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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驯》的民本思想实与儒家大有区别。“爱民”“利民”“保民”等民本思想，在《尚书》中业已出现。《夏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指出民对于国家的安定起到了根本作用。《周书》中有“其疾敬德”（《尚书·周书·召诰》）、“用康保民”（《尚书·周书·康诰》），对君主提出了怀德爱民的要求。 先秦时期，诸子就已经意识到“民”对维护统治的重要性，各家皆基于自己的学术立场对此进行过论述。儒家的民本思想是其“仁政”体系的重要一环。但要注意的是，孔孟倡导君主爱民惠民，除达成君民相爱的结果外，还要推行仁义，使得民民相爱，此即儒家的“教化”思想。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又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主张以德与礼教化民众，让百姓也能懂得仁礼，从而形成相互亲睦、和谐有序的社会氛围。  孟子进一步将仁政思想加以完善。他从君主的角度提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他认为，君主如果能够爱民利民，顺应民心，就能得到民众的拥立，那么国家统治之稳固将无人可破。孟子除提出一系列利民的政策外，还格外重视对百姓的教化，并赋予教化更高的价值。其言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善政”能够保障民生，但教化则比仅施行利民政策更有益于维护统治，能起到根本性作用。 孟子提出“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滕文公上》），若百姓懂得仁义礼智，并将这种仁爱从个人推及家庭，进而推及全社会，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便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国家也就能得到最好的治理。纵然统治稳定是对君主而言的益处，然而这些利民、教民的政策如果得以落实，最终受益者则是天下百姓；仁义礼智等美德也就不再仅是君主获得民心的工具，而是真正由每个人的本性所生发，是能够落实“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普世道德。 可见，孔孟提倡君主修身爱民，最根本的目的是教化百姓，使百姓之间也能讲究仁义慈孝，获得和谐安定的生活，从而达成“大同”的理想政治形态。譬如“众星共之”一类对于君主个人的益处，则是他们为了劝说君主采纳其学说，而站在君主的立场上进行劝谏，对君主抛出的“诱惑”而已。  的确，孔孟等人未能脱离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也未能打破阶级观念，其民本思想仍是以君本为前提。然而，他们的仁政学说固然有巩固国家统治的目的，但其理论重心仍是通过君主之德使百姓生活安定、远离政权更迭所带来的战乱，实现社会的和谐大同、长治久安。他们并不致力于守护一家一姓的君位延续，只是希望在位者是能够施行仁政、怀德爱民的贤王而已，不然，也就不会鼓吹尧舜禹三王禅让说了。只不过，政治理想终归是理想，相对于“君”而言，他们也是“民”。 尽管其落脚点是天下百姓的民生，但如果想要自己的学说被在位者采纳，必然需要从君的角度出发，在君本位的前提下，论述施行仁政对于在位者本人的益处。从这一角度看，廖名春先生所言不虚。但从孔孟的根本意图来看，天下百姓能够得到教化、人人相爱，才是他们最为重视的。 因此，孔孟论仁政，核心在教化，其视野始终是全天下。他们不仅为君主巩固国家统治，更是为天下百姓谋得安生，根本上是对黎民苍生的关怀。这也是孔孟仁政思想与其他诸家民本思想的最大区别。不只孔孟如此，这一特点即使在有“离经叛道”之名的荀子那里也可见一斑。他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民是天下之本，天降命立君是以安民为目的，这是其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而他同样认同“汤武革命”，并提出了“君舟民水”的理论，认为如果君主不贤，民众也会推翻在位者的统治。并且，他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荀子·大略》）。民生与教化问题，同样为其所重视，认为在惠民利民、使民众获得安定生活之外，君主应当教化百姓，使他们也能明白仁义之理。其“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的思想也肯定了普通人提高道德修养之可能。荀子的思想受到稷下道家很大影响，思想驳杂，礼法思想鲜明，仁学政治化色彩更浓，对“尊君”的强调也较孔孟更甚，但也并未抛却对天下百姓的关怀。道家、法家也有民本思想，但与儒家有显著不同。 老子提出“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道德经》第三十九章），认可民之于君的重要性。《道德经》中对“小国寡民”这一理想政治形态有所描述，希望百姓能够获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第八十章）的安定素朴生活。然而要想实现这一设想，则需要君主的“无为”。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又曰：“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道德经》第六十五章）老子认为，只要君主有道德，因循自然，不用特意施加额外的治理措施，臣民自然会按照恰当合理的方式生活发展，若加以人为的教化，会起到反作用。 