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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书家论草书

 悟道修行慧能 2013-10-31


                                              

    纵观中国书法史,宋代是继唐代以后又一个杰出的时代。宋代有大量名作名著传世,其尚意书风对后世影响很大。就草书而论,宋代成就也很卓著。如黄庭坚、蔡襄、米芾、赵佶、范成大等人皆擅草,姜夔、朱长文等人亦擅书学论著。宋代盛行理学,宋人研究问题,亦喜欢站在理性的角度去分析。对于草书也一样,他们的论述很实在,细细读来,看得见,摸得着,就像黑暗中亮起一盏明灯一样,跟着走不会错,可操作性非常强。

    比如,学习草书当从哪里入手?宋人明确指出,当从楷法入手。苏轼说:“书法备于正书,益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黄庭坚说:“欲学草书,须精真书,知下笔相背,则识草书法,不难工矣。”从楷法入手,是宋人学草的宝贵经验。然而,宋人所说的“备”和“精”,应该用怎样的尺度来把握?这里面有一个认识上的问题需要统一。比方说,古时历代名家大多是到了古稀之年,其楷书力作才能达到“人书俱老”的境界。如按此标准去衡量,我们大家岂不是都要到“行将就木”的时候,才能够有资格转入到草书学习阶段?显然,宋人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宋人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说,你要想学写草书,必先具备学草的条件,如果条件尚未具备,那么,你可以暂时不学。而这个条件,就是看你的“通晓楷书笔法”的程度怎么样,即黄庭坚所说的“知下笔相背”的程度怎么样。有了这个基础和条件,你才可以转而学习草书,这是学习草书的前提,如果你不懂得楷书就不行。但是,“备”和“精”,只是一个相对的标准,它并不存在绝对标准。欧阳修的学书方法是:“只日学草书,双日学真书,真书兼行,草书兼楷,十年不倦当得名。”欧阳修之说与苏、黄二人的说法,是不是很矛盾?一点也不矛盾。他们都十分肯定,学习草书须从楷书起步。不然的话,学习草书的方法和路子都会出现问题。

    那么,学习草书该从那儿下手呢?黄庭坚说:“今日欲学草书当求智永《千字文》。”我们知道,黄庭坚学习草书,是先入小草,后进大草的。智永草书墨迹本《千字文》,是一本正宗的小草范本。加上智永是王羲子嫡传七世孙,其笔法亦系王氏家法妙传。因此,从智永《千字文》下手,路子较为正确。那就是说,学习草书先要学小草(即独草),黄庭坚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在王羲之传人的基础上,入张旭、怀素一路大草,最终成为宋代草书的超级大师。从黄庭坚的草书传世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花气薰人帖》是独草,《李白忆旧游》、《诸上座》、《刘禹锡竹枝词》、《廉颇蔺相如列传帖》等是大草,均系他的中晚年成名作。黄山谷草书很讲究用笔,他的草书,不仅在宋代有极高的地位,而且在中国书法整个草书史上,也有着显赫的地位。

 学习草书和学习楷书一样,临帖是必不可少的。关于临帖,也有一个认识上的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在临帖中,无论“形”似、“神”似,还是“形神”俱得,站在书法意义上的“形似”、“神似”和“形神所得”,讲的都是“似”,而不是“是”。从字面上看,“似”是相像、类似的意思。因此,落实在临帖上的“似”和“得”,恐怕也只能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人却不是这样,他常常把别人临写出来的字,拿来与原帖一一对照,按照与原帖“一模一样”的标准,对别人进行评定。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苛刻的要求。关于这个问题,黄庭坚认为在临帖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一个怎么学和学什么的问题。他说:“《兰亭》虽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为准。譬如周公、孔子不能无小过,过而不害其聪明睿圣,所以为圣人。不善学者,即圣人之过处而学之,故蔽于一曲。”这个提法很大胆,难怪他的书法会有那么大的“叛逆”性。其实,黄庭坚并没有反叛传统,他只是主张在临帖过程中,要重在理解,切忌盲从。学写行书是如此,学写草书更是如此。草书之体,常常随字成形,随势成形,随意成形而千变万化。因此,过分的苛求“一模一样”是不应该的。此外,初学草书时,草书范本的选择也很有讲究。范成大说:“学书须观真迹,详见其先后笔势,轻重往复之法。若只看碑本,则惟得字画,全不见其笔法神气,终难精进。”这是因为,在墨迹本中,各种笔法技巧都交待得很充分,有利于初学者对帖的理解。而几经摹刻的碑本,原作的精神往往失之甚多,其中的笔墨奥秘,初学者又常常难于发觉,临写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宋人强调初时学书先要学帖本(墨迹本),不要学刻本(黑底白字)。

