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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
2013-11-05
图：“给力”是个日语“外来语”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两个时期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唐代，一个是近代。唐朝时，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直至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有了自己的文字，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日本人心目中的“真名”）之变体。到了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姑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而言，日本反倒成了汉语的输出国。东瀛“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也大量“倒流”回中文里，成为国人日常用语的重要来源与组成部分。 近代由日本输入的汉语词汇，叫做日语“外来语”。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等，有70％竞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用汉字对西方相应词语的对译，原封不动地输入中国后，便在汉语里落地生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的概念、词汇等，竟大都是日本这个昔日的“学生”捣鼓出来的。平心而论，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张不开嘴。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诸如此类的词汇相继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它们迅速取代了当时颇为权威的“严译”（严复所译）术语。在这些涵盖各类学科的新词汇中，有的是日本“自造”的，有的则是旧瓶装新酒，赋予原有汉字以全新的内涵。中国乐得坐享其成，就顺手牵羊地拿过来借用，省得自己再去冥思苦想地翻译了。这无疑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促进了其全方位的裂变，为中国现代化运动奠定了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上世纪初叶从日本“返销”回来的日语“外来语”，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此外还有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食堂、公社、写真、空港、给力等，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一千多年前，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潮水般地涌入日本，造就了东瀛倭国的书面语言。一千多年后，日本大量地使用汉字和汉语词汇去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和术语。这些出自日本学者之手的汉字译文，在清末民初又大举登陆中国。现代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语”，基本属于名词类。名词本身又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可见、可感、可触的具体事物、场景，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即所谓的具象名词；一类是学术用语和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科学、文化等，即所谓的抽象名词。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兼而有之。仅以今天仍在使用的具象名词“电话”和“俱乐部”为例。“电话”是日本人“硬造”的一个汉语词汇，用来意译英文的“telephone”。当初，中国人自己对这个英文词汇音译为“德律风”。在一段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两种叫法通用并存。但后来，“德律风”逐渐招架不住，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关于这两个译名，忘了在什么地方曾读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话说上世纪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状况，鲁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说到“电话”时，特意加以注释：“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语输入中国的漫漫历程。而“俱乐部”则是日本人对英文“Club” 的音译。这几个汉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绝佳的选择，所以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没有站住脚，被逐渐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国曾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后来终被“霍乱”所取代。 在与汉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原有的日语中，具象名词很丰富，对种种具体事物也都有颇为精准的命名，但抽象名词却极不发达。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当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抽象思维的，因而也就不会有大量的概念产生。只是在与汉语遭遇之后，众多的抽象名词才进入日本原有的语言中。汉语中的种种具象名词，例如山、川、草、木、日、月、云、雾，等等，虽然也传入了日本，但日本人仍然坚持按照自己原有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是为“训读”；而像汉语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经济、风流、文学这类抽象名词，因日语中原本没有相应的词汇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汉语的发音来读，是为“音读”。 到了近代，日本开始用汉语抽象名词去翻译西方的一些概念。例如，用“经济”译“economy”，用“自然”译“nature”，用“文学”译“literaure”等。这些汉字原本是从中国引进的，但传入日本后其含义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些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若想落地生根，不可能保持原汁原味，一成不变。即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当的两个民族之间，都有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更何况文明程度迥然有异的中国和日本了。那些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抽象名词移栽东瀛后，其原意必然会发生某种变异。