哪些方面的作用？要达到这一点，没有深厚的中药理论知识，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得到的。而贸然去“尝百草”，那绝对是逞匹夫之勇，“尝百草”它更需要的是睿智的眼光和高超的医学素养。 众所周知，如果我们对一种药物已经了解得十分透彻，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尝”了，因此“尝百草”具有明显的目的性：要么是为了寻求新的药源，要么是为了体验某种药物的某些作用，要么怀疑某种药物的性味与书籍所载有别，要么怀疑前人对某种药物的药味、药性、作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描述，认为有必要进行修改和订正。所以，所尝的对象必定是知而不全的，如果对药物本身没有初步的了解，谁都不敢、也没有必要贸然尝试。历史上，尝百草的神农，伏羲、岐伯、李时珍……无一例外都具有很高的医学素养，普通老百姓恐怕是既没有胆量、也没有能力去尝百草的。这就是所谓的“艺高人胆大”。 2）“神农”凭什么可以尝“百草”？ 无论如何，面对一种将要口尝的对象，“神农”必须对它有初步的了解。对它的了解越充分、越全面，越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尝药者的风险，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的安全，最大限度的达到探索药物功效的预期目的。 《论语》有一个后世流传甚广的故事：“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即便博学如孔夫子(前551-前479)，也不敢轻易服用别人赠送的药品，说明非专业的医药学者是绝对不敢轻易尝试自己不熟悉的药物的。陶弘景解释说:“季孙馈药，仲尼未达，知药之不可轻信也”。【梁?陶弘景编.尚志钧，尚元胜辑校.本草经集注.序录.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28.】可以断定，要进行“尝百草”这样大胆的实践，其前提就是积累大量的药物学知识，掌握中药基本理论，具有足够的中药应用经验。 例如，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人同大千世界的飞禽走兽、飞鸟虫鱼一样，都是禀天地之气而生的，所以人与自然界的生物尤其是动物具有相似的共性。所以，如果发现一条小溪中没有一条小鱼生长，而这条小溪与其它小溪交汇后，交汇处出现鱼苗死亡的现象，那么小溪的水就是对鱼是有毒的，对人也很可能是有毒的。如果进一步追查，可能发现小溪的毒水出自某处，进而可能发现有毒的植物或矿物。同样，如果观察到一条蛇咬住一个比蛇大得多的动物后，大的动物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亡，可想而知这是条毒蛇，对人也是有毒的。 同样，被其它动物作为食物的东西，对于人类也常常是低毒或无毒的。比如说，如果观察到某种植物的叶片有大量被昆虫咬噬的痕迹，或者某种食草动物喜以某种植物的叶片为食，则说明这种植物的叶片对某些昆虫或食草动物是无毒的，那么对于人类来说也一般是无毒的。推而广之，如果某种动物吃了动物的某种脏器而安然无恙，则说明该动物的内脏也是低毒或无毒的。这同现代用白鼠来作为实验动物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3）“神农”怎样尝“百草”？ “尝”，口尝之义。中国有个成语，“浅尝辄止”。“尝”，绝不是大吃大喝，也不同于病患者时囫囵而下，而是以细细品味为主，只有仔细感受药物的特有之气（辛香臭焦腐等）、独具之味（酸苦甘辛咸淡涩等），方能悟其所禀之功。所以，尝百草的过程，实际上是一项严密而细心的科学研究的过程，这一行为本身具有主动性和探索性，即根据中药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对药物形态、生长环境、质地、气味等的综合分析，推测某种植物或动物可能具有某方面的疗效或作用，或发现新药物，认知新药，发现新用。