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羲之的晚年归隐，过去从书法家的角度解读居多。其实，王羲之生前最主要的角色在于集东晋名士领袖、政坛显要和王家代表于一身。由此观之，他的退隐便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乃是数十年“出处两可”心路历程的凝结，其背后蕴含了厚重的思想文化内容。值得探寻、玩味。
千古书圣王羲之，在晚年作出了退隐剡中，终老金庭的选择。《金庭王氏族谱》记载，他的长眠之地在瀑布山下，研究者亦多认可。王羲之缘何如此作为过去多从书法家、艺术家的情怀予以解读：远离官场，告别尘世，倾心书法，回归自然。
当我们把王羲之放在东晋名士领袖、朝廷政要以及王家代表的位置上，并联系他一生出处两可的表现来审视，便会感到，彻底隐逸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作出的决定，其背后蕴含了厚重的思想文化内容。就此梳理一番，不独可以认清王羲之的思想发展轨迹以及最终达成的终极关怀，亦有助于理解东晋名士文化的精髓与走向。
一
士人隐而不仕或仕隐交替，有其悠久的历史，《易?系辞上》称“君子之道也，或出或处，或默或语。”班固评之曰：“言其各得道之一节，譬诸草木，区以别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国卿大夫及至汉兴将相名臣，怀禄耽宠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节之士于是为贵。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1]东汉以降，名教僵化，政治黑暗，正直的士人高自标置，隐逸成风。此时的隐而不仕，即有超脱儒家思想束缚，追求道家逍遥的意味了。魏晋玄学兴起，整合儒道，倡“无为而治”，于士人立身之道，发明“居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心游”论。[2]出处两可的界限，更像太极图的阴阳两仪，共居一体了。
王羲之生活的东晋之际，又呈新的时代特征。世族抬头，皇权不振，加上儒家理念的疲软，门阀政治格局横空出世，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玄学与儒学一道被尊奉为官方思想，总体上形成了“外儒内道”的统治思想结构：“引道家之弘旨，会世教之适当”，[3]
“夷淡以约其心，体仁以流其惠。”[3]在这样的社会及思想文化背景下，“出处两可”之风自是程度不同地体现在士人身上。
王羲之的情况又属个别。他出身于本朝第一姓的王门之中，素为从伯王导厚爱。王家与皇家共撑朝局，王氏家族内如有一条“公卿生产线”，至有“王家官宦满天下”之说。当政便有当政者的责任，王家世代以孔子学说为“行己之道”，曾总结得成“王氏青箱学”传家。无非讲求勤力政务，正直练达，忌为空言怠政者。承此家风，王导一辈及下一代王门入仕者，大多属于士人中偏重儒家的一类，所谓“非惟风流，兼有为政之实”。王羲之成长于如此家门，性格上又“以骨鲠称”，故对为政的理解，比伯父王导还要正统。他曾与谢安共登冶城，痛责士林中的“虚言废务，浮文妨要”之风。另一方面，他与其他王门人士相比又有两点不同。其一，乃父王旷，以淮南太守率军救上党之围，兵败下落不明，成为江东政坛迷案，一个受到忌讳的话题。给童年至少年间的王羲之心灵蒙上阴影，以致性格中始终存有挥之不去的忧伤，也让他自小对政治的险恶感悟至深。其二，王羲之为书法天才，自小痴迷其中，视同生命一般不可离开，书法艺术对他的吸引、升华，常人难以企及。这两点综合影响的表现便是他少年时的“涩讷”。
青年时代一次魂飞魄散的遭遇，亦在王羲之的人生中打下烙印。永昌元年（322），他的另一位从伯父王敦以“清君侧”之名，兵临建康城下。“刘隗劝帝悉诛王氏，论者为之危心。”[3]“导率群从昆弟子侄二十余人，每旦诣台待罪。”[3]王羲之侧身其间，这一年他十九岁，正是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期。此番事变对于王家人来说，处境尴尬，思想感情更是复杂，很难像其他朝臣一样，来个泾渭分明的简单选择。王敦素来看重逸少，曾说“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3]他的提兵向阙，亦不乏受到猜忌的原因。但毕竟是与帝统发生尖锐冲突，且王导又从避免内讧，维护大局考虑站在了帝统一边。从最后的结局看，王羲之虽然理解、认可了王导的立场和选择，但毕竟会在此前后集中反思社会与人生的许多问题；从而使他初步摆脱了“孤臣孽子”的传统角色，把个体生命置于更广阔的天地。后来他多次谈到所喜爱、敬慕的历史人物，不是一个而是不同类型的多个：陆贾、班嗣、尚子平、杨王孙，还有嵇康、阮籍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依附权势，有独立人格，以文化追求为己任。