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原指“经世济俗”、“治国平天下”。但传入日本后，其含义则变得狭窄起来，被用来专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等。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原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力有所不逮。但传入日本后，却被赋予了“偶然”、“万一”、“意外”等含义。 还有一些词，在汉语中原本只用于某些很具象的场合，并无明显的抽象意义，但传入日本后词义则逐渐变得抽象起来。例如，现代汉语中的“社会”是一个抽象名词，是日本学人对英语“society” 一词的翻译。但在古汉语中，“社会”却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词，特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这个词传入日本后慢慢发生了变异。到了江户时代末期，开始将以教会为中心的社团、教派称作“社会”，赋予了这个词一定的抽象意义。 日本人用汉字翻译西方的词汇，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接受汉语中已有的译法。日本现代学者在论及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往往不忘提及利玛窦、徐光启、莫里逊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参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术语，正是当初这些在中国的洋人传教士与其中国合作者共同创造的译法。据日本学者考证，至少“数学”、“理论”、“银行”、“保险”、“批评”、“电气”这些词汇，属于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如果把它们也纳入日语“外来语”之列，显然是不正确的。 第二种情况，是对汉语词汇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充当西文概念的译语。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词汇很多。例如革命、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阶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均属此列。将汉语词汇的含义抽象化，是常见的一种做法。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然而当日本学人将其作为英文“class”的译语后，便把它大大地抽象化了。另外一种做法是将汉语词汇的原意缩小，仅取其中某一部分来对译西文概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的原意十分宽泛，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文献，都属“文学”之列，在汉唐时期，“文学”甚至还是一种官职。而当日本人用“文学”来翻译英文的“literature”时，则仅取其很小的一部分含义。还有一种做法，便是对汉语词汇仅假其字而不取其义，甚至赋予一种与其原意截然相反的涵义。例如“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当日本学人用以翻译英文“democracy”时，便令其表达了一种与原意相去甚远的概念。 第三种方式，是新造汉语词汇。面对西文概念，在现有汉语中实在找不出合适的对应词时，日本学人便用汉字组成新词。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西文译语不在少数。在具象名词中，“电话”便属于这种类型。抽象名词中的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美学等，亦属此列。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被日本近代学人选作西文译语的汉字，在汉籍中原本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词汇。例如“主义”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但当日本现代学者在考证其语源时，却硬说来自汉籍。他们还列举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一语为佐证，说明日本近代学人是从汉籍中找到“主义”这个现成的词汇，用来翻译英文词尾“ism”的。其实这是典型的望文生义。太史公这句话中的“主”，指的是“主上”，也就是汉文帝。全句的本来意思是，敢于犯颜强谏，致皇上于义。所谓“达主义”，不是说要坚持实现某种信念，而是要使主上抵达“义”的境界。在这句话中，“主义”根本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语言成分。 其实今天在中日两国被广泛使用的那些作为西文译语的名词和概念，也并非一开始就在日本得到普遍的承认。日本近代刚开始大量译介西方著作时，往往同一个名词、概念，有数种不同译法，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共存。例如，“literature”这个词，一开始在日本至少有“文章学”和“文学”两种译法，最后前者被淘汰，后者被认可。再如“art”这个概念，一开始有“艺术”、“美术”、“文学技艺”等数种译法并行。直到本世纪初，“艺术”才脱颖而出。再例如“个人”这个概念，是西文“individual”的译语。汉语中原本没有“个人”这个词。据日本现代学者考证，“个人”这个译文，本是对汉语“一个人”的省略。开始时，也曾直接用“一个人”来翻译“individual”。在很长时期内，这个西文概念在日本有多种译法并存。诸如“各殊之人身”、“独一者”、“人”、“独一个人”、“私人”等译语都曾被使用过。“个人”这种译法并不是最早出现的，但却最终站住了脚。 翻译大家严复强调，要想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应须读原著。借助翻译已属万不得已，借助翻译的翻译，就会隔膜更多，距原意更远。他认为日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不能无条件地借用，因此坚持自己的译法。例如，他反对“经济”这个日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他认为 但严复对日本译语，也并非一概拒绝。在他自己的著述中，使用日本译语的例子也并不鲜见。对有的日本译语，他也颇为首肯。例如，将英文的“liberty”和“freedom”译作“自由”，严复就毫无异义，并且说：“西名东译，失者固多，独此无成，殆无以易。” 在怎样翻译西方术语的问题上；当初在中国是有过争议的。大体有三种观点。一种主张尽可能用中国自己的译法，反对无条件地借用日译，严复可为这种观点的代表。一种则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法，王国维是其领军人物。还有一种观点，主张对西方术语进行音译，以章士钊为其盟主。实际上，有些西方术语，也曾以音译的方式广为流行过，如“德谟克拉西”（民主）与“赛因斯”（科学）。就是严复，也有过音译西方术语的成功尝试，如将“Logic”音译成“逻辑”，据说便出自严复之手。“逻辑”二字，音、形、意惟妙惟肖，所以最终站住了脚。 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大都是东瀛这个“二传手”替我们翻译的，所以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横隔着一个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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