“尝百草”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对药物的全方位的、全面的的、严谨的、细致的研究，须用心细细品味和思量。正如品茶，猛喝不能称之为品，只有凝神静气，观茶形，察茶色，闻茶味，品茶韵，方能会意出个中滋味。据说，优秀的品茶师甚至凭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灵敏的嗅觉，能辨别出茶叶的质量、品种、产地等。只有在少量尝药未能发现明显毒性的基础上，才会加大剂量尝药。 总之，“神农尝百草”的故事说明，中华民族在寻找和探索天然药物的同时，自觉地运用了中医学理论来指导药物研究。“尝百草”这一行为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选择性，决不是“镐到篮里就是菜”，决不是乱尝一气。然而，这些经验从何而来？要从中国古人对宇宙和生命的探索说起。 4、中国古代的动物药物试验和人体药物试验 现代药物的在申报生产审批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急性毒性试验和慢性毒性试验。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急性毒性实验的观察办法。骊姬陷害太子申生的故事见于《左传》、《国语》、《史记》、《列女传》，是著名的古代冤案。《史记》记得最详细：“骊姬使人置毒药胙中。居二日，献公从猎来还。宰人上胙献公，献公欲飨之，骊姬从旁止之，曰：‘胙所从来远，宜试之。’祭地，地坟；与犬，犬死；与小臣，小臣死。”《左传》说：“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为了了解一种药物或食物是否存在毒性，先进行体外试验，继而用动物试验，最后进行人体试验，这一复杂的检毒方法，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阶级对于毒性试验的掌握程度。 除了中国古代医药先哲们主动尝药了解药性之外，中国古代等级森严的制度也要求地位卑微者为地位高贵者先尝药。贾谊《贾谊新书卷九?修政语上》载商汤之言：“药食尝于卑，然后至于贵。”《礼记》则说：“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王)疾之药，(世子）必亲尝之。”可见，在古代社会，从制度上规订臣要为君先尝药，子要为父先尝药，可能这是防暗害，也可能是防过毒。总归是用他人试毒，是比动物试验更直接的急性毒性试验。 北宋著名医药学家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又称《重广本草图经》)称:“细辛若单用末，不可过半钱匕，多即气闷塞不通者死，虽死无伤。” 关于药物的慢性毒性的研究，古人观察得更为细致。如沈括《梦溪笔谈》不仅有“朱砂炼后服之杀人”的记载，更有“芎?，久服暴死”、“苦参洁齿，久而病腰伤肾”等记录。有的中药的慢性毒性实验的规模更为宏大，炼丹服石可谓是中医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药物慢性毒性实验。 炼丹术的发明早于道教，后来依附于道教，但其本质，并不是宗教的产物，而是化学的萌芽。丹药虽种类繁多，但大多需加工炼制，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相通之处。 炼丹的目的虽是为了追求长生不死，但其本质是众多方士从事多方面的以汞、铅、硫、氧为主体的化学实验。通过这些实验，方士们观察到有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化合物的氧化、还原、化合、分解、置换等化学反应以及溶解、融熔、升华、合金等过程，学会控制配伍比例、温度、火候、时间等条件。