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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于律己 仁者风范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年号“康熙”，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之意，八岁登基，在位六十一年，仁政爱民，励精图治，开创了“康乾盛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内圣外王”，这是古代道家、儒家所推崇的境界，内怀圣人之德而外行王者之道，康熙堪称内圣外王的典范。 读书不辍 康熙立志高远。他在《庭训格言》中说：“圣人一生，只在志学”、“志之所趋，无远弗届；志之所向，无坚不入”，指出读书学习要坚定不移，“初学贵有决定不移之志，又贵有勇猛精進之心，尤贵有贞常永固不退转之念。”他读书数十年如一日，勤学不辍。 他五岁开始读书，八岁登基，于儒家经典日日必读，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他常深夜读书，直至天快亮，他曾说自己“五龄以后，好学不倦，丙夜披阅，每至宵分！”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后来他曾对大臣们说：“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诂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施行。”后来他要求皇子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这也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 康熙十七、八岁时，更笃于学，读书过劳，但仍不肯休息。他十八岁时，在内廷设南书房，选择汉儒为侍读学士，以经书为要，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他命学士日日进讲，从未间断。在为时八年“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期间，凡出师、运饷、划谋制胜，无不由他一人决断，当时战局迅变，军报频至，但他仍于繁忙中“孜孜于经史之学”。翰林院奏请隔日进讲，他说：“仍每日进讲，以慰朕拳拳向学之意！”当时日讲的书目为《四书》、《五经》及《通鉴纲目》，康熙对日讲很认真，说：“人君讲究学问，若不实心体认，徒应故事，讲官进讲后，即置之度外，是务虚名也，于身心何益。朕于尔等进讲之后，仍再三阅绎，即心有所得，犹必考正于人，务期道理明澈乃止。”重在“实心体认”，绝不“徒应故事”，更不“务虚名”，这是他对日讲所持的态度。 康熙读书，既重知，又重行，说：“明理最是紧要，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故明理之后，必须实行。不行，徒空谈耳。”他在《御纂朱子全书序》中说：“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由此可见，康熙认为读书最紧要的是明其义理并力行：其一，以达“天人合一”；其二，使万邦协和；其三，使仁心仁政施天下；其四，使天下一家。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朝廷要将道统与治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 康熙即位后，正是国家多事之秋，可谓“日理万机”，但无论国事再忙，还是认真读书，他把读书看成是一件乐事，增智开慧。他常对大臣们说：“朕在宫中，手不释卷”、“学问之道，宜无间断”。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易书》，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他还组织人员编纂了《全唐诗》、《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极其重要的工具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他本人著书《康熙御制文集》，讲述治国和为人处世之道，他写下了一千多首诗词，流传后世。如他写的《登都城》：“城高千仞卫山川，虎踞龙盘王气全。车马往来云雾里，民生休戚在当前。”这首诗被人们誉为帝王诗；他写的《咏兰》：“婀娜花姿碧叶长，风来难隐谷中香。不因纫取堪为佩，纵使无人亦自芳。”以兰花喻君子，从“难隐谷中香”、“无人亦自芳”两个方面，赞扬兰花的高洁品性，推崇君子谦和踏实、不争虚华的品格。 