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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丙辰
内容提要 王羲之心在林泉间、放言无遮拦的旷达心态与魏晋之际的文人风骨毫无二致。魏晋遗风成就了王羲之书法巨擘的美誉，催生了《兰亭集序》的诞生，但放浪形骸、快意恩仇的自由个性也使王羲之在官场人际关系上声名扫地。这一正一反两方面的作用，对后世为文、为官者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王羲之;魏晋遗风;兰亭; 一 魏晋之际，注定要成为文人名士大出风头的时期，在经历了建安文学的鼎盛时期之后，到了西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骨益发显得卓而不群。这些文人才华绝代，但政治上屡屡失意，他们把对司马氏政权高压政策的不满化作一种消极的抵抗，诗酒酬酢，长歌当哭，放荡不羁，醉生梦死，以文人无行的怪异作派昭告着和统治集团的不合作。对这些自命清高、不愿依附的文人，司马氏终于开了杀戒。嵇康因替好友吕安蒙冤案辩护，被司马昭抓了把柄，钟会乘机进谗，要求除掉嵇康。在洛阳东门外刑场上，嵇康神色自若，要过素琴，手挥五弦，目送归鸿，演奏了一曲《广陵散》，并留下一句“此曲自此不复传矣”的感慨，引颈就戳。嵇康死后，其他人并未就此收敛。阮籍依然怪话连篇，作青白眼;刘伶终日花钱买醉，一饮五斗。向秀不怕涉嫌，偏要对嵇康之死旧事重提，写了一首《思旧赋》怀念故友“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1)，颇有一点和司马氏政权唱反调的劲头。竹林七贤狂放不羁、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对当代和后世文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竹林七贤所表现的“魏晋风度”，除了狂放文人的意气用事之外，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前朝恩怨。他们有的与曹魏政权有姻亲关系，有的享受前朝旧恩，在感情上与司马氏统治集团不免隔膜。但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兰亭主人王羲之身上所表现的特立独行的魏晋遗风，却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不合情理了。王家是名门望族，炙手可热，自东晋建立便和司马氏家族同气连枝。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有一著名的《乌衣巷》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2)，感叹世事沧桑，物换星移。而诗中的王谢，分别指的是王羲之的叔父王导和曾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王导是东晋开国元勋，三朝显贵。史载：司马睿继皇帝位时，曾多次恳请王导同坐御床领受百官朝贺，王导力辞不坐，时天下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如此显赫的家世，倘王羲之着意仕途，怕不是衣金戴紫、出将入相之人? 由于王羲之的书名太响，以至于在历史上其显赫的家世却鲜为人知。但当我们详察这位门阀子弟为人行事的特点时，我们不能不相信：在魏晋遗风的深广影响面前，任何家世渊源都显得脆弱无力。 公元314年，王羲之已到了谈婚论娶的年龄，以王家的显赫声势和王羲之本人的才具，自然门庭若市，攀附者众。一日，在京口的太尉郗鉴派门生给王导丞相带来书信，欲求一位相门公子为乘龙快婿，王丞相也不含糊，让郗太尉门生去东厢房随意挑选，门生以为王家太有点儿戏，转回车告太尉所见所感：“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3)一打听，坦腹而食者正是王家逸少羲之，便欣然允婚。 王羲之的疏狂和不羁以及对婚姻大事的吊儿郎当，似乎和他的家教出身格格不入，但却由此留下了“坦腹东床”的历史佳话。而从这个简单的趣闻中，分明可以追寻到魏晋遗风的袅袅余韵对将相公侯、门阀世族的影响。 其一，王丞相的豁达。身为长辈，位及极品，却不愿因袭旧制，包办晚辈婚事，大咧咧让郗家自由挑选。漫不经意间，显示出王氏家族的恢弘气度和对子侄的自信。 其二，郗太尉的睿智。在两晋浮糜之风盛行，金玉其外，败絮其内者甚众的情况下，郗太尉的择婿可说是慧眼独具。 其三，王羲之的疏狂。太尉名列三公，也是权倾朝野之人，与王家自是门当户对。众弟兄搔首弄姿，作矜持秀，以博郗家满意，也是情理之中。而王羲之却不以为然，露着肚皮，东床高卧，大啃大嚼，坐无坐相，站无站相。