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羲之《杂帖》

        《全晋文》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七所载王羲之、王献之杂帖共五百余则，其数量之多，在汉魏六朝诸家中尤为可观。杂帖为书信的一种，所道皆日常琐事，如“吊丧、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欧阳修全集?读魏晋法帖》)。《文心雕龙?书记》论述书信的写作特点时说：“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可见，书信旨在尽言达意，与收信人得到沟通，并借以抒发写信者积郁于心的真挚感情，表现其人的风度仪态，语言条贯明畅又从容随性。书信篇幅有长短之分，授受双方有亲疏之别，内容有广狭之异．杂帖作为亲友问互通近况的尺寸短书，堪称书信中的轻骑，具有简约快捷、真实亲切的特点，是我们研究写信者的第一手材料。
    前人对二王杂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书法鉴赏和语汇分析两方面。因王羲之父子是东晋大书法家，杂帖是其展现书法艺术的载体，又被称为“法帖”、“法书”．是被后世奉为法则以供学习的书法精品，代表作如《姨母帖》、《丧乱帖》、《快雪时晴帖》等。因杂帖多用当时口语、俗语写成，它又成为研究魏晋口语语汇的范本，如钱钟书就对其中“分张”、“消息”等俗语做过分析[1]。近年来，学者赵树功在研究中国尺牍文学史的基础上，从玄学思维角度对杂帖的美学特征进行研究[2]，突破了语言文字形式层，揭示了更深刻的文化内涵。目前学术界在王羲之人格及文风研究方面，对其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即玄儒双修的特质已达共识，成果颇丰，然而文章所引证的材料主要来自《世说新语》和《晋书?王羲之传》，只少量参以《杂帖》。笔者认为《杂帖》作为研究王羲之的珍贵材料，其价值尚未被充分发掘和利用，因此其人的内心世界尚未完全敞开。本文旨在通过具体分析王羲之《杂帖》①，全面了解他的政治立场、处世态度和情感世界，从而折射出他在东晋名士中的典型性。
    一、政治立场
    王羲之的政治活动主要在东晋穆帝永和年问。当时朝廷政局由两股势力左右，一方为居中枢的会稽王司马昱和殷浩，另一方为把握方镇重权的桓温，双方造成了紧张的荆扬对峙。“时殷浩与桓温不协，羲之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因以与浩书以戒之，浩不从。”(《晋书?王羲之传》)据笔者统计，《杂帖》中言及殷浩和桓温各16次，他们是出现最频繁的两个人物，可见他们在王羲之政治生活中的分量。王羲之反对殷浩北伐，“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观点可见《晋书?王羲之传》中所引《又遗浩书》、《又与会稽王笺》二书。后殷浩果为姚襄所败，桓温趁机废殷浩为庶人，扛起北伐大旗，树立威望，独揽大权。殷浩实为毫无政治才能的清谈误国之辈，。此辈宜柬之高阁，俟天下清定，然后议其所任耳!”(《世说新语?豪爽7》刘注引《汉晋春秋》庾翼语)王羲之对此十分清楚，在诸多《杂帖》中言及此事时，对他的咎由自取，深表遗憾，如：
    于殷必得速还，无复道路之忧；比者尚悬悒，得其去月书，省之悲慨也。