康熙对书法也颇下功夫，曾说：“听政之暇，无间寒暑，惟有读书写字而已”、“朕自幼嗜书法，凡见古人墨迹，必临一过，所临之条幅、手卷将及万余，赏赐人者不下数千。天下有名庙宇禅林，无一处无朕御书匾额，约计其数亦有千余。”他曾书写“清慎勤”三个大字赐给诸臣；写“学达性天”四字颁赐天下各地书院。他凭着好学不倦的精神与毅力，博览群书，诸如天文地理、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美术音乐、几何算术、农学水利、生物医学等等，各式各样的学问他都颇有研究，可谓胸怀万有，其丰富的学识使很多学者也望其项背。这一切，都为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念，并付诸于仁政爱民的实践中。 明道治世 康熙提倡道统和治统合一，崇德重道，实行仁政德治，称自己要用先圣之道来治理天下。他说：“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明新止至善，家国天下之所以齐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万物之所以位育，九经达道之所以行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 他还说道：“观《尚书》内，古来君臣，无不交相劝勉。如此，何忧天下不治？”“及读大《易》，观象玩占于数，圣人扶阳抑阴，防微杜渐，垂世立教之精心，朕皆反复探索，必心与理会，不使纤毫扦格。实觉义理悦心，故乐此不疲。”他深悉兴文教、重教化是为治国之根本，“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 康熙大力表扬儒家学说，重用儒家人士。他在十四岁亲政时，就率领百官在太学举行了隆重的祭孔大典，令汉族士大夫和天下儒生们感动。康熙首次南巡就去山东曲阜孔庙祭孔，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亲书“万世师表”四字悬于殿中，表明自己以儒家学说治理国家的心愿。起居注官对康熙的行为非常赞赏，写道：“兹者临幸阙里，尊尚先师，以万乘之尊，特行九叩礼。隆举仪章，周览庙庭车服礼器，榜书御笔，悬额殿中。进生徒于诗礼堂，讲说经书，宣传天语，煌煌训诫。旷典隆恩，超轶前古！” 康熙为周公庙碑、孔子庙碑、孟子庙碑亲制了碑文。颁御制孔子赞序及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四赞，命翰林官缮写，分发直隶各省。他还表彰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等宣扬道义、仁政的理学家。在康熙时期还开设博学鸿儒科、开科举、举行经筵大典、编辑图书等措施。这些都体现出康熙对儒家学说的提倡。 康熙谈治国之道：“先圣先师道法相传，昭垂统绪，炳若日星。朕远承心学，稽古敏求，效法不已，渐进自然。然后施之政教，庶不与圣贤相悖耳。”他的道治天下使儒家修己安民、经世济民的理想追求得以实现。大学士张英说：“《书经》义蕴宏深，臣仅能粗解章句。历年侍从讲席，伏睹我皇上讲论精贯，探讨深微，迥非恒见所及。臣窃思，《书经》所载，文则典、谟、训、浩，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为君，皋夔、稷益、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之所以为臣，皆备于此。皇上万几之暇，讲贯是书，治统、道统之要兼备无遗矣。”大学士张玉书称赞康熙“圣德神功卓越千古，道统治统兼总百王，而犹日御讲筵，典学不倦。” 敬天爱民 康熙认为，君子修德，在于知敬。知敬，首先就是要虔诚敬天，对上天要有敬畏之心。他说：“朕自幼登基，凡祀坛庙、礼神佛，必以诚敬存心。”他对祭天礼仪极为重视，每年要两次亲临天坛祭天：农历正月十五日，至祈年殿举行祈谷礼，祀上帝保佑五谷丰登；在冬至，至圜丘坛感谢天帝的保佑之恩。 康熙即位后，只要出现旱情，就亲往天坛，为苍生祈福。一次，他对皇子及大臣们说：“昔年曾因干旱，朕于宫中设坛祈祷。长跪三昼夜，日惟淡食，不御盐酱。至第四日，徒步到天坛虔诚祈祷。忽然间油云密布，大雨如注。再步行回宫后，水满雨靴，衣尽沾湿。……朕自谓精诚所感，可以上邀天鉴。”每当天下发生灾祸时，康熙常视为对当政者的警示。比如康熙十八年发生地震，他下诏说：“朕躬不德，政治未协，致兹地震示警”，因此要求臣下自省，廉洁。康熙二十六年，天下大旱，他下诏说，都是由于自己缺少凉德“不能上格天心”而造成的。 康熙熟通佛道经典，说：“人生于世最要者，惟行善。圣人经书所遗，如许言语，惟欲人之善。神佛之教亦惟以善引人。以正理度之，神佛者皆古之至人，我等礼之、敬之，乃理之当然。”指出儒释道三家都是教人向善，神佛皆是古代的至人，“礼之”、“敬之”理之当然。