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张玮《古船》赏析

《古船》（载《当代》一九八六年第五期）的出现是一个奇迹，它几乎是在人们缺乏心理准备和预感的情势下骤然出世的。就象从芦青河中捞出那条伤痕斑驳的古船一样，小说陡然撕开并不久远的历史幕布，挖掘着人们貌似熟悉其实陌生的沉埋的真实--人的真实；同时，又象那个神秘可怕的“铅桶”下落不明一样，小说揭示了隐伏在当代生活中的精神魔障；当然，小说也有自己的理想之光，它要骑上那匹象征人性和人道光辉的大红马，尝试寻求当代人和民族振兴的出路。由于它是一部如此奇异的作品，读者和评论者在片刻的惶惑后无不为之轻轻战栗继而陷入绵长的深思。

　　时间冲刷着记忆，时间淡漠着噩梦，为了维持现实的平衡，健忘似乎已经变成人类抚慰自我的一种惰性。在安定而又浮华，自信却又骚动的今天，我们民族的注意力正被另一些重大的东西吸摄而去，大多数人已很少深究往日的血痕，生命的苦难与今天的存在之间具有怎样内在的精神联结。他们生活于“现在”，便也专注于“现在”。然而，充满智慧和痛苦的青年作家张炜，决不是一个乐观的健忘者。他超出自己的年龄所限，比平常人更敏锐地感受到：罪与恶的影子并未远遁以至根绝，它依然是困累现实生命的潜在因素，在肉眼达不到的处所，他瞪视着并且发现几千年的精神对抗的历史并没有终结，捆缚着人性的枷锁也并未锈蚀。他深深地懂得，今天每个活着的人及其各种心态，都是历史的得意之作，因而都是民族精神发展史上的“中继点”。既然我们的民族曾经穿越了如此严酷的大伤痛、大恐惧、大熬煎，那么重新踏进这苦难看个究竟，回过头来研诘苦难与现实与变革的连结，就是一个富于良知的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也许，《古船》震撼力的全部秘密在于，张炜不但要帮助人们恢复“记忆”，而且是以自己的身与心、感觉与理性、反省与忏悔来重新铸造“记忆”，并且与当代人的困境联系起来。这位作家性格执拗不甘心于接受既有的现成结论，一切要用艺术家无畏的甚至有些偏执的眼光来审度；这位作家野心太大，在这部记载洼狸镇四十年风云的、近三十万言的长篇里，他不但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聚合，而且把洼狸镇与世界衔接，让纵的“古船”与横的“星球大战”同呈并现；他直面历史，不惮纷繁，历叙土改、合作化、大跃进、“文化革命”、初期经济改革的种种史情，而真正的鹄的是撩起历史，镌刻一座民族心史的碑碣。毕竟，这工程是太棘手也太浩大了，作者虽尽心尽力，看来仍留下若干缺憾和难以克服的自我矛盾，有时，甚至极深刻的发现与颇肤浅的幻象糅合在一起。但是，环顾今日文坛，能以如此气魄雄心探究民族灵魂历程（主要是中国农民的）、能以如此强烈激情拥抱现实经济改革，又能达到如此历史深度的长篇巨制，实属罕见。所以，我把它称作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的碑石。

毫无疑问，在《古船》的繁复结构和众多人物中，处于举足轻重位置的，最能体现作家的社会改革理想和人的理想的，是隋抱朴了。如果《古船》贯穿着一个从人之长夜向光明境界的超升过程，那么抱朴（还有他的另一个抗辩的影子见素）痛苦的精神探索历程就是它的轴线。要进入《古船》的艺术之门，他就是那把钥匙。隋抱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在我看来，他固然有农民的身份和体魄，却跳动着一颗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和内省的心灵。倘若天下平绥，作为隋门长子，他的前途不过是接过父亲的帐本，做一个开明的“少东家”罢啦。但是，一场接一场阶级斗争或人为斗争的狂风骤雨，使他命运突变，从“家富人宁”，坠落到比普通农民更不堪的卑贱的底层。这可真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家亡人散各奔腾”！这一骤变不啻是他人生路途上的“大地震”。他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和惨剧就更骇人。他幼年即从父接受儒道互补的文化，铭记“仁者，爱人”，不料先是眼见父亲血尽而逝，继而目睹继母茴子服毒自焚的惨怖一幕，那“罪恶的火蛇”嵌入他潜意识的深层，使他“眼前一团漆黑”。少年抱朴，初初发蒙，的确遇到了太多的撕杀和血渍。那门板上撕裂的，五条牛扯碎的，深坑里掩埋的，乱棒下僵仆的，大树上捆绑的，不都是生灵吗？淤积的血使他喘不过气来，无尽的噩梦震裂了他的灵魂。他痛苦地呼号：“苦难啊，快离开洼狸镇吧，越快越好”，他悚惧地说：“最可怕的不是山崩地陷，是人本身”。几十年来他总耽心被人“干掉”，“唯恐有人记起我来”；他看过太多妇女的加倍惨剧，在掩埋前妻桂桂时，他挖了又挖，“深深地埋！”--这实为震碎肝胆之笔！他把直接间接的罪愆和苦难汇聚集纳于一身，全都背起来，象背沉重的十字架。当我们看着这个铅铸似的，永远把后背展露给人，抱着小木勺，呆坐在老磨屋木凳上的“石雕”时，真禁不住要轻轻哼起：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