这种满不在乎的作风，已分明如阮籍卧垆，刘伶醉野，可见魏晋狂士的影子了。 西晋、东晋真是个众文人喜怒无常、痛快淋漓的时期。一些当时视为怪癖的异端，站在千年之后的时空去审视，却是个性特立独行的样板。笑，就放声大笑，声震长天;哭，就哭得死去活来，肝肠寸断;喝，就喝个昏天黑地，颓倒玉山。心有所想，行有所止，既出常规之外，又在意理之中。那是个张扬个性，鄙薄为官的时代。唐诗云“欲采苹花不自由”(4)，陈寅恪改之曰：“不采苹花即自由。”(5)没有了作官的羁绊，个性的宣泄才酣畅而淋漓。王羲之骨骾高爽，不入常流，屡次辞官不就，直到 46岁上，才到会稽任了4年右将军。 天不生逸少，书坛常寂寂，此言不谬。然而王羲之留给今日文人的，岂止是一篇《兰亭集序》、数卷绝代墨品?“毕生寄迹在山水，列座放言无古今”，右军祠中这副楹联，表达了王羲之无意仕途，放迹山水的旷达性格。心在林泉间，放言无遮拦。这样的心态与魏晋之际的文人风骨已毫无二致。 二 遍稽中国文学史，你会有一个十分强烈的印象：文人、文学从未像魏晋时期一样，与酒结下了如此深厚的情缘。那是一个激情而又伤感的年代。酒，使英雄豪情勃发，气吞万里;酒，又使失意者消愁解闷，以释块垒。魏武帝曹操横槊赋诗，抒发一统江山的鸿鹄大志，但在河汉西沉的月夜，也禁不住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6)的慨叹。在社会矛盾空前激烈突出的魏晋时期，酒成了文人自疗心疾的药引，在朦胧的醉乡中忘怀尘世。“随时小饮万般休，颠狂南北任遨游，旁人大笑先生醉，自挹桃花插满头。”(7) 王羲之也不能免俗。永和9年，公元342年，46岁的王羲之才开始出任会稽右将军并会稽内史之职。由屡次辞官不就，到晚年突然出任，其间原因没有谁说得清楚。也许是“兴之所至，行之所止”吧。王羲之为官政绩平平，可圈可点之处不多，但他带入官场的名士风范，却可谓高标独树。他一到会稽即与当地名士说玄谈理，流连会稽名山水秀间，赋诗唱和，饮酒作乐，酒朋诗侣聚于兰亭之下。 王羲之不同凡响处，在于一扫当时名士的豪饮滥醉之风，用“曲水流觞”的高雅形式，实现了诗与酒的完美融合，极大地改变了当时名士高阳酒徒的形象，提升了饮酒文化的品位。 暖意融融、天气明丽的春日，王羲之和谢安、支遁、孙绰、许询等名士 41 人聚集在兰亭园内的山溪旁，嬉戏宴饮，祛除不祥。溪流弯弯，流水淙淙，名人高士列坐其侧。盛满酒的羽觞从上游缓缓漂来，停在谁的面前，谁就要赋诗一首，无诗者罚酒三觞。名下无虚士，坐中皆高贤，哪一个不是灵心秀口，但诗酒之乐全在一个兴致，言诗不求有章，惟在酣畅而已。不觉已红日西坠，玉兔东升。王羲之回到衙舍，豪兴遄飞，展纸挥毫，为这次兰亭雅集作记：“永和九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此处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8) “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一千多年后每次吟哦《兰亭集序》，总禁不住为此句而由衷叫绝。这是地地道道的魏晋清语，崇尚自然，留连光景，超迈旷达，潇洒飘逸，既不废酒色财气，也不堕人欲横流。弱水三千，仅取一瓢，鼹鼠饮河，不过满腹，有酒有诗真富贵，名利于我如浮云。较之那些热衷于急管繁弦的名利场中人，较之那些趋炎附势、善为谀词之辈，王羲之清语人生之三味，无人企及。 三 历史厚待王羲之，对这位绝代书法家，人们奉献了足够的爱心和尊重，绵延一千余年，未出其右者。为得到他的字，有人除夕不眠，窃取门上春联;为保存他的名篇，一位倾慕者终身出家，深藏古寺，并用黄泥封墨宝于寺庙梁上;为得到他的兰亭真迹，大唐天子派顾命大臣微服入寺，削发为僧，历时数年，直至找到真迹下落。上自朝廷，下至百姓，都众星捧月一般推崇王羲之。他首创的“曲水流觞”的饮酒方式也渐成风雅，上至皇家贵族，下至文人雅士都纷纷仿效。从遥远浙东会稽流传到北国京城，以至现在北京的故宫、中南海、香山、潭拓寺等处，尚可见到些附庸文雅的遗迹。清代风雅皇帝乾隆在《兰亭记事》一诗中吟道：“风华自昔称佳地，觞咏于今纪胜名……”(9)表达了对王羲之“曲水流觞”的高度赞赏。 但是，从东晋史料和会稽人欲说还休的言谈中，我似乎看到了这位广有美誉的书法巨擘，在官场人际关系上恣意任性的魏晋遗风，特别是他对同僚王兰田的轻蔑、排斥和凌辱，最终使他声名扫地，离开官场。 王兰田，姓王名述，时任会稽郡检校。《世说新语·赏誉第八》注引孙盛《晋阳秋》说王述“体道清粹，简贵静正，怡然自足，不交非类”，可见是一个洁身自好、不争名夺利的正派人。这在当时清谈玄理的官场中，自然为老百姓所拥戴。但王羲之却仅仅因为王兰田名望太好而心生嫉恨，并利用自己显赫的家世影响多次肆意侮辱。 王兰田的母亲突然去世了，按当时习俗，王兰田需离职为母亲守孝，朝廷指派王羲之代理会稽郡检校。治丧期间，作为同僚和代理郡长的王羲之本该立刻前去吊唁，但他却故意拖延时日，先放风说自己要去，事到临头却突然变卦，一天一天拖下去，让王兰田欲罢不敢，欲殓不能，最后真不能再拖了，他也不带随从，突然闯进门来，让王兰田措手不及。