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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工业之父----孟少农

 文山书院 2013-10-18
1956年7月孟少农(左五)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解放牌汽车的研制经过。

1956年7月15日孟少农领导研制的解放牌汽车出厂。

孟少农(左三)在二汽领导技术攻关。

  孟少农,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为院士)。他毕生致力于汽车工业建设,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他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和第二汽车制造厂几代产品的研制和开发,为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怀揣梦想上路

  孟少农,湖南省桃源县仙人乡人。父亲孟燮寅于1913年随宋教仁赴京任北洋政府农林部主事,孟少农的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1921年入北京北师附小读书,1927年进北师大附中。1928年底,国民政府裁撤北洋政府人员,他只好随父亲回到桃源。1930年孟少农考入长沙岳云中学,1932年进长沙高中。

  20世纪30年代,由于中国近百年来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掠夺,面对祖国被蚕食鲸吞、民族灭亡的危险,许多有识之士发出“实业救国”的呼吁,对孟少农抉择人生之路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本来爱好文学,后弃文学工。高中毕业后,孟少农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1941年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研究院学习汽车专业,1943年获硕士学位,如再读两年即可取得博士学位。但他想:取博士学位,只能学一两门学科,知识面较窄,作用不大。他要掌握整个汽车设计、制造技术,以便今后为祖国创建汽车工业。于是,他走出课堂到工厂考察学习。1943年至1946年5月,他先后到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锤上兰森机器公司、林登城中国发动机厂任技术员和工程师,学习考察汽车、发动机的产品、工艺、工具、机械加工和汽车工厂设计等方面的理论。因他学习、工作极为严谨认真,成绩突出,福特等几家公司很器重他,答应给他提供优越的研究条件和优裕的生活待遇留他工作,他都婉言谢绝了。1946年5月,他乘战后中美通航的第一班轮船离开了美国。

  孟少农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后,独辟蹊径,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开办了汽车专业。由于师资不足,汽车工程、汽车制造、工艺学、工具学,均由他兼教。可是没有汽车作教具,纸上谈车,连他的助教听课都感到很吃力。怎么办?他听说日军撤退时,把一些汽车发动机扔进了河里,一有空他就去寻觅,终于在深积的污水坑里找到了一台发动机。他和助教、学生们一起下水,硬是把发动机从污水里抠了出来。他利用这些破旧汽车建设了清华大学第一个汽车教研室,解决了学生听天书的难题。

  1946年国民党特务的黑手伸向了孟少农,在清华大学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孟少农扮成小商人,摆脱了特务的跟踪,到达河北博镇。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刘仁同志张开双臂拥抱了他:“我们党又多了一位好教授!”孟少农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汽的奠基人

  1950年3月,重工业部成立了汽车工业筹备组,孟少农任副主任。他是筹备组精通汽车工业的技术权威。

  汽车筹备组成立时,只有18人,技术人才奇缺。当孟少农听说上海交通大学有一批学汽车的人才用非所学,就马上开了个名单,还给周总理写了封信。两天后,周总理亲自作批示。于是,他很快集合了新老技术人员200余人,在北京东城扁担胡同找到了一个四合院,成立了汽车研究室。这个小四合院也就成了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

  1950年12月2日,按照毛主席与斯大林签订的协议,苏联汽车工厂设计专家组来到北京,参与援建汽车制造厂的筹备工作。1951年春节前,孟少农陪同苏联专家去长春考察,选定了一汽的厂址。

  1952年7月,重工业部选派以孟少农为首,有李刚、陈祖涛、潘承烈同志参加的驻莫斯科代表小组,负责办理一汽技术设计联络、设备订货与分交、聘请专家、派遣实习人员等事宜。

  1953年7月,代表小组要办理的事已经大部就绪,孟少农先行回国。他出任一汽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在整整三年的建厂阶段,孟少农把全部精力、智慧倾注到一汽的建设上。1956年7月15日,一汽经过三年艰苦奋战,下线了我国第一台汽车,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此后,他又不失时机地把主要精力转移到考虑如何提高汽车质量和发展多品种的问题。

  解放牌汽车投产后,陆续暴露出一些重大缺陷和质量问题,如发动机开锅、驾驶室闷热、转向沉重、车架纵梁易裂等。他和有关设计人员一起,反复研讨,制定改进方案,不断进行试验。经过几年努力,解放牌汽车有了10多项改进,大大提高了整车的性能和质量。

  他最早提出并重视我国小轿车的开发。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一汽开发小轿车的设想。当时有人认为,开发轿车为时尚早,但孟少农认为有必要在技术上早做准备。1957年,他患病住在吉林省立医院,仍在病房里绘出设想的草图,并请设计专家吴敬业、刘炳南、史汝楫、富侠等同志到病房探讨研究。当时机械工业部和中央领导同志很支持他的这个设想,并及时地提供了多辆轿车样车。经过全厂职工努力,一汽于1958年5月上旬,试制出我国第一辆东风牌轿车,并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开到了中南海,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第一次坐上我国自己制造的小轿车。