    王羲之对北伐的态度十分审慎。他反对殷浩北伐，并非出于门阀贵族的保守，而是认为殷浩不堪重任。相反，他对此前庾翼的北伐就寄予很大希望：“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进镇，东西齐举，想克定有期也。”只可惜这此行动由于宫廷变故，不了了之。桓温伐蜀和前两次北伐的胜利，在使其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臣的同时，也鼓舞了军心民心，整顿了东晋国势。《杂帖》中王羲之对他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虞义兴适送此，桓公摧寇，罔不如志，今以当平定。古人之美，不足比踪，使人叹慨，无以为喻。
    可见王羲之的政治立场以国家百姓的利益为准则，朝中无论谁人“破贼”、“摧寇”，都令他欢欣鼓舞。如下则《杂帖》就表明他对战事的关注：“适万石去月五日书为慰，寻得彭祖送万九日露版，再破贼，有所获。想足摧寇越逸之势，宜适许司农书为慰，无人未能得重，故向馀杭问。”
    他还有着济世救民的热肠，时时为百姓担忧，如《群凶帖》中所说：“群凶日夕云云，此使邺下一日为战场，极令人惆怅，岂复有庆年之乐耶?”又如《郡荒帖》、《断酒帖》、《增运帖》等可与《本传》中的《又遗尚书仆射谢安书》参看，均体现了他具体的政治主张。如开仓赈贷、复开漕运、修改刑法、禁酒节粮等。
    另外他还知人善任，如《杂帖》中他对苟、葛二人的品评就一针见血：
    羲之死罪：荀、葛各一国佐命宗巨，观其辙迹，实奇士也。然荀获讥於忧卒，意长恨恨，谓其弘济之心，宜被大道；诸葛经国迭治无问然，处事而无玷累，获全名於数代。至於建鼎足之势，未能忘已，所谓命世大才，以天下为心者，容得尔乎?前试论意，久欲呈，多疾愦愦，遂忘致，今送，愿因暇日，可垂试省，大期贤达兴废之道，不审谓粗得阡陌不?
    诸多《杂帖》还表明他不仅能识别人才，更能举荐人才：
    虞安吉者，昔与共事，当念之，今为殿中将军前过，云与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与足下为下寮，意其资可得小郡。
    他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丰富的政治才干。正如洪迈所评，他“操履见识，议论闳卓，当世亦少其比”(洪迈《容斋随笔》)。王羲之尤其反对“愦愦之政”，如《世说新语?言语》第70条记载他对谢安的劝戒：“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他主张统治者效法先王夏禹、周文王，勤政务实。王羲之在晋口碑极好，“以骨鲠称”，“清贵有鉴裁”(《晋书?王羲之传》)。时人皆赞其有风骨，如庾亮称“逸少国举”、殷中军道“逸少清贵人”、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人品往往与书品相通，作为书法家的王羲之，其笔势的“直”、“力”、“矫”等特质得到后世一致赏识。如“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晋书?王羲之传》)。唐太宗更是对王羲之书法爱不释手，并御撰史论，称其书艺如“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晋书?王羲之传论》)。元代书法家赵盂颊在《识王羲之<七月帖)》一文中称：“右将军王羲之，在晋以骨鲠称，激切恺直，不屑屑细行。议论人物，中其病常十之八九，与当道讽竦无所畏避，发粟赈饥，上疏争议，悉不阿党。凡所处分，轻重时宜，当为晋室第一流人品，奈何其名为能书所掩耶!书，心画也，万世之下，观其笔法正锋，腕力道劲，即同其人品。”赵孟颊对王羲之人品和书品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又对“书圣”之名掩盖其政治家身份颇感遗憾，实为的论!
