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援会：日本政治家的“选举利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朱晓琦 在日本的政治选举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现象：在议员选举时，选民不以候选人的政策主张、所属政党为主要关注，而出于对某一候选人的人品与能力的信赖固定投票给某一候选人的现象长期存在。这些固定投票给某一政治家的选民，往往就是政治家后援会的成员。 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家后援会中，既有以政治家的名字命名的后援会，如小泉纯一郎的“东泉会”，也有根据政党、地区名称命名的后援会，如“公明党四国后援会”。在日本，几乎每一个当选议员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于后援会组织。作为政治家“选举利器”，后援会已经成为日本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一、什么是“政治家后援会”？ 根据齐乃宽、王振锁先生的研究，政治家后援会是政治家个人为了开展竞选活动、筹集从事政治活动所必需的资金和选票而直接组织的支持者的团体。事实上，这种说法只对政治家建立后援会的目的进行了笼统的概括，还不能构成一个内涵明确、外延清晰的定义。 相比之下，日本学者福冈政行对于后援会的界定更加清晰：政治家后援会是议员和议员候选人在自己的选区（一般是其家乡）为展开竞选、直接网罗支持者而以家族为轴心，以姻亲、近邻集团、同行业工会等血缘、地缘的人脉为媒介，建立起来的培养、维持、扩大票源的组织。这个定义不仅指出了后援会产生的原因，还涉及了会员组织的基本特征，对后援会的定义更为清晰和明确。 二、战后日本政治家后援会的发展 政治家后援会在近代日本政治选举中业已出现，但在当时“天皇权力高于一切”的君主立宪政体下，三权分立严重失衡，后援会在政治选举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二战结束以后，经过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革，日本重新确立了选举制度，政治家后援会得以再生与发展。 战后日本政治家后援会的最初形态，最早可以追溯至1946年中曾根康弘在家乡组织的“青云塾”。但在当时，它只是由一些刚刚步入政界的新人与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者”联合而成的团体，是新人步入政界的主要依靠力量。这与后来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后援会相比，在组织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旧的社会秩序解体、新的选举制度产生给当时的日本政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传统集团主义文化影响的议员候选人为了赢得选举，更加渴望找到自己的支持力量、自己的政治“家元”。为此，他们一方面加入政党的某一个派阀，另一方面则大力发展个人的后援会组织，并将后援会作为竞选获胜的最根本保障。集团主义文化为政治家后援会的形成构建了牢固的文化心理基础。在1958年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中，自民党候选人首先发起了个人后援会。随后，社会党的议员候选人也开始组织后援会。到1963年地方选举时，地方议会候选人也都纷纷效仿。自此之后，政治家的后援会不断发展，其组织性、系统性日益增强，形成了日本选举政治中的一大特色。 如果说早期政治家后援会的主要活动只是集中在城市与农村的结合地带（即中小城镇）的话，那么此后政治家后援会组织开始遍及全国各地，成为各位议员和议员候选人最有力的集票组织。据统计，在1990年大选中，后援会成员的选票占自民党全部得票的64.7%，社会党为17.1%，公明党为7.9%。 在战后几十年里，政治家后援会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它建立起了政治家与选民之间沟通的渠道，成为民意下情上达的有效途径。无论是踌躇满志首次参选的议员候选人，还是谋求连选连任的现任议员，为了在选举中获胜，都积极努力地了解选民的诉求，并通过提出议案的方式不断为选民争取利益。组织程度高、稳定性强的政治家后援会，为选民表达其诉求建立了通畅的渠道，使得选民的意愿能够通过当选议员在政策层面得到表达。 另一方面，政治家后援会也导致部分国会议员将地方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助长了政治腐败。以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为例，尽管田中角荣是由新潟三区选出的众议院议员，但作为国会议员，国家利益应当是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然而，为了报答新潟三区的选民对自己的支持，田中角荣大力在中央为自己的选区争取公共投资。除了正常的公共设施建设以外，甚至不断地将新潟县的县级道路、所属町、村的道路提升规格、按照国道的标准全面铺设与改建。其结果是，新潟县内的高速道路为八车道，而毗邻的长野县内高速公路却是四车道，导致了资源的地区分配不均与浪费现象。与此同时，为了筹集后援会运转所需的高额费用，很多政治家通过各种手段寻求政治资金，甚至与一些企业建立密切关系、接受企业的政治献金与贿赂，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为个别企业谋取利益，金权政治由此产生。 