  1958年下半年,中央给一汽下达了一项重要任务,要自制高级轿车。试制中,质量问题较多,如液压挺杆、高压油泵、液压变矩器达不到技术要求,还有车门下沉等等。孟少农组织若干个攻关队,进行周期性轮番研讨和攻关。我国第一批红旗高级轿车,只经过一年多时间,即试制成功,并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的检阅和接待外宾。

  孟少农为一汽的筹备、建设、建成投产、老产品改进和新产品开发研制等勤奋苦战了15个春秋,为一汽出汽车、出人才、出经验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他离开一汽时,一汽已有3个系列品种和30多种变型专用车投产。

  为开发陕汽再立新功

  1965年孟少农调到机械工业部汽车局,负责总师室工作。正当他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构思我国汽车工业新的蓝图时,“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压得他寸步难行。随后,他被下放到江西干校劳动。此时,我国陕西汽车制造厂正在兴建,一种军车试制几轮了,还不能定型。这时,深知孟少农为人的该厂主要负责人陈子良向上级大胆地提出:“我要孟少农!”1971年5月,孟少农调到陕西汽车制造厂任革委会副主任,主管技术工作。他不为名,不为利,冒着风险,排除障碍,专心致志地为研制开发延安250型五吨越野车,为改进6130型发动机和开发15吨重型民用车艰苦奋战,发挥了重大作用。

  1971年,正值延安250型越野车试验定型关键时刻,该车经过三轮试制后,有了很大改进,但在试验中仍出现可靠性较差及动力性不足的严重问题,仍需改进结构。当时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冲击,设计和工艺人员全部分散到各车间,与产品设计工作的整体性、协调性很不适应。为改变这种局面,孟少农要求成立设计科和建立试验室。他的意见受到重视,厂里很快组建了设计科,并建立有一定规模的试验室,购制了一批试验设备,使陕汽有了自己的设计试验阵地。

  更改设计后的延安250第四轮样车,经过一系列的定型试验,包括性能试验、可靠性试验、地区适应性试验和特种越障试验,终于成功地解决了可靠件和动力性问题,达到了设计指标,并于1975年正式投产。

  该车在同吨位三种越野车的竞争中,名列榜首,并于1978年8月获全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

  使二汽起死回生

  1978年,孟少农转战到二汽时,正值二汽建设处于最艰难的时刻。那时,二汽建设因受“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五吨民用车质量问题很多,不能投产;军用车也存在大量质量问题,处于进退维谷境地。他将这次全面攻关称为“背水一战”,动员全厂,集中力量会战。经过半年多苦战,攻克了EQ140、EQ240两种汽车86项重大难关,并于当年投产。新出产的东风车以马力大、速度快、耗油低、轻便灵活、视线开阔等先进性能而闻名全国。特别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东风车大显神威,被广大指战员赞为“英雄车”、“功臣车”。

  在改革开放时期,孟少农十分重视引进先进技术,但更重视消化吸收,为我所用,特别重视以我为主。他积极支持二汽领导引进美国康明斯工程公司的柴油机来提高国内柴油机的设计和生产水平的主张。二汽已在襄樊基地建厂,年产6万台。他积极促进与日本日产柴公司合作,但只引进驾驶室、变速箱与前后桥总成,我国自己搞整车设计(八吨平头柴油车和三吨半军用车)。这样既充分掌握主动权,且能又快又好地上马。二汽在襄樊已建厂并投产。他积极促进二汽与英国铸铁研究协会合作,二汽仅以三万英镑实际代价,换取英方180多条咨询意见。执行之后,每年可获得上百万元的降低废品和成本的效益,并提高了生产能力。

  孟少农晚年时期,在二汽艰苦奋斗整整10个春秋。为二汽闯过质量、滞销、缓建三大难关,为二汽发展横向联合经营,为二汽长远兴旺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孟少农热爱党,热爱祖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深受广大技术干部的爱戴。他的事业心特别强,1988年1月9日,即在他逝世的前六天,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二汽领导到医院看望他时,他还关心地问:你们搞的小轿车前期工程怎样?当回答“进展顺利”时,他很满意,并自信地说:等病好了,我和你们一起干。他早就有把我国轿车工业搞上去的愿望,但无情的病魔使他壮志未酬。

  孟少农病逝后,为缅怀这位为中国汽车工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功臣,由国家科委提议,为他铸成两尊半身铜像,分别安放在十堰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和武汉汽车工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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