    二、处世态度
    王羲之有政治家的才能、胆识和胸襟，却“直以抗怀物外，不为人役，故功名成就，无一可言”(洪迈《容斋随笔》)。如《晋书?王羲之传》所言：“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他的《与吏部郎谢万书》可视为“归隐之乐”的表白书，如“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问，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杂帖》中亦有大量对闲逸生活的描绘，可与之相参证。
    初人政坛的王羲之就在《报殷浩书》中表明自己“素无廊庙志”，从而婉拒护军之职，请命出使西蜀，他为何独向往蜀地，从他写给益州刺使周抚的二十七封书信，即《十七帖》中能得出结论：
    具彼土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岭、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於彼矣。
    蜀地山川奇丽，人文风物众多，且是“五斗米道”的发源地口]。这对“为逸民之怀久矣”，“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并且信奉“五斗米道”，好服食养生的王羲之来说，是块享受天伦的乐土。
    他生性率真，“笃不喜见客，笃不堪烦事，此自死不可化，而人理所重如此”。他渴望远离官场，“实望投老得尽田里骨肉之欢”，与志同道合之士共游，“必思与诸君一佳集，遗无益，快共为乐”。《杂帖》中关于围棋、清谈、论书画、游山水、置产业、修果园、服药、美食等生活细节的记载不胜枚举。据笔者统计，《杂帖》中有关“政事民生”与“闲情逸致”的内容比例相当，这说明王羲之人格具有“事功”与“隐逸”的两面性，且二者泾渭分明。他对“仕”与“隐”的关系认识清醒，做到在其位谋其政，不将二者混为一谈，因此“素无廊庙志”与“为逸民之怀久”并不妨碍他“忠著于上，义行于下”，为政“公平正直”，为“百姓之命倒悬”夙夜忧虑。辞官之后，他才放纵自我，发出“卒当以乐死”的感叹。《世说新语-言语》第69则就表明了他清高纯粹的隐逸态度。许玄度在刘真长家住宿，享受着“床帷新丽，饮食丰甘”的优厚物质条件，感叹“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真长的回答也隐隐流露出渴望自保，贪求富贵的思想。王羲之对二人言论表示不满，嘲讽说：“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王羲之玄儒兼修，又能对仕与隐的界限划分清楚，对那种既要高名又要享乐的圆滑处世不以为然。他的处世思想有着许、刘二人和更多标榜清高的东晋名士不可比拟的高度。
    三、情感世界
    《杂帖》除了反映王羲之政治立场上的正直严肃，处世态度上的闲适率真外，还有更多私人化真情实感的流露，展现了他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是前人王羲之研究中的盲点，也是《杂帖》最有价值的部分。
(一)病痛折磨抑郁感伤
    他的身体状况极差，特别是晚年各种疾病缠身。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无处不饱受病痛煎熬，服药、针灸均不见起色，反而“沈滞进退，体气肌肉便大损，忧怀甚深”，故帖中“赢”、“疾”、“衰”、“委顿”、“虚乏”、“劣劣”、“勿勿”等表身体状况的词语频繁出现，处处表明他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困境。其病况如：
    仆日弊而得此热，忽忽解日尔。力遣不具。
    吾胛痛剧，灸不得力，至患之，不得书，自力数字。
    又头痛甚。
    因为他生来就底子薄，“少尝患癫。一二年辄发动”(《太平御览》七百三十九引《语林》)，再加上贵族公子养尊处优的生活，使他不耐寒暑。但他的体弱多病更与服食引起的诸多副作用有关。如食谷引起腹泻、不消化。“断谷法”在早期道教典籍葛洪的《抱朴子?内篇》中可得到印证，其中《杂应》篇提到：“或先作美食极饱，乃服药以养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另外，道教修行所炼丹药中某些矿物质和药草成分，如“紫石散”、“橡屑”、“陟厘”，“劫樊”等物，虽“云服之令人仙”，“身轻，行动如飞也”，但长久服用若甘餐毒药，特别易对人体肠胃造成损伤。如王羲之就常感到“肠胃中一冷，不可……是以要春秋辄大起多，腹中不调适”。当时士林服药风气盛行，用致病源来治疗疾病，必然形成恶性循环。《杂帖》表明他身边的亲友也极“赖散力”，导致身体赢弱，如“袁妹极得石散力，然故不善佳，疾久尚忧之”。