    草书作品的艺术空间,留给人们欣赏的是一种龙飞凤舞的、极为夸张的形象。据此,它也常常被人误解,致使某些人作草无视法度,姜夔对此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自唐以前多是独草,不过两字属连。累数十字而不断,号曰连绵、游丝,此虽出于古人,不足为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尝苟且。其相连处,特是引带。尝考其字,是点画处皆重,非点画处偶相引带,其笔皆轻。虽复变化多端,而未尝乱其法度。”然而,有些人似乎很天真。在他们想来,好像只要把字写得“快”了,写得连绵不断了,那一定就是草书了。其实,写得快和写得连绵,并不代表草书艺术的本质。宋人以为,“草书之体,如人坐卧行立、揖逊忿争、乘舟跃马、歌舞擘踊,一切变态,非苟然者”;宋人又以为“喜焉草书,怒焉草书,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宋人的论述,向我们揭示了草书艺术的真谛。草书贵“变”,贵寄“情”,贵用“心”来抒发和表达作者内在的情感,这是草书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书法创作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所谓有意识创作,是指作者在创作欲望的支配下,借用笔墨来抒情达意。所谓无意识创作,是指作者无明确创作欲望,凭自已的笔法技巧和特定心境一挥而就。在草书作品中,作者常常是以抒情为主的。然“信笔草草”和“随便涂抹”者,又何情之有?

    在草书作品中,各种“点”法的运用十分讲究。草书中的“点”是极其生动、活泼的,“以点代横”、“以点代捺”、“以点作草字符号”等手法,运用十分广泛,故有“无点不草书”之说。此外,草书线条通常又是曲多直少,以曲为主,特别忌讳横直分明。姜夔说:“横直多则字有积薪束苇之状,而无萧散之气。时参出之,斯为妙矣。”草书用笔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潇洒,事实上草书笔墨技巧很讲究。它不是一般的笔墨要求,而是一种受过严格训练的、富有书法艺术修养的、高度娴熟的笔墨技巧。姜夔说:草书“用笔有缓有急,有有锋,有无锋,有承接上文,有牵引下字,乍徐还疾,忽往复收。缓以效古,急以出奇;有锋以耀其精神,无锋以含其气味。”据此看来,草书用笔决不是“野马脱缰”。笔既要纵得出,又要擒得住,必须要有很强的把握能力和控制能力。草书的笔墨效果在线条上的反映是老辣,姜夔说,草书以笔老为贵,其笔“贵乎秾纤间出,血脉相连,筋骨老健,风神洒落,姿态备具”;又说,“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墨浓则笔滞,燥则笔枯,亦不可不知也”。

宋人的草书理论,对于我们每个喜爱草书艺术的人来说,都是能从中受到很大启发的。对于传统的草书艺术,我们一定要勤于学习,勤于实践。一定要注意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欣赏水准和审美层次。面对任何一件草书作品,我们都要像宋人那样,理性地去作研究和分析,不要轻易肯定和否定。而对于某些毫无艺术价值的、“低俗”的、“非艺术”的东西,则不应该盲目学习。朱长文说:“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强以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在学习草书这个问题上,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天道酬勤”,既是古训,又是真理。宋代的书法艺术家的学识修养和艺术天分都很高。他们或为思想家,或为诗人,或为金石学家,或为文学家,或为理论家。用“大学问”作底蕴来支撑书法艺术,应是我们的楷模。在中国书法奔向21世纪的今天,重温宋人的教导,对于新时期草书艺术的继承和创新,有着更深刻的意义。

     清 代 书 家 论 草书

        