由此，王羲之给自己从容、大气又多彩的人生奠定了基调。关心、参予政治，又保持自己独立空间，超越政治，是在理性上和情感上真正认同“出处两可”的人生框架。不像王导虽说过“元规若来，吾便幅巾还第”，实际中并未履行。对此，他自己表述叫做“吾素自无廊庙志”，这个“素”字，即说明脱胎于青年时代。这也是他展开多彩人生的平台。
二
王羲之的青年到中年，交替于入仕与归隐之间，无论何种状态，他都是认真负责、诚心诚意。王羲之二十岁方正式走上仕途，“起家秘书郎”，后历任会稽王友、临川太守、征西将军府参军、长史及江州刺史等职务。奔于仕途十五六年，职务不断升迁，政界口碑甚好，形成广泛的人脉，堪称王家第二代政治上的后起之秀。王导晚年曾盼羲之能前来建康协助自己，承担更重的责任。“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3]《世说?轻诋》云：“王右军在南，丞相与书，每叹子侄不令，云：‘虎豘、虎犊，还其所如。’”[4]“虎豘”、“虎犊”分别是王彭之、王彪之的小字。此二人乃王门第二代任职朝中的佼佼者。但王导看不上，只是瞩意于王羲之，分明是有让他作自己接班人的意思了。王导的赏识，除了长期观察外，关键还得自于王羲之在化解王、庾之争危机中的表现。此事因属幕后活动，史籍不载。其时晋室权力王导、郗鉴和庾亮三足鼎立，像王羲之这样集王门新秀、郗家女婿和庾府要员三重身份于一身，深受三方信赖者,朝野找不出第二人。庾亮攻王必顾忌郗，在某种程度上说，郗鉴的态度决定着王庾争斗的走向与结局。王羲之行走于“三驾马车”之间，着重说动岳父以太尉的身份出面，阻止这场政治危机。庾亮再三来信，“欲率众黜导，又以谘鉴，鉴又不许，故其事得息。”
[3]一触即发的内斗流血终得避免。参予如此的军机大事，王羲之既颇感利国利民的欣慰，亦不免诱发“高处不胜寒”的慨叹。
就在王羲之上升势头被人们普遍看好的时候，他却从江州刺史任上递交了辞呈。江州时为争权夺位的是非之地，他认为自己的退让可平和各方矛盾，更主要使因还是来自逸少内心深处出处两可的情怀。虽说“出处两可”属东晋人士风尚，但真正出处坦然，在两种境遇中皆心态平和，认真对待的人并不算多。而王羲之堪称楷模，在其位谋其政，干得风生水起，上下无愧。但他究竟不同于寻常官宦，还是个文化人，一个有着鲜明自我意识的人，不可能把自己的生命空间让社会角色填得满满当当。经历了十多年的宦海沉浮，王羲之产生了强烈的回归自我的渴望，诚如之后致殷浩信中所云：“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3]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王粲的《汉末英雄记》曰：“尚子平有道术，为县功曹，休归。自入山担薪，卖以供食饮。”出仕时以言语见功，归隐之时便默想沉思，反省所为，开拓心智，陶醉于自己喜爱的世界中。
自咸康六年（340）辞职到永和三年（347）复出，这七年间，王羲之畅游自然山水，研习诗文书法，享受家庭温暖，大有适得其所之感，经历了一次重要的精神与文化充电，出处两可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升华。感受过参政、退隐、顺境、逆境，如意不如意等多方磨练，王羲之入仕的心态有了一种大彻大悟的超然，与嵇康、阮籍甚为相通。他喜读二位前贤的作品，爱不释手，时常抄录。“逸少有名之迹，不过数首，《黄庭》、《劝进》、《像赞》、《洛神》。”[5]
“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6]《劝进笺》乃是阮籍的名篇，《太师箴》为嵇康政治思想的代表作。嵇阮的作品及处世之道，无不展现纯洁的济世和守德之心，远大目光和宽阔胸襟的社会关怀。论学问道是济世，“处士横议”也不失为济世。嵇康认为，不论选择哪一途，都应“直道而行之。”[7]他们的“济世”情怀重在救济世道人心，在于倡新风，导世俗，实现玄学的理想社会，不仅仅限于一国之君、一域之民的生存安乐。以如此眼光视之，天下的权力已发生了“昔为天下，今为一身”
[7]的演变，时下的当权者并不等于道义的代表。所以，隐逸就成为高尚之士的合理选择。一则，保持个人空间自由，避开违心之事；二则，专心致志于文化追求，以文化成就和文化影响继续落实“道统”引导“政统”之理想。
王羲之对嵇阮的此种情怀深为契合，隐逸生活过得有趣味、有寄托、有作为、有追求，充实而安心，以致朝廷“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时，被他坚辞，“皆不就”。然而，王羲之实在是名声极好，“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未久“复授护军将军”。王羲之照例推辞。为“劝使应命”，主政的殷浩专门写了“遗羲之书”：“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3]，将王羲之的出山视为政治兴隆的标志。话说到这份上，王羲之欲却不能了。此时，桓温率军攻克巴蜀，东晋王朝自永嘉南渡后第一次成功地收复大块失地，局势趋于稳定，重涉宦海似不失可为之举。