    (二)死生大矣岂不痛哉
    服药是因为畏惧死亡，追求长生，但命运难以把握，生死问题始终困扰着魏晋士人。王羲之晚年疾病缠身，加上亲友疾病死亡的噩耗接踵而至，更使他忧郁感伤，生活阴影重重。叙离、问病、吊丧，构成王羲之《杂帖》中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好友许询的病逝和两个孙女的夭折，令他在痛苦中难以自拔。许询(玄度)在《杂帖》中出现了12次。频率仅次于殷、桓二人，可见他在王羲之心目中的位置。“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晋书-王羲之传》)许询与他志同道合，友情深笃。《杂帖》表明王羲之时时为对方生活状况牵肠挂肚：“迟(盼望)见玄度，今或以(已)在道”；“知玄度在彼，善悉也。无由见之，此何可言”。他为对方的病痛忧心忡忡：“未得安西问，玄度忽肿，至可忧虑。”当得知他不治而亡，更是痛心疾首：
    痛念玄度，立如志而更速祸．可惋可痛者!省君书，亦增酸。
    王羲之晚年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但他最疼爱的孙女夭折了，这件事对他打击沉重。《杂帖》中有六则发泄痛失孙女之情，文辞大同小异，反复致意，痛彻心扉，令人不忍卒读，如：
    延期官奴小女。并得暴痰。遂至不救，愍痛心，奈何!吾以西夕，至情所寄，唯在此等，以禁慰馀年，何意旬日之中，二孙天命?日夕左右．事在心日，痛之缠心，无复一至於此，可复如何!临纸咽塞。
    “情之所寄，唯在此等”与《世说新语?伤逝》中王戎丧子时。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感叹如出一辙。据统计，《杂帖》中“吊丧”之事涉及20余人，除许询、孙女等至亲之人外，尚有庾翼、桓云、道护、周嫂、贤弟等先他而去，因此帖中表伤痛之情的词汇尤其丰富，如“忧”106次、“痛”58次、“叹”51次、“哀”35次、“恨”30次、“伤”30次、“悲”21次、“慨”21次，另有“恻”、“怅”、“悼”、“怛”。“奈何”、“惋塞”、“茶毒”、“悬情”、“痛切心肝”、“五内若割”、“发言哽绝”、“绝笔猥咽”等等，不计其数，真令人触目伤心，而“欣”、“喜”、“快”、“乐”等词屈指可数，两类对比悬殊，他的痛苦心境可见一斑。
    (三)岁月流逝感其物化
    王羲之的身体状况和身边的人事变迁，使他对寒暑变化、时光流逝异常敏感。天气寒冷会令他疾病加重：“吾肿得此霖雨转剧，忧深，力不一一。”连日阴雨积寒会影响他的心情：“雪候既不已，寒甚盛，冬平可苦患，足下亦当不堪之，转复知问。”而恰到好处的雨量能滋润庄稼，且对身体有利，是为“快雨”：“向来快雨，想君佳，方得此雨为佳，深为欣嘉。”难得的一场大雪，会令他欣喜无比：“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从新年到岁尽，从入春徂暑，从秋节到寒冬，一年之中每逢节气。都会触动他的心弦，导致其悲喜无常，敏感脆弱：
    初月一日羲之白：忽然改年。新故之际，致叹至深，君亦同怀。
    他热爱自然，看重人情，渴望与亲友共享良辰美景，如《杂帖》所载，他与人相约“入月共至窟山看甘橘”，问友人：“九日当采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当晴不耳。”然而恶劣的天气和聚散的无常总令他感怀不已，如“今年此夏，节气至恶，当令人危”，“向遂大醉，乃不忆与足下别时，至家乃解，寻忆乖离，其为叹恨，言何能喻?聚散人理之常，亦复何云?唯愿足下保爱为上，以俟后期。”下则《杂帖》中浓厚的感情色彩就反映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不堪打击的痛苦：
    群从雕落将尽，馀年几何?而祸为至此!举目摧丧，不能自喻，且和方左右时务，公私所赖，一旦长逝，相为痛惜!岂惟骨肉之情?言及摧惋，永往奈何!