按当时礼节，来吊唁者，应在灵前随哭，王羲之却既不上前，也不跪哭，公然以失礼凌辱王兰田。只这样不伦不类地吊唁了一次，便再也没有来过。王兰田忠厚老实，以为王羲之乃读书识礼之人，还要再来，每次听到鼓角声，都以为是王羲之来了，赶紧洒扫庭院，虚席以待，然而每次都大失所望。对王羲之这种欺凌良善的行为，王兰田始终隐忍不发，未出恶声，但当地老百姓却认为王羲之行为卑下，出格离谱，使其人格大打折扣。此后，因为王兰田官声日隆，民望甚高，皇帝封之为扬州刺史，王羲之仍留任会稽郡长，属扬州管辖。王羲之耻为王兰田下属，心里愤愤不平，即派人上下打点，并向皇帝呈上奏章，要求把会稽郡升格为州，与扬州同列。皇帝深知原委，没有批准。王羲之无可奈何，称病辞职，发誓永不为官，从此便离开了会稽郡，结束了自己的仕宦生涯。 王羲之政绩不显，官声平平，他的影响和美名在书而不在官，饮酒、做书、吟诗、玄谈的名士作派带到官场里，自然和一本正经做官的王兰田形成鲜明对照。较之王右军，王兰田无论在朝庭、同僚和民众的眼里，都更懂得为官之道。 也许王羲之进入仕途本身就是一个错误。魏晋时期，文人的自由个性被强化，放浪形骸，不拘小节，嬉笑怒骂，快意恩仇，不讲涵养了，不要矜持了，深沉被轻蔑，忍让变得一文不值，把这种个性带入官场自然锋芒毕露，四处树敌。假如王羲之不入仕途，作为一介名士，保不定会与王兰田往来酬酢，私交甚笃。王兰田为官做事，王羲之饮酒作书，各得其乐，两不相扰。不幸的是，46 岁的王羲之“误入红尘”，经纶世务，偏又遇见深得人心的王兰田，一招一式，中规中矩，至少在为官上，书法家成了王兰田的“陪衬人”，这怎不让书圣面子难堪。官场讲究的是“与人绝不出恶声”，李义府笑里藏刀，李林甫口蜜腹剑，这都是官场中对付同僚的手段。而王羲之却不懂韬光养晦，不会阳奉阴违，魏晋风度教会他说变脸就变脸，任性胡为，公然叫板，做出一些“文人无行”的荒唐事，最后落个辞官离任，遗笑后世的结局。为官4年，晚景堪伤!官场坏了书圣，书圣误入官场。 封建官场，吸引着多少人企盼的目光，但对不愿恪守成规的文人，那是禁锢灵性的樊笼，自隳名节的滑铁卢。在王羲之身后一千二百多年的清代年间，落第秀才蒲松龄进京拜谒同乡熟人王渔洋欲谋个差事，王渔洋听了蒲松龄的情况，挥笔写了 8个大字相赠：“只宜为文，不宜为官。”从此，蒲松龄绝了仕途之念，潜心著述，每日深入茶坊酒肆，搜罗奇闻轶事，体察民众疾苦，寄意鬼怪花狐，写下了不朽名著《聊斋志异》。 王渔洋洞彻官场内幕，用8个字为蒲松龄指点迷津，成就了他的完名美节。王羲之未得为官三味，糊里糊涂进去，窝窝囊囊出来。一代书圣尚且如此，后世文人能不自警?魏晋遗风早已成为饭后的谈资，但它对一代书圣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却对后世为文、为官者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于浴贤.六朝赋述论[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125. (2)丁子予，汪楠.中国历代诗词名句鉴赏大辞典[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130. (3)刘茂辰，刘洪，刘杏.王羲之王献之全集笺证[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295. (4)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669. (5)雷颐.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38. (6)司徒博文.中国诗词名句鉴赏辞典[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71. (7)[清]石成金.传家宝：中国古代生活百科全书 (卷八) (下册)[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8)新编大学语文编委会.新编大学语文[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54. (9)刘晓华.吴山越水的民俗与旅游[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100. [作者简介]张丙辰( 1956 - )，男，河南孟州人，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院教师，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原载：《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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