　　他的灵魂深处很不平安。他一面自谴：“我是老隋家的一个罪人哪！”，老隋家的颓败，弟弟妹妹的“只有爱情，没有婚姻”，每个善良生命的殒落，他全算到自己帐上。另一方面，尽管他极力自我压抑灵与肉的冲突照样在他灵魂中格斗，作为生存之欲中难以克服的情欲，照样烧灼着他，他在蓖麻林中“扑向”心爱的小葵，暴雨之夜跳进小葵家的窗户，让两个生命在一瞬间尽情燃烧。他还有延续生命的渴望，既恐惧又希望小累累是自己的骨血。当然，生命的本能带给他的是更深的悔恨，他怕死去的“兆路的一双眼”。由于他的诚笃善良，他在洼狸镇人心目中享有信任，但他却又拒不出任技术员，似有绝圣弃智绝权弃欲之淡泊；粉丝厂两次“倒缸”，尽管赵多多很可恶，他仍自告奋勇“扶缸”，那慈悲的胸怀和赎罪的动机不言而喻。他说：“我不是恨哪一个人，我是恨整个的苦难、残忍！”显然地，他是作者忏悔意识的化身和象征。

　

作家张炜

　　应该说，抱朴确有与民族共忏悔的精神，他的诅咒“苦难”并不简单是从反对阶级斗争这个角度出发，而是企图站到人的争取自由境界、人的自我完善的更高、更浩渺的生命意识的高度上。他说：“一个人千万不能把过生活看成自己个人的事”，又说“人为自己拚抢，洼狸镇就摆脱不了苦难，就有没完没了的怨恨”。但是，他的忏悔和拯救之道，实在带有抽象化的人道精神和“理想化”的虚幻色彩。我们只能说，他的忏悔是东方式的含有禁欲色彩的忏悔。所以，我不大赞同使用“原罪”一词。如果说，在小说前半部分抱朴的形象不失其饱满厚实，那么愈到后来，虚浮的理念就愈是削弱着他的艺术形象的生命。作者通过他的钻研《共产党宣言》，试图刻划一个初具共产主义理想的农村新人，但在我看来，他更象一个怀抱大仁大爱的人道主义者。从他的言动来看，在爱、欲、生、死、罪、罚上，他的拯救灵魂之路是自我克制，自我修养，自我否定，自我忏悔，自我牺牲。其核心是抑制欲望，发扬仁爱。我想，同样是“爱”，有仁爱，有宗教之爱，有解放全人类的爱……，抱朴属于哪一种呢？人的欲望同样复杂，欲望的释放未必一定会导致“厮杀”的泛滥。见素创立“洼狸大商店”，不可否认有私欲、贪欲成份，结果抱朴的“手突然抖个不停”，“匾额终于没有写成”。这样的“欲”一定该“灭”该“抑”吗？抱朴与小葵的爱，既有情爱也有情欲，抱朴却忏悔不已。这究竟有利于生命力的创造，还是窒息生命力的燃烧？当然，我不是说抱朴的为人之道等同于作者指给我们的为之人道。作家对抱朴既隐含着批评，又寄托着深爱和希望。但象抱朴这样的“静修”，能否真正顿悟“宣言”，成为真正的新人，却令人担心。他会不会一遇到改革的严酷的现实又象铅铸似的沉默或“怯病”复发了呢？不能不说，“忍耐吧！”--这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忍从”给抱朴的性格投上了一抹阴影。我以为，这是作家自身的深刻矛盾的反映，这矛盾不但笼罩抱朴，而且在阶级斗争，经济变革的描写上都有烙痕。