    同样，《世说新语?言语》第62条记载的谢安与王羲之关于中年、晚年心境的对话，对于了解王羲之晚年心态很有帮助。谢太傅对王右军感叹自己“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语意消沉。而历经人生种种变故后的王羲之，劝慰比自己年少17岁的谢安说：“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他开导谢安，让他放宽心，学会自我排遣，特别注意不要把这种坏心情传染给年轻人，这番言论可谓用心良苦。这与他给友人的一则《杂帖》可相互印证：“然吾老矣，馀愿未尽，唯在子辈耳，一旦哭之，垂尽之年，转无复理，此当何益?”疾病、衰老、死亡的威胁使他痛苦无比，但理智又促使他积极寻求精神解脱。
    “重情”与“超脱”的矛盾在魏晋名士身上具有典型性。名士们一方面以情反礼，率真任性，另一方面又以理节情，追求“雅量”。人的觉醒，首先在于心灵的复苏，感情的释放，《世说新语》中“王潆顾影自怜”，“王廒登山痛哭”的逸事，就表现了东晋名士重生、重情的一面。对生的留恋使名士们在痛苦中挣扎。执着于情感与超脱于现实是一对不可解决的矛盾，二者在冲突与调和问构成了思想的复杂性，王羲之同样如此。他对周围的一切倾注极大热情，如对国家、民生、亲友、自然，皆一往情深。因此他也为情所累。当他认识到“先日之欢，于今皆为哀苦”时，连老庄思想都无法使他解脱，“触事切人，处此而能令哀侧不经於心，殆空语耳”。妻死鼓盆式的达观实为虚妄的“空语”，从而对老庄玄学信仰产生怀疑：“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王羲之《兰亭集序》末段抒发的人生感慨一直是学者判断其作品真伪的依据。结合《杂帖》，可发现文中表现的思想正符合他的晚年心态，如文中云：“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这可与《杂帖》中“朝奄忽伤人怀，今年雕落可哀叹”，“当今人物眇然，而艰疾若此，令人短气”的感慨相互印证。
    四、王羲之在东晋名士中的典型性
    东晋名士思想具有玄、儒、佛、道(教)融合的多元化特色。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经由正始、竹林时期的激烈冲突，早已从对抗到走向调和。如《世说新语?文学》第18条中，阮宣子认为“老庄与圣教”“将无同”。郭象《庄子注》认为“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这深刻影响了文人的处世态度．特别是身处山明水秀的自然环境中的东晋名士，他们处世的常态是“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晋书?刘恢传》)。如王子猷(王羲之之子)作桓冲的骑兵参军，却不知自己身在何署，从不料理事务。甚至不知马的数目和生长状况，一味游山玩水，吟咏“西山朝来，致有爽气”(《世说新语?简傲11、13》)。他身上散发着浓郁的山林气息，是非常典型的风流名士。东晋玄学在理论上没有新建树。所谓“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世说新语?文学40》)，清谈活动审美化了，它成为显现名土高雅风度的一种生活方式。同时名士和名僧的交往频繁，促进了玄佛合流。如《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清谈家殷浩熟读佛经小品，僧人支道林讲《庄子》逍遥义“才藻新奇，花烂映发”，引来名流追捧，王羲之更是“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世说新语?文学36》)。佛法和道教则成为名士求得精神解脱和肉体长生的方式。当时佛法和五斗米道在社会上层很流行，信奉者很多，如“二郗(郗倍、郗昙兄弟)奉道，二何(何充、何辈兄弟)奉佛”(《世说新语?排调51》)、“阮思旷奉大法，敬信甚至”(《世说新语?尤悔11》)。王羲之思想中不仅有“玄儒兼修”、“玄佛合流”的时代特征，如前所述，他还深受“五斗米道”的影响。下则《杂帖》就透露了他的崇道思想：
    省示，知足下奉法转到胜理极此，此故荡涤尘垢，研遣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比之，殊诞谩如不言也。吾所奉设教意政同，但为形迹小异耳。方欲尽心此事，所以重增辞世之笃。今虽形系于俗，诚心终日，常在於此，足下试观其终。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