王羲之终于决定回应友人的诚意，并提出自己理想中的仕宦方案。信中传达了三层意思，是他多年退思反省的集中表达。其一，自己的归隐是发自内心的选择，由来已久，之前的固辞不出尚请理解；其二，自己是个文士，在文化、艺术方面有些才华，处理军政事务所要求的“专对之能”非本人所长；其三，最适合自己做的事情，乃是像汉末太傅马日磾一样，以亲善大使、和平使者的身份，赴甘陇，巴蜀一带，向久违王道的人民宣威安抚，传播华夏文化，以实现圣人修仁立化，“德被天下”的理想。这最后一点特别值得品味，它充分反映了王羲之不同于政客的高远理想。
三
王羲之于永和四年（347）左右就任护军将军，又开始了他长达7年的入仕生涯。在护军任上，他尽职尽责，整理内务，建言改制，莅任不久，就发布著名的《临护军教》：“今所任要，在于公役均平。其差太史，忠谨在公者，覆行诸营，家至人告，畅吾乃心。其有老落笃癃、不堪从役，或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区分处别，自当参详其宜。”[8]寥寥数语的一道命令，内涵极不寻常。这样的军事文件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它与那种将军爱兵如子以激励士气的功利性诉求不可等量齐观，另有一番文化人的“人本”境界在其中。他把兵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折射出的仍是他“宣德教化”的政治理想。
王羲之始终对自己有一种期许，既然已“出”就认真做事，尽己力干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情，这就需要找准能够发挥优长的位置。他深知自己非军事人才，做政务官更为合适。所以，他请辞护军并不在乎“级别”的下降，“苦求宣城郡”。朝廷大概认为一个小小的郡守不合王羲之的身份，时逢会稽内史王述遇母丧守制，才诏示王羲之转赴会稽接任。
王述属于那种“口论玄虚，怠于政务”的名士，使会稽积弊甚深，又赶上连年的灾荒，王羲之上任的头两年疲于救急，减免赋税、停止征役、惩治贪官、禁酒节粮、开仓赈贷等等。王羲之为当朝大名士，又有王家余威和广泛的人脉，主政的司马昱、殷浩、谢尚等，都与他渊源深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二三年下来，会稽郡内的饥民方得安顿，生活生产局面逐渐稳定。王羲之为此感到莫大欣慰，在与谢尚（此处在《晋书》中为谢安，当是误记）的书中倾吐真情：“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3]
无论护军还是会稽内史期间，王羲之须臾未曾释怀的朝中大事莫过于北伐与内和。其用心之多，见识之明，参予之深，朝中罕有其匹者。对于北伐大计，王羲之有着深思熟虑的三杆标尺：一是以江左大业的整体利益来谋划，不能加入个人野心以致内外猜忌；二是积极筹备，把握时机，不贸然出兵，出则必胜；三是须有能统兵打仗的帅才主持军事行动。以此观之，桓温伐蜀是有把握的胜局，他写信令家人“速送袍来”。对殷浩在与桓温斗法阴影下的北伐，他多次劝阻。殷不听，果累败。殷浩废黜后，桓温主持北伐，率军入关中陈兵灞上。王羲之估量形势后，持以谨慎的赞同。在朝野的一片欢庆中，王羲之更以一贯的洞察力分析着巩固战果的可能性，发急信与前线提醒桓温：“二十三日发至长安，云渭南患无他，然云符健众尚七万，苟及最近，虽众由匹夫耳。即今克此一段，不知岁终云何守之？想胜才弘之，自当有方耳。”[8]为王师远征，粮运不继，敌军七万将伺机反扑而担忧。这是当时难得的清醒之言。信至，桓温已被迫收兵。王羲之收复旧地的热望不在任何一位北伐名将之下，但他的头脑中始终绷着“以区区吴越经纬十分之九”这根弦。这些都表明，王羲之的政治、军事洞察力，远为一般官吏所不及，亦是他在其位谋其政，以天下为己任的表现。
王导、庾亮、郗鉴老“三驾马车”故去后，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演化，朝中形成了新的权力“三巨头”：司马昱、殷浩和桓温。王羲之又成为朝中难得的与三人均能说上话的特殊人物。殷浩在司马昱的支持下，与桓温大斗其法，使原本就存在的内外不协进一步加剧。“王羲之密说浩、羡，令与桓温和同，不宜内构嫌隙，浩不从。”[3]与此同时，他亦利用自己对桓温的影响力，多次致信劝导，望其宽容、谅解：“与殷侯物示当尔，不可不卿定之，勿疑。”[8]王羲之的努力对殷桓之争起到了一定的缓和作用，然此事终因关系重大，利害所系，难以消弥，最后以殷浩败，桓独擅大权而了结。从中可见者，乃是王羲之对当时政坛有着全局性的影响，并非会稽内史这样一个地方职务可以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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