　　与抱朴对抗的主要是见素，这既是一个独立的形象，又是抱朴的对峙的影子。作为人，他们各自独立；作为痛苦的精神探索，他们其实是一个人的两面，如影随形，须臾难离。我这样说，是深感抱朴和见素都有种形而上的象征意味，仿佛一个代表人性中“求爱的欲望”，一个代表人性中“魔性的欲望”（汤因比用语）。顺便指出，《古船》的主要人物确有“轮回”和“重现”的“宿命”意味，这“宿命”并非故作迷信的谶纬，而是文学神秘感的显现，且有生活依据。如：抱朴是父亲隋迎之的脱影（梦红马，后来也算帐），见素是叔父隋不召的脱影（喜闯荡，吸引女性，不羁的灵魂），含章则是茴子的脱影，那把曾由茴子抓起的剪刀，终经含章之手刺进宗族代表赵炳的腹腔。其它如备受抑压、畸形发展的李家的李知常之于李其生；又如赵家的二槐之于多多。这类隐形的嬗变，不可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读《古船》，很容易把见素仅仅看作一个被痛苦扼住咽喉，几近迷狂，充满狭隘家族意识的复仇化身的。复仇和报应，也的确是他灵魂的火药库。仇恨煎熬得他脸色苍白，“我要夺回粉丝大厂”的欲望咬噬着他，以至身患“阳狂”，处于精神分裂和癫痫之中。抱朴“扶缸”，他却要制造“倒缸”；抱朴支持李知常安装“变速轮”，他却眼露凶光，威逼停止安装。他有个永久的疑问，那就是弄清母亲是怎么死的。他的仇恨太强烈了，以至卷向抱朴，恨他一天到晚坐在“活棺材”（老磨屋）里不动。这个人似旋风，如烈焰，他的贯穿线是行动、行动、再行动！他不停地熬夜“算帐”，阿拉伯数字象毛茸茸的兽，咬进他的皮肉，甚至在梦中，那锈蚀的砍刀也会飞起来，砍中赵多多的喉头。我们由此看到的似乎是恶与恶的拚杀。抱朴显然把这一切全归之于“撕来撕去”的争斗，因为，“你（见素）有过份的私欲”。但是，冷静下来看，这又何尝只是恶与恶的拚杀呢？小说第七章“兄弟夜话”，两个男子汉倾吐积郁，有多少力度！见素说：“人们只看到我们还活着，就没人想一想我们是怎么活的！”他向封建专制残余的“血统论”，向扼杀人性的“恶”，喊出了愤怒的反抗之声！在这里，我真难以分辨抱朴的忍从和见素的狂嘶，哪一个更有力量。这叫“私欲”，那么它是人的觉醒还是人的沦落？赵多多最后是“自我爆炸”了，不然，抱朴忍从，见素又患“绝症”，赵炳如山一般稳固，我们该到哪里去寻找不带一丁点儿“私欲”和“恶”的力量来制服赵多多呢？抱朴既不愿与赵多多--赵炳对抗，自己拿不出什么象样的行动，又站在“彼岸”责备见素狭隘过激，那么要问：抱朴打算把推倒赵多多们的重担留给谁去挑呢？我很留心抱朴在书中与赵多多、赵炳的接触和态度，遗憾的是，作者似在有意绕避。只能从字缝中查出，对赵多多恶言的挑衅，他报以默然不语；对赵炳作出小葵改嫁跛四的决定，这刺向他情感深处的一击，他也不过徒唤奈何而已。当然，见素的家族意识是不值得肯定的，在这一点上他并不比他的对手们高多少；但他强烈的恢复人的尊严的意向和发展商品经济的雄心，又在改变洼狸镇的稳态结构上起到了实际的瓦解作用。抱朴一再强调“粉丝大厂不姓隋，它是大家的”，表现出更宽广的胸怀和高远的目光，在这一点上他超越和否定了见素；但他忍从，不敢行动，缺少社会实践这个重要环节，因而他终究又是空想的、软弱的。他还没有达到如鲁迅先生所说，敢想、敢说、敢作、敢当的“革新的破坏者”。如果说作为行动者的见素和作为忏悔者的抱朴，是两个“力”，究竟谁在推动生活前进上“力”更大些呢？这是一个悖论，实际是“恶”和“善”的两难困境。我一直疑心，也许在最初构思中抱朴和见素是一个人，作家无法调和“魔性的贪欲”与“求爱的善欲”的冲突，便把他们分解了。抱朴后来接过了弟弟的帐本，这是比他的大量宣言更有力的举动，但我们仍有理由指出他做得太少了。不过，从见素到抱朴，作为否定之否定的更高人生境界的攀登，我们强烈感受到作家上下求索理想人格和理想改革家的巨大热情和急切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