三、日本传统文化与政治家后援会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观察，作为战后日本出现的独具特色的组织，政治家后援会集中体现了日本社会的集团主义精神。 受到传统的“家元”文化的影响，日本社会形成了以群体为本的传统观念，始终潜在着集团意识。与同样是亚洲或者说东亚的其他国家的观念相比，日本人更加强调的是集团的重要性。在这种潜意识的影响下，日本人擅长同身边的人组成关系群体。只要有共同的体验，就可以成立组织并成为其中的一员。战后日本竞选政治的发展，一方面使得支持同一候选人的选民能够有机会组成新的政治群体；另一方面，政治家也认识到了组建自己的选举集团的重要性、迫切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家的后援会作为一种新的“群体”得以产生并不断发展，并体现出了集团主义的相互协作、高度忠诚等特征。 （一）相互协作 一般来说，集团协作主要体现在团队之中每个个体的相互配合上。在政治家后援会的具体运作中，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政治家后援会中，相互协作不仅体现在政治家和后援会成员之间，还体现在后援会各层组织的关系上。首先，在政治家与后援会成员之间形成了和谐的协作关系。在后援会组织中，一方面，政治家为后援会成员提供了各种照顾和贴心的服务；另一方面，后援会成员也建立了对政治家的高度信任，在选举中将选票投给该政治家——通过各司其职，政治家获得了稳定的票源和资金支持，后援会成员找到了下情上达的窗口、利益表达的代言人。其次，在后援会的各层组织之间，也建立了完善的协作机制。 以福田赳夫后援会为例，其本部设在东京虎门，在选区群马县广泛地建有支部，而且还在大阪、名古屋、京都等地的400多家企业中设有分支机构，可谓机构众多。平日里，各个机构能在本部的统筹安排下有条不紊地开展各种活动，为加强后援会的力量积极运作；大选前夕，各机构更能够通过密切配合，协调福田在全国各地的助选活动，令其达到最佳效果。可以说，在福田当选自民党总裁乃至内阁总理大臣的过程中，其个人后援会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可见，在政治家后援会的运作过程中，政治家和后援会成员之间、后援会各层组织之间都表现出了强烈的集团协作理念。 （二）高度忠诚 在政治家的后援会组织中，集团主义不仅体现在会员之间的相互协作方面，还表现为后援会成员对政治家的高度忠诚。 1、忠于政治家本人 通过候选人的后援会组织，选民从候选人那里获得了关照，久而久之便产生了在选举中支持该候选人的强烈义务感，建立了对他的高度忠诚。 1983年田中角荣因“洛克希德案”被判有罪，1985年又因脑血栓而病倒，无法继续参加国会活动。然而，这些情况并没有影响后援会对田中的支持。直到1990年他正式辞去国会议员职务为止，田中角荣仍旧连续数年以最高票数当选为国会议员，在这中间正是后援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文化传统上看，后援会成员对于政治家的情感类似于封建时代武士对“主君”的忠诚，不是用贿赂就可以轻易买到的。以这种高度忠诚为基础，尽管政治家后援会不是正式的助选机构，但它以情感为纽带的组织架构却非常牢固。即使候选人在政治上遭受了巨大的打击、甚至犯了致命的错误，后援会成员仍然会义无反顾地支持他们的候选人。田中角荣的例子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2、支持“二世议员” 后援会成员的高度忠诚，不仅表现为对政治家本人的无条件支持，还表现在对其继承人——“二世议员”的支持上。 在组织后援会的政治家退出政界或去世以后，其后援会成员的首要选择往往不是转投其他议员的后援会组织，而是继续推举、支持其后代或其他亲属当选为国会议员，表现出了对政治家忠诚的高度延续性。一般来说，只要政治家的继任者能够继续同后援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就会同他们的父辈一样，得到后援会成员的信赖和忠诚，并获得他们的无条件支持。久而久之，以“后援会”为核心的政治家个人的人脉关系网络，俗称“地盘”（ジバン），就和“看板”、“荷包”一起，成为现代日本议员当选的三大要素。正因如此，政治家的子女或亲属往往会“继承”亲人的后援会等“政治遗产”，并以此为基础展开政治活动，从而导致了“二世议员”在日本政界的大量出现。在当代日本，桥本龙太郎、小泽一郎、河野洋平、羽田孜、田中真纪子、安倍晋三等就是在继承亲人选举地盘等政治资源的基础上相继登上日本政治舞台的。 由此可见，战后日本竞选政治中大量出现的后援会组织，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群体”组织，不仅在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协作、密切配合，还对政治家本人及“二世议员”怀有高度的忠诚，充分体现了“集团主义”这一传统政治文化特征。 四、小结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的政治家后援会蓬勃发展，成为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但也导致部分国会议员将地方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助长了政治腐败，成为日本政治发展的双刃剑。 正是日本传统的集团主义文化赋予了政治家后援会顽强的生命力。尽管经历了1994年的政治制度改革，后援会组织并没有如制度设计者所预想的那样被削弱甚至消除，而是在动荡与调整中保持了长期的发展。作为联系政治家与选民的纽带，政治家后援会未来仍将活跃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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