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丁一口 / 汉语 /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

分享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

2013-11-05  人丁一口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

2013-11-05

图:“给力”是个日语“外来语”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两个时期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唐代,一个是近代。唐朝时,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直至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有了自己的文字,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日本人心目中的“真名”)之变体。到了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姑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而言,日本反倒成了汉语的输出国。东瀛“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也大量“倒流”回中文里,成为国人日常用语的重要来源与组成部分。

近代由日本输入的汉语词汇,叫做日语“外来语”。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等,有70%竞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用汉字对西方相应词语的对译,原封不动地输入中国后,便在汉语里落地生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的概念、词汇等,竟大都是日本这个昔日的“学生”捣鼓出来的。平心而论,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张不开嘴。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诸如此类的词汇相继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它们迅速取代了当时颇为权威的“严译”(严复所译)术语。在这些涵盖各类学科的新词汇中,有的是日本“自造”的,有的则是旧瓶装新酒,赋予原有汉字以全新的内涵。中国乐得坐享其成,就顺手牵羊地拿过来借用,省得自己再去冥思苦想地翻译了。这无疑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促进了其全方位的裂变,为中国现代化运动奠定了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上世纪初叶从日本“返销”回来的日语“外来语”,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此外还有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食堂、公社、写真、空港、给力等,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一千多年前,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潮水般地涌入日本,造就了东瀛倭国的书面语言。一千多年后,日本大量地使用汉字和汉语词汇去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和术语。这些出自日本学者之手的汉字译文,在清末民初又大举登陆中国。现代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语”,基本属于名词类。名词本身又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可见、可感、可触的具体事物、场景,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即所谓的具象名词;一类是学术用语和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科学、文化等,即所谓的抽象名词。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兼而有之。仅以今天仍在使用的具象名词“电话”和“俱乐部”为例。“电话”是日本人“硬造”的一个汉语词汇,用来意译英文的“telephone”。当初,中国人自己对这个英文词汇音译为“德律风”。在一段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两种叫法通用并存。但后来,“德律风”逐渐招架不住,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关于这两个译名,忘了在什么地方曾读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话说上世纪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状况,鲁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说到“电话”时,特意加以注释:“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语输入中国的漫漫历程。而“俱乐部”则是日本人对英文“Club” 的音译。这几个汉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绝佳的选择,所以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没有站住脚,被逐渐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国曾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后来终被“霍乱”所取代。

在与汉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原有的日语中,具象名词很丰富,对种种具体事物也都有颇为精准的命名,但抽象名词却极不发达。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当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抽象思维的,因而也就不会有大量的概念产生。只是在与汉语遭遇之后,众多的抽象名词才进入日本原有的语言中。汉语中的种种具象名词,例如山、川、草、木、日、月、云、雾,等等,虽然也传入了日本,但日本人仍然坚持按照自己原有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是为“训读”;而像汉语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经济、风流、文学这类抽象名词,因日语中原本没有相应的词汇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汉语的发音来读,是为“音读”。

到了近代,日本开始用汉语抽象名词去翻译西方的一些概念。例如,用“经济”译“economy”,用“自然”译“nature”,用“文学”译“literaure”等。这些汉字原本是从中国引进的,但传入日本后其含义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些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若想落地生根,不可能保持原汁原味,一成不变。即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当的两个民族之间,都有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更何况文明程度迥然有异的中国和日本了。那些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抽象名词移栽东瀛后,其原意必然会发生某种变异。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原指“经世济俗”、“治国平天下”。但传入日本后,其含义则变得狭窄起来,被用来专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等。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原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力有所不逮。但传入日本后,却被赋予了“偶然”、“万一”、“意外”等含义。

还有一些词,在汉语中原本只用于某些很具象的场合,并无明显的抽象意义,但传入日本后词义则逐渐变得抽象起来。例如,现代汉语中的“社会”是一个抽象名词,是日本学人对英语“society 一词的翻译。但在古汉语中,“社会”却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词,特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这个词传入日本后慢慢发生了变异。到了江户时代末期,开始将以教会为中心的社团、教派称作“社会”,赋予了这个词一定的抽象意义。

日本人用汉字翻译西方的词汇,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接受汉语中已有的译法。日本现代学者在论及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往往不忘提及利玛窦、徐光启、莫里逊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参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术语,正是当初这些在中国的洋人传教士与其中国合作者共同创造的译法。据日本学者考证,至少“数学”、“理论”、“银行”、“保险”、“批评”、“电气”这些词汇,属于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如果把它们也纳入日语“外来语”之列,显然是不正确的。