他以佛道思想善化民众，如他颁发《老子》一书，令官员学习并认真体悟。他不强调表面外在形式，说：“敬重神佛，惟在我心而已。”康熙采取三教并蓄的做法，三教在当时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在紫禁城的文化精神中也体现出来：如乾清宫堂皇正大，有康熙亲书楹联：“表正万邦，慎厥身修思永；弘敷五典，无轻民事惟难”，体现了儒家敬天法祖和宽仁、爱民的思想；钦安殿供奉元天上帝，天穹宝殿祀昊天上帝，还有多处神祠，如康熙题太极殿楹联：“以仁义为巢凤仪阿阁，与天人合机象供宸居”，这些都体现了道家精神；紫禁城内还有多处供奉佛像的殿堂，如康熙题崇敬殿楹联：“莲花贝叶因心见，忍草禅枝到处生”，题乐善堂匾额“意蕊心香”，这些都体现了佛家意境。 《大学》曰：“为人君，止于仁。”康熙以民为本，在位期间为百姓造福无数，爱民，恤民，察民，施惠于民的思想和政策比比皆是。他不仅自己体恤百姓，还要求官吏要爱民如子。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各级官员纷纷效仿，爱民惠民，清廉之风蔚然而成。康熙朝清官、名臣举不胜举，他们皆有君子之风，深厚的道德素养，两袖清风，深受百姓爱戴，如于成龙、张伯行、陈瑸、彭鹏等等。《清史稿》记载：“时天子广厉风节，群士慕效，吏治丕变。循吏被荐膺显擢者，先后踵相接。”康熙明察是非曲直，从不听信谗言，使贪墨之徒没有市场。 康熙注重恢复和发展生产，与民休养生息。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蠲免钱粮达五百四十五次之多，计银十五亿两。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全国人丁税固定下来，减轻农民负担。他水利知识丰富，六巡江南视察河工，对每项水利工程都能作出具体指示。多次亲自参与治理黄河、运河，自己究心于治河历数十年，以解除百姓水患之苦。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相当长的时期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五十一，百姓安居乐业，各地五谷丰登。 康熙重视道德教化，说：“治天下者莫急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在尚教化。”他颁发了著名的《圣谕十六条》，涉及到社会、人生、人际等多方面的道德准则，内容十分全面，凝集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精髓，包含价值取向如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等等，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使传统文化中恪守“天理良心”、“仁爱”等理念得以彰显。《清史稿》记载：“久道化成，德洋恩普，黄童白叟尽乐恬熙，僻壤、荒陬咸知亲逊。” 康熙严于自律。他每天坚持御殿听政，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他也注重小事上的修为，“凡人修身治性，皆当谨于素日，朕于六月大暑之时，不用扇、不除冠，此皆平日不自放纵而能者也。”他时时处处以勤邦俭家的上古贤君为榜样，学习尧的“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禹的“卑宫室，薄衣食”，恤民节俭，自觉地过着简朴寡欲的生活，他所常住的畅春园“垣高不及丈，简洁而朴素”。一次，四川松威道官员奏请从四川酌量停减运送楠木，康熙对此明确表态：“川民鲜少，移送楠木最属艰难”、“蜀中屡遭兵燹，百姓穷苦已极，朕甚悯之，岂宜重困？且今塞外松木大而可用者甚多，若充取殿材，即数百年可支，何必楠木？”大臣们感佩地说：“皇上仁慈节俭，远超前代，虽茅茨土阶亦所安然。”康熙文治武功，功绩卓著，但他非常谦逊，八次辞群臣为他上尊号，说；“若侈陈功德，加上尊号，以取虚名，无益治道，朕所不喜。” 来中国的法国人白晋，在给法国国王的信里介绍康熙的品格说：“他天赋极高，博闻强记，智力过人，明察秋毫。他有经得起各种事变考验的坚强意志。他还有组织、引导和完成重大事业的才能。所有他的爱好都是高尚的。他公正无私，任人唯贤，这表明皇上平素对于臣民的仁爱之心。此外，当某省发生严重灾荒时，从他内心中表现出来的异常忧虑，充份说明他作为一国之主的强烈责任感。”康熙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恰恰是康熙一生为人、行政的一个显著特点。《清史稿》称赞他说：“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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