《周易参同契》利用《易》的思维和术语以及丹家的隐语，以古朴的文字总结了这些实验经验，并用来说明内丹的道理。此后，炼丹术的内容又有许多发展，涉及汞、硫、铅以外的铜、锌、镍、铁、砷、锡、金、银等多种元素和化合物。 大约在西汉末或东汉初，炼丹技术已有人用于制药。郑玄(127-200)称，“今医人有五毒之药，作之合黄堥，置石胆、丹砂、雄黄、矾石、慈石其中，?烧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鸡羽扫取之，以注创，恶肉、破骨则尽出。”采用火法炼丹操作，升华制造外科用药，虽不以丹名，实际还是丹。据考此方或其派衍方沿用至近代。炼丹术可能也从这一时期被引进中药学，成为带有特色的制药、制剂工艺。实际许多炼丹家的丹，除长生、黄白术用外，也常标榜治疗多种险恶病症，而且有奇效，只是由于极难获得，这些效验多为传闻，没有人实证。 炼丹和服食(石)是道教养生的两种流派，彼此关系密切，大致肇始于汉而盛于两晋、南北朝，中间经隋唐、两宋近一千年而不衰，虽然《小品方》、《肘后方》、《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都记载服食(石)的“发动”(实际是毒性反应或并发症)，许多医药学者大声疾呼，激烈反对，但经不住“长生不老”、“返老还童”的诱惑，许多古代名家还是不断尝试，也不断受害而不悟，这主要是误信炼丹术和早期服食 (石)家的理论，纵有发病，责之在己，谓是节度失当，即使夭折，还以“尸解”解释。皇甫谧身受其害，只是慨叹“御之至难，将之甚苦”。孙思邈一方面说：“人不服石，庶事不佳。恶疮、疥癣、温疫、疟疾，年年常患，寝食不安，兴居常恶，非止己事不康，生子难育，所以石在身中，万事休泰!要不可服五石也？”寒石（食)、五石更生散方“自皇甫士安已降，有进饵者无不发背解体而取颠覆。余自有识性已来，亲见朝野仕人遭者不一。所以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另一方面却还说：“人年五十已上，精华消歇，服石犹得其力，六十已上转恶，服石难得其力，所以常须服石，令人手足温暖，骨健充实，能消生冷，举措轻便，复耐寒署，不著诸病，是以大须服。”当然，延续近千年的大规模人体实验，最终认识到服食(石)的荒唐，同时，对许多金石类药物的药性得以较深刻地认识，也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对于服食(石)的危害，还是应该客观评价。 为了治疗服用丹药导致的火毒之病，相应的出现了霜雪剂，这是中药中一个特殊剂型，最早的紫雪在《肘后方》中已有记载，但较多或集其主要者则在庸代。《千金其方》中列举紫雪、玄霜、金石凌、七水凌四个霜雪方，指出：“凡诸霜雪等方，皆据曾服金石大药，药发猛热，非诸草药所能制者，则用之。若非金石发者，则用草药等汤散方制之，不得雷同用霜雪方。若用之，则伤于太冷，于后腰脚疼痛，乃更后为所患。”可见，霜雪剂主要用于金石发，即服丹、服石后的中毒反应或感染。但紫雪的主治范围，实际上已超越了服食的中毒反应：“主脚气毒遍，内外烦热、口生疮、狂叫走，及解诸石、草热药毒发、卒热黄等瘴疫毒最良方。”至今，紫雪丹仍是中医治疗温病、热病的有效药物。 在一部分医药著作中有散在的关于一些实验药理研究的记述。如宋《开宝本草》就记载了以观察动物羊的食用与否来鉴别蓬我茂（今称“莪术”）的好恶良毒。在宋代《本草别说》中有借助于动物实验来认识药物毒性的方法:“以砒石和饭毒鼠，死鼠，猫犬食之亦死，毒过于射周远矣。”明代医药大家李时珍，也经动物实验到临床观察研究后指出:“砒乃大热大毒之药，而砒霜之毒尤烈。鼠雀食之少许即死，猫犬食鼠雀亦殆。”“人服至一钱许，亦死。”也有书中记载了由动物实验过渡到临床的情况，如宋《本草衍义》即有“有人以自然铜饲折翅胡雁，后遂飞去。今人打扑损伤，自然铜研细水飞过，同当归、没药各半钱，以酒调服，仍以手摩病处”。通过临床对比研究和临床实验观察，来了解和说明药物的功能效用，在这些医药著作中也有不少记述。如宋《图经本草》中即记有：“欲试上党人参者，当使二人同走，一与人参含之，一不与。