    草书兴于汉代,初时为草隶,继而为章草,遂又成今草。它结构简略,体态多姿,使笔流畅,字势生动。它最能抒发作者思想情感,向为历代书家所重。清代,不但是金石学崛起的全盛时期,在书法和书学理论方面也有许多大名家,他们对草书学的研究很深。他们的高明见解,对清以后、特别是对今人的草书学习和创作,仍然影响深远。其中,朱履贞、包世臣、刘熙载、朱和羹、康有为、宋曹等一大批著名书家和学者,就草书入门、笔墨技巧及艺术审美方面,都有较为系统的论述,为我们从事草书学习和创作,提供了一把登堂入室的钥匙。

    对于草书,有人觉得它很玄,虽是喜欢,但却不敢随便问津。有人则认为它法无定则,似乎可以信手涂抹、随便为之。大多数人想学草书,但又苦于难以下手。

    学草究竟如何下手呢?朱履贞指出,学习草书必宗右军(王羲之)。但是,他又认为右军真迹失传,现存传世之作又几经转辗摹刻,笔画失之甚多,均不可靠。他以为,唐代孙过庭《书谱》墨迹,全法右军,是草书至宝。在谈及学草的具体方法时,朱履贞在《书法捷要》中说:“初学草书,但置帖于前面而画之,先尽其势,次求其笔,令心手相印,乃是捷径。”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学草书先写智永《千文》,过庭《书谱》千百过,尽得其使转顿挫之法,形质具矣,然后求性情;笔力足矣,然后求变化。”

 朱履贞、康有为在这里所讲的,是特指今草的学习方法。他们是主张学王羲之的,但王的真迹不传,要想得到王羲之的真传,只能通过临写其他优秀法帖来达到目的。他们认为,初学草书的人,一定要讲究范本的选择,并郑重其事地向人们推荐孙过庭的《书谱》和智永的《千字文》,作为草书入门的范本。《书谱》和《千字文》草书墨迹本,被历代书家公认为王羲之笔法真传。特别是陈、隋时期的著名书法家智永,是王羲之第七世孙,他的书法,妙传家法,是最靠得住的王羲之笔法真传。

 草书入门,临摹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但是,临摹很不容易,没有刻苦的学习精神是万万不行的。康有为更是说得明白,他强调临写要坚持做到“千百过”。什么叫“千百过”?“千百过”就是指要临写“千百遍”。这是何等境界!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能行吗?

 关于学草的具体方法和步骤,习草和习楷不同,初学草书的人,首先碰到的是“识草”的问题。你不识草字,不知道草字笔画之间的关系是怎么确立的,那就很难下笔。这就是朱履贞强调要“先尽其势”的道理所在。“次求其笔”,也是学习草书的关键。康有为提出,临帖要达到“尽得其使转顿挫之法”的程度。习草同习楷一样,一定要重视基本功训练。草书由楷演化而来,真正的笔法技巧,亦由楷法演化而来,这一点绝对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先尽其势,次求其笔,令心手相印”,是学习草书的三部曲,不少学成者,常坐以指画膝,卧以指画席,看似随便比划,其实是在做“先尽其势,次求其笔,令心手相印”的书空练习。这个方法,你不妨可以试试。

 刘熙载的《艺概》指出:“正书居静以治动,草书居动以治静。”“动”,是草书的主要矛盾方面。首先,草书用笔犹为使转流畅,其线条与线条之间、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惯以采取引带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动态美。其次,草书结体又常常趋于简括,大多偏旁部首的写法表现为画省而意存,采取了改变笔顺和符号化手法,以简易和流惯的手法来衬托它的动感美。再次,草书气势恢宏,给人以强烈的节奏美、韵律美。草书作品中的动和静是相互映衬的,也是相互共存的。它们之间的动静关系犹似大海的波涛一样,时而平静似镜,时而风急浪高,瞬息万变。所以,草书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动静关系,一定要注意“险夷结合”,既要敢于制造矛盾,又要善于解决矛盾,化险为夷。草书作品中的动和静的处理,不管是平静似镜也罢,惊涛骇浪也罢,都要注意静中寓动,动中寓静,互相转化,对立统一,这才是草书最具魅力的地方。