第二种情况,是对汉语词汇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充当西文概念的译语。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词汇很多。例如革命、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阶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均属此列。将汉语词汇的含义抽象化,是常见的一种做法。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然而当日本学人将其作为英文“class”的译语后,便把它大大地抽象化了。另外一种做法是将汉语词汇的原意缩小,仅取其中某一部分来对译西文概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的原意十分宽泛,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文献,都属“文学”之列,在汉唐时期,“文学”甚至还是一种官职。而当日本人用“文学”来翻译英文的“literature”时,则仅取其很小的一部分含义。还有一种做法,便是对汉语词汇仅假其字而不取其义,甚至赋予一种与其原意截然相反的涵义。例如“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当日本学人用以翻译英文“democracy”时,便令其表达了一种与原意相去甚远的概念。

第三种方式,是新造汉语词汇。面对西文概念,在现有汉语中实在找不出合适的对应词时,日本学人便用汉字组成新词。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西文译语不在少数。在具象名词中,“电话”便属于这种类型。抽象名词中的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美学等,亦属此列。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被日本近代学人选作西文译语的汉字,在汉籍中原本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词汇。例如“主义”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但当日本现代学者在考证其语源时,却硬说来自汉籍。他们还列举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一语为佐证,说明日本近代学人是从汉籍中找到“主义”这个现成的词汇,用来翻译英文词尾“ism”的。其实这是典型的望文生义。太史公这句话中的“主”,指的是“主上”,也就是汉文帝。全句的本来意思是,敢于犯颜强谏,致皇上于义。所谓“达主义”,不是说要坚持实现某种信念,而是要使主上抵达“义”的境界。在这句话中,“主义”根本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语言成分。

其实今天在中日两国被广泛使用的那些作为西文译语的名词和概念,也并非一开始就在日本得到普遍的承认。日本近代刚开始大量译介西方著作时,往往同一个名词、概念,有数种不同译法,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共存。例如,“literature”这个词,一开始在日本至少有“文章学”和“文学”两种译法,最后前者被淘汰,后者被认可。再如“art”这个概念,一开始有“艺术”、“美术”、“文学技艺”等数种译法并行。直到本世纪初,“艺术”才脱颖而出。再例如“个人”这个概念,是西文“individual”的译语。汉语中原本没有“个人”这个词。据日本现代学者考证,“个人”这个译文,本是对汉语“一个人”的省略。开始时,也曾直接用“一个人”来翻译“individual”。在很长时期内,这个西文概念在日本有多种译法并存。诸如“各殊之人身”、“独一者”、“人”、“独一个人”、“私人”等译语都曾被使用过。“个人”这种译法并不是最早出现的,但却最终站住了脚。

翻译大家严复强调,要想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应须读原著。借助翻译已属万不得已,借助翻译的翻译,就会隔膜更多,距原意更远。他认为日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不能无条件地借用,因此坚持自己的译法。例如,他反对“经济”这个日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他认为 “经济”一词的原意比西文“economy”要宽泛得多,因此不宜对译。再例如,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译作“群”,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一词日译为“资本”,严译为“母财”;“evolution”日译为“进化”,严译为“天演”;“philosophy”日译为“哲学”,严译为“理学”;“metaphysics”日译为“形而上学”,严译为“玄学”……

但严复对日本译语,也并非一概拒绝。在他自己的著述中,使用日本译语的例子也并不鲜见。对有的日本译语,他也颇为首肯。例如,将英文的“liberty”和“freedom”译作“自由”,严复就毫无异义,并且说:“西名东译,失者固多,独此无成,殆无以易。”

在怎样翻译西方术语的问题上;当初在中国是有过争议的。大体有三种观点。一种主张尽可能用中国自己的译法,反对无条件地借用日译,严复可为这种观点的代表。一种则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法,王国维是其领军人物。还有一种观点,主张对西方术语进行音译,以章士钊为其盟主。实际上,有些西方术语,也曾以音译的方式广为流行过,如“德谟克拉西”(民主)与“赛因斯”(科学)。就是严复,也有过音译西方术语的成功尝试,如将“Logic”音译成“逻辑”,据说便出自严复之手。“逻辑”二字,音、形、意惟妙惟肖,所以最终站住了脚

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大都是东瀛这个“二传手”替我们翻译的,所以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横隔着一个日本。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一键举报。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 更多

    ×
    ×

    ¥.00

    微信或支付宝扫码支付:

    开通即同意《个图VIP服务协议》

    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