疾走三五里许，其不含人参者必大喘，含者气息如故。”后蜀李珣《海药本草》提到辨别蛤蚧真伪时称：“凡用，炙令黄熟，熟捣，口含少许，奔走，令人不喘者是真也。”这些类似于现代的抗疲劳试验。《本草纲目》引《博物志》云:“王肃、张衡、马均三人，冒雾晨行，一人饮酒，一人饱食，一人空腹。空腹者死，饱食者病，饮酒者健。”认为这是“酒势辟恶，胜于作食之效也”。这种经验总结，类似于现代的预防给药观察的设计方案。 还有对药效功能进行临床观察的一些客观检验指标。如《斗门方》中记载了治“瘿气”（相当于甲状腺肿大之类的疾病）的方药:“治瘿气，用黄药子一斤，浸洗净，酒一斗浸之。每日早晚常服一盏，忌一切毒物及不得喜怒。”接着就论述了检验其治疗效果的客观指标:“但以线子逐日度瘿，知其效。”这与现代检查治疗肿瘤效果的指标是一致的。又如《肘后方》中还记载了“肤黄病”的客观检查标准:“肤黄病，初唯觉四肢沉沉不快，须臾，见眼中黄，渐至面黄及举身皆黄。急令溺白纸，纸即如檗染者。”其尿液能使白纸染至如檗（指中药“黄柏”）的颜色就是这种病。在治疗效果的判定中也是选用的这种方法:“取蔓菁子，捣末，平旦以井华水服一匙，日再，加至二匙，以知为度。每夜小便，重浸少许帛子，各书记日，色渐退白.则差。”即帛子在尿中不变色，病就算治愈了。 除了在人类自身的药物实践中，“动物自疗”现象也往往给医药学家发现新药以启示。 国外近些年来有人研究一门称之为“动物自疗学”的学科。很久以来，人们就注意到一种奇特而有趣的现象：当动物生病或受伤之后，它们常常会自己去寻找某些植物或用某种方法进行自我救治，与人类防病治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现代人称之为“动物自疗”。实际上，动物自疗现象的发现，也为中药的发现和应用提供了新的线索，这在《本草纲目》等著作中有不少记载。 老鹳草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来历。相传在隋唐时期，中国著名的医药学家孙思邈云游四川峨嵋山上的真人洞，并在洞中炼丹和炮制多种治疑难病的妙药以解除病人的疾苦。由于四川属盆地气候，湿度很大，上山求医的患者大多都患风湿病，而孙思邈用遍所有方法仍束手无策，孙思邈陷于一片苦思之中。 一天，孙思邈带着徒儿上山采药，忽然发现有一只灰色的老鹳鸟在陡峭的山崖上，不停地啄食一种无名小草，随后拖着沉重的躯体缓慢地飞回密林的鹳鸟窝中。过了几天，孙思邈又见到这只老鹳去啄食此草，奇怪的是这次老鹳比上次飞得雄健而有力了。于是，孙思邈对徒儿说：老鹳鸟长年在水中寻食鱼虾，极易染上风湿邪气，老鹳鸟能食。此草说明此草无毒，食用该草后此鸟疾飞更有力，表示该草对动物有一定益处。随即命徒儿采回很多这种无名小草，煎熬成浓汁，让前来应诊的风湿病患者服用，并带些药草回去自己熬汤服用。几天之后，奇迹发生了，原来双腿及关节红肿的症状均已肿消痛止，并且可下地而行走了。喜讯惊动了各地山民，人们奔走相告，慕名前往治病的络绎不绝。有许多经过治疗痊愈的风湿病人，请孙思邈给此药草起一个名字，孙思邈略思片刻称道：此药草是老鹳鸟认识发现的，应归功于老鹳鸟，故取名为“老鹳草”吧！ 由于中药老鹳草对风湿病确有显著的疗效，民间习用的老鹳膏和老鹳草外用膏药治疗风湿痹证一直流传至今，经久不衰。 总之，在中药基本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所进行的用药实践，其规模的宏大，历时的悠久，是现代医药学实验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中药基本理论的获得，是直接以人体为试验和观察的对象，它既重视局部效应，更重视整体效应，这也是现代医药学无可比拟的。因此中药基本理论中包含的真知灼见值得我们珍视，其丰富的内涵有待今后不断加以揭示和发展，从而获得有益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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