他甚至提出了“愚民”，即反对让百姓懂得仁义道理。《文子》也有民本思想体现：“人主之有民，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文子以人民为国家之根本，认为只有民心稳固，才能确保政权的安定。法家也讲民本，但对民的惠爱则具有了更强的政治目的性。  如《商君书·去强》中讲“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君主富民、爱民，最终是为了“用民”，得民心才能“尽民力”，让百姓心甘情愿为其卖命。《吕氏春秋·用众》也说“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认同民为立国之本。其对待君民关系的态度比法家的刑罚主张更为温和，但同样是以“用民”为目的。如“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故人之可得用亦无穷也”（《吕氏春秋·为欲》），认为君主应当关注并满足百姓的欲望，从而能够使百姓乐于为其效命。 可见，除儒家外，诸子对民本思想皆有一定意识，只是在出发点、落实方式与政治目的上有些许不同。道家、法家讲民本，仍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而言，他们仅关注民心、民行对政治稳定性的影响，始终以维护国家统治为出发点。在《周驯》中，君主爱民并非出于儒家那般济世情怀，而是与道法家相近，仍是以君主的地位、利益为首，且未曾关注民之德行与教化问题。  正月章中，训诫首句即“为人君者，赏罚不可以不当，赏罚不当则毋以使民”。这种重视赏罚、以利用民力为目的的思想，同于前文提及的法家之论说。二月章中，周昭文公提出君主应当宽惠于民：“若吾不宽而无惠于民也。虽然，尔能令而百姓毋我思也，则而位可以幸于不危矣。尔为不能意众百姓而使之，皆欲吾复生也，则成周之民非而民已。尔有鄏邑，而成周之人不为汝民，其何以守国？有土有国而无德于民，其安得为君？已得为君，自令不得，愚孰大焉？” 周昭文公认为，即使嗣子得到了君位，如果做不到怀德惠民，就会使民众怀念先王，从而失去民心、无法使民，进而失国。同样，在十二月章中也有类似的训诫：“俟国者，不可以不宽，不宽则无以容众。众之为君而弗能容，其何以守国？国不守而城空虚，危孰大焉？有土地者，不可以不惠，不惠则无以来民。民之使而莫肯来，其谁与处国？” 对君主而言，从民之众是其守国的必要条件。要想获得民众的跟随，君主就应当怀德惠民，得到百姓的认可与爱戴。五月章中，周昭文公“恐而轻国而不好文理，不爱民而乏绝吾祀”，担心嗣子即位后如果不能做到重视国事、爱民保民，就会导致国家灭亡。  七月章中，周昭文公讲述秦穆公丢失的宝马被野人食用，秦穆公宽赦野人，后得到野人帮助这一故事，提出“人君其胡可以毋务惠于庶人”的训诫，旨在教导嗣子应当宽惠爱民。然而，其根本目的仍是要“得助”，是出于对君主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惠民。  不难看出，《周驯》中与怀德惠民思想相关的部分，无不与巩固君位相关，而未曾关注过百姓是否得教化、懂仁义，也并未关心百姓生活是否果真安定和谐。周昭文公对共太子的教导始终站在君主自身的立场，关注的始终是统治者的利益，出发点可谓“自私”。《周驯》认为获得人民拥立对君位的稳定有重要作用，因此君主才要怀德惠民。 也就是说，怀德惠民思想在《周驯》中的提出，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功利性，它只是君主利用民众来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手段。不难看出《周驯》对君主之德提出要求，根本目的也是维护君位、延续国祀，而未曾论及教化及民生问题。《周驯》这种将仁、信、慈、孝等德目政治化、功利化，以及完全从君主利益角度出发处理君民关系的政治思想，与注重个人心性修养、重视对百姓的教化及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政治形态的儒家思想相较而言，显然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的出现，源于论述者立场的不同。 孔孟胸怀天下，奈何“不在其位”，只能通过站在君主的立场上进行劝说以获得君主对仁政的认可与推行。尽管他们局限于这种政治形势与阶级思想，未能提出真正的民主理念，但从这些“利君”的言论背后，仍能看出对平民百姓的关怀，其根本立场仍然是天下苍生。《周驯》则不然。《周驯》的论述主体是君主与嗣子，他们从自身角度出发，最关注的是自己的地位是否稳固。  “黄老学文献蕴含着一种对国家衰亡的恐惧情绪，这一点从北大汉简《周训》中可以轻易地看出来，其中不仅包含一般的对国亡身灭的恐惧，而且……害怕立嗣不贤会给国家和个人带来毁灭性的灾害。”这种恐惧情绪，就已经限制了其思想视野。上位者们谨小慎微、患得患失，仅能着眼于自身的地位能否延续，注重戒备和清理一切可能对君位产生威胁的因素，失去了尧舜文武那般天子气魄，也无暇以济世胸怀切心实意地顾及民生。《周驯》中这种对君位丧失的恐惧，在君臣关系问题上体现得也尤为明显。 参考文献： 《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王利器：《文子疏义》，第４６３页。 廖名春：《走近孟子》，济南：济南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８６～９６页。 袁青：《论北大汉简〈周训〉的黄老学思想》，《中国哲学史》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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