 初时的草书,因趋于急迫,其用笔会存在着不重视法度的问题。但是,成熟后的草书,特别是被誉为书法最高艺术的草书,对法度的要求就更为严厉了。然而,如何去认识和正视草书的法度问题,人们的看法往往不尽相同。关于这一点,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有十分精彩的论述。他说:“大令(王献之)草常一笔环转,如火筋划灰,不见起止。然精心探玩,其环转处悉具起伏顿挫,皆成点画之势。¨¨¨后人作草,心中之部分,既无定则,毫端之转换,又复卤莽,任笔为体,脚忙手乱,形质尚不具备,更何从说到性情乎!盖必点画寓使转之中,即性情发形质之内,望其体势,肄逸飘忽,几不复可辨识。而节节换笔,笔心皆行画中,与真书无异。”他的这一论述,阐明了草书法度的严肃性,批评了那些不重视草书法度、信笔涂鸦、任笔草草的人。他提示人们要以古人为榜样,在学习草书的时候,要明确“源”和“流”的关系,倍加重视草书法度。对此,冯班在《钝吟书要》中颇有感慨说:“古人醉时作狂草,细看无一失笔,平日功夫细也。”初学草书的人,一定要记住清人的忠告。

    草书用笔贵在虚实相兼。什么是草书的“虚、实”?说起来似乎很神秘,令人很难把握。其实,细细想来也不难体会。比如,凡到过黄山的人,都对黄山的云雾感兴趣。黄山的云雾,时而像瀑布,时而像急湍,时而像轻絮,时而像帏帐。这种“雾来山不见,雾散山万重”的时隐时现的现象,就是生活中的虚实并见所在。引伸到草书艺术中去也一样,草书中的繁与简、大与小、重与轻、粗与细、疏与密、续与断、放与收、擒与纵、曲与直、方与圆、浓与淡、燥与润等,都可以充分体现这种虚实关系的存在。一句话,草书贵在“变化”,虚实所现即“变化”所致。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说:“笔不虚,则欠圆脱;笔不实,则欠沉着。专用虚笔,似乎油滑;仅用实笔,又形滞笨。虚实并见,即虚实相生。书家秘法,妙在能合,神在能离。离合之间,神妙出焉,此虚实兼到之谓也。”这就是说,草书须精于用笔,虚实之间要讲究整体的艺术效果,仅以某种单一的用笔方法来写草书是万万不行的。

 关于草书的行笔速度问题,一般说来,在楷则慢,在草则快。其实,草书的行笔速度也是快慢相间的,它的运笔的节奏感非常强烈。宋曹在《书法约言》中有这样一段话:“然草书贵通畅,下墨易于疾,疾时须令少缓,缓以仿古,疾以出奇,或敛束相抱,或婆娑四垂,或阴森而高举,或脱落而参差,勿往复收,乍断复连,承上生下,恋子顾母,种种笔法,如人坐卧、行立、奔趋、揖让、歌舞、擘踊、醉狂、颠伏,各尽其态,方为有得。”

 草书结体,亦十分讲究“变”。草书结体的“变”,突出地表现在“偏”字上。而这个“偏”,恰恰又贵在能“偏正结合”和“险夷结合”上面。这好比漫画大师笔下的人物肖像,画的虽是同一张脸,但却要画出“喜、怒、哀、乐”的种种神态来。刘熙载说:“草书结体贵偏而得中。偏如上有偏高偏低,下有偏长偏短,两旁有偏争偏让皆是。”所谓“偏而得中”,就是指要善于化险为夷。刘熙载又说:“草书尤重笔力。盖草势尚险,凡物险者易颠,非具有大力,奚以固之?”这就是说草书既要出奇制胜,又要做到“和而不违”。敢不敢于“尚险”,善不善于“尚险”,能不能在大胆作险之后又能及时护险和化险为夷,那是十分关键的事。一味作险会使人惊骇,过于平稳又会使人乏味。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好这个“尺度”,这需要靠学识修养来扶持。

 清代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其间所涌现的一些著名书家、书学理论家,他们的学识修养和艺术天赋都很高。他们的艺术成就,对清以后乃至当代人的书法学习和创作,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历史上传承下来的草书论著虽然也不少,但是,相对而论,有些年代太久远,与当代人相比,在审美观念方面可能会有不少差异性。所以,相对来说清代人的思想和理论与我们比较接近,加上清代人留下来的草书墨迹也比较多,这对我们学习和研究草书艺术,是最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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