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仲威著《善本碑帖过眼录》 文物出版社2013年7月 16开平装一册 404页 228元
2009年，仲威先生将二十余年来研究上海图书馆所藏善本碑帖的原始工作笔记加以整理，从中挑选出141篇，编出《善本碑帖过眼录》（初编）一书。全书分为《碑刻类》和《法帖类》（丛帖、单刻帖）两大部分。碑帖包括先秦《石鼓文》（徐渭仁藏本）至元代赵孟頫《鲜于光祖墓志》（陆恭藏本），共计一百种；法帖中丛帖包括《淳化阁帖卷九》（绍兴国子监本）至董其昌《戏鸿堂法帖十九卷》（石刻本），共计十七种，单刻帖包括《十七帖》（张伯英藏本）至蔡襄《茶录》（吴荣光藏本），共计二十四种。绝大多数善本碑帖均为上海图书馆所藏国家一、二级文物。上图今藏的许多善本碑帖，原均为上海博物馆所藏。1957年因将碑帖归类为“古典文献”，遂由文物管理部门调拨上图庋藏。 碑帖的鉴赏和研究，必须要进行校碑校帖，即对同一时代、相近时代或不同时代的各种碑帖拓本进行考据点的比较，从而辨别出各种拓本的孰优孰劣，孰先孰后，亦可纠订前人在鉴定上的某些失误。碑帖的鉴赏与研究，充满了难以想象的魅力，它其实也一个人综合素养的体现。翁方纲尝云：“一碑之微，关系学问深浅如此。” 本书的编撰体例是：（一）每件碑帖基本情况简介，包括碑帖刻拓年代、原藏者、文物定级等。（二）每件碑帖的重要或主要考据点，有些还与有关相近年代拓本考据点的比较。（三）每件碑帖的题签、题跋、观款、印鉴、购藏等情况，对有些重要题跋予以文字刊录；对个别题跋加“按语”，进行评论。（四）每件碑帖的碑帖尺寸（包括册高和芯高）、页数（一页为二面）、上海图书馆馆藏编号。（五）全书共计九百余幅图片，包括重要考据点、题跋、题签、册内绘画等，有些还有局部放大图片。这是一部碑帖鉴赏或研究必备的工具书、参考书和文献资料集，其中还有许多的“知识点”和鉴藏掌故。本书中收入《九成宫》七种，《集王圣教序》九种，《兰亭序》拓本十种，《黄庭经》拓本六种，皆为历代名家鉴藏之物。书中对同一碑帖各个时期不同拓本进行了仔细的校勘，抽丝剥茧，引人入胜。
龚心钊旧藏本《九成宫》局部（宋拓宋装）
龚心钊在其自藏《九成宫》校记中，云宋拓本字口中有骆驼毛、骆驼油脂皮屑等残余。仲威认为：“说明宋代九成宫原址麟游天台山一带曾经饲养过骆驼。此类校对可作为宋拓《九成宫碑》之版本掌故。”但我认为，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宋金人当年在榷场贸易时，是否使用过骆驼载运货物？因而在碑拓字口中沾有骆驼毛或骆驼油脂皮屑的可能。但龚氏的这一发现，的确给鉴定《九成宫》提供了一种参考。龚氏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从张彦生庆云堂购藏此帖，价格为六千圆，分两次付清。1961年入藏上海图书馆时，标价高达5060圆，并注明购自北京庆云堂张彦生。民国碑帖鉴藏界有一个较为奇特的现象，凡“天价”购入的碑帖如以后再售出时，通常仍由原卖家经手或中介。因为一般碑帖商贾，既无此眼力，又无此经济实力。张彦生的客户绝大多数是当时顶级的南北碑帖鉴藏大家。 梁章钜在《九成宫》册后题跋中有云：“此榷场本也，‘栉’字尚存，北宋‘栉’字本也。榷场南宋后石毁，今日稀如星凤矣。”仲威按语：“南宋石毁，言下之意就是现存陕西麟游的九成宫并非唐刻原石。看来嘉道年间就有学者怀疑麟游九成宫非原石。碑字枯瘦变形难免令人猜疑。”王壮弘《崇善楼笔记》中亦有云：“此石宋时即有翻本，谓之榷场本，点画不如原本圆润。”大欧《九成宫》是唐碑鉴定中难度最高之碑，屡经翻刻，摹刻精善者极难分辨。越是名碑，研究难度就越大。 许汉卿旧藏本《集王圣教序》局部（南宋后期拓本）
《集王圣教序》的历代拓本考据点，古人和前人已阐述详尽。但宋、明、清历代翻摹刻本颇多，且俱精善，鉴者稍有不慎，即为所绐。近人许汉卿（淳斋）在其自藏本题跋中云：“碑内‘佛道崇虚’之‘道’字首笔断不连，‘幼怀贞敏’之‘幼’字‘力’部横笔断，‘匿迹幽岩’之‘迹’字末笔双叉，‘乃至无意识’之‘至’右点中破。右四字皆真本之验，覆本则否，有一不符，即非原石。”仲威按语：“许汉卿所举以上考据点，是区分《集王圣教序》原刻与翻刻的好抓手。”南宋拓本《集王圣教序》在明末“值白米二十挑”（见项元汴题识）。嘉庆年间南宋后期拓本（过云楼藏本）售价百金（银子）。南宋拓本（蒋祖诒藏本）在上世纪50年代，旧书店标价一百六十圆。本书中有意识地记录了某些善本碑帖当年的交易或购藏价格，此举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在古人碑帖题跋中，有些故弄玄虚，有些似乎不可理解。如奚冈在自藏《孔羡碑》（清初拓本）题跋中有云：“是碑余以宋搨《虞恭公碑》易诸杨孝廉令仪，后贻赵君晋斋（即赵魏）。”仲威按语：“乾隆年间奚冈以‘宋拓唐碑’易‘清拓魏碑’，此殊不可解。抑或奚冈将此碑误认为‘元明拓本’？”其实，乾嘉年间金石家多首重汉魏之碑，其次才是唐碑，此与一时趣尚和环境有关。且无法证明奚氏所藏就是真正宋搨唐碑。同册中还有李鸿裔光绪八年题跋云：“有明一代分书大都不出黄初诸碑，……至国初一变，舍典刑而趣郑谷口，意殊溷溷。至乾嘉间，桂（馥）、翁（方纲）、伊（秉绶）、黄（易）诸巨手始闢康庄，奉阙里诸碑以为正轨。”阙里即曲阜孔子故里，多汉魏隶书之碑。所以，奚冈当时以“宋拓唐碑”易“清拓魏碑”，其实并不难理解。 在本书《法帖类》中，有关《阁帖》、《汝帖》、《鼎帖》、《兰亭序》和《黄庭经》、以及《晋唐小楷九种》等拓本的文章均非常精彩。尤其是其中介绍数种《黄庭经》善本，对鉴赏此类拓本颇多益处。《黄庭经》历代翻刻谱系的复杂和纷乱程度，并不亚于《兰亭序》。仲威虽然在本书中有较为精简的梳理，但仍有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越州石氏本”中的《黄庭经》（今仅存残本），它原来的母本究竟出自何本？为什么它在《黄庭经》摹刻谱系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而为什么董其昌与翁方纲两人会有截然不同的观点？《黄庭经》其实还涉及到明清文人对书法史的理解和在审美方面的“接受史”，它或有某种道家的意趣或情结蕴含其中。我建议上图不妨将馆藏六种《黄庭经》，包括所有题跋在内，高仿精印出版。 孙文川旧藏本《黄庭经》局部（宋拓“修太平本”）
上图所藏《黄庭经》的詹景凤藏本、孙文川藏本、郭尚先藏本、李宗瀚藏本、蔡仲藏本、笪重光藏本，现全为国家一级文物。明清文人士大夫多博雅好古，且多喜于书画名迹，碑帖名拓，古籍善本上撰写题跋，既可博得风雅之名，也可获取笔润，此亦是他们热中鉴藏小行书、小楷拓本的主要原因之一。高士奇尝云：“人生笔墨，须附古人佳迹以传，否则法书名画，徒为我有耳。” 本书为繁体字，此类图书最好不用简体字。否则如“《蘭亭序》”，简体“兰”字如何解读有关的笔划阐述？全书文字没有多少错讹或疏漏，属于可控范围之内。48页“此赵烈文（蕙父，又号能静）放楼”，应该是“天放楼”。51页“下段一卷起首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江檀玑为龚心钊题签”，图片中有“光绪壬寅望江檀玑题”，望江（县）是安徽地名，“江檀玑”是檀玑（字汝衡，1851—1922）之误。另外，在书末附录《题跋者人名资料索引》中，有些人的字号和籍贯值得商榷：顾蓴（南雅），当为顾莼。邵松年的籍贯应该是江苏常熟人，非北平人。王熙彭号“具区寿生”，具区是江苏太湖古称，未必说明其籍贯是“具区”。文从简斋号室名“茂苑”，茂苑乃长洲古称，非斋号室名。方平字号三韩，三韩原义指朝鲜半岛南部三部落，后引申为朝鲜半岛或高丽人、朝鲜人。方氏当为朝鲜族人，三韩非其字号，应是籍贯或祖籍。杨继震，应为杨继振，亦见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南宋拓本《皇甫诞碑》。杨隶汉军旗籍，配杨姓，官至浙江乍浦同知，后迁居常州，故其籍贯非江苏阳湖，祖籍辽宁辽阳。见《清画家史诗》。“天下第一风流公子”是其闲章印文，非字号。李葆恂籍贯为义州（今辽宁省锦州市义县），非河北省保定市易县。见《关东书画名家辞典》。以上仅为巨璧微瑕。 碑帖鉴赏的过程是一个整体和全面的过程，它不仅仅要关注拓本的各种考据点，还要对其中所有的内容和载体进行仔细研读，比如碑文、题签、题跋、印鉴、拓纸、墨料、装裱、鉴藏、价格、著录等等，绝不可有丝毫的遗漏和粗疏，唯有如此才能将古老的碑帖鉴定学向现代人文学科迈进。任何一门古老的学问，只有参与研究的人数众多，它或许才具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和无尽的原创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