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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学堂第二课内容 中华民族的早期融合 ----华夏民族和文化是怎样形成的？ 2012年3月3日 星期六 北京 中国地图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地图 第一图 彭头山文化 ( 公元前7500年 – 前6100年 ) 狮顶山文化（前7000 – 前6000年） 裴李岗文化 ( 前7000年 – 前5000年 ) 后李文化 ( 前6500年 – 前5500年 ) 兴隆洼文化 ( 前6200年 – 前5400年 ) 磁山文化 ( 前6000年 – 前5500年 ) 老官台和大地湾文化 ( 前5800年 – 前5400年 ) 跨湖桥文化（前6000 –5000年） 此图距今10000—8000年
第二图 裴李岗文化 ( 前7000年 – 前5000年 ) 狮顶山文化（前7000 – 前5000年） 跨湖桥文化（前6000 –5000年） 老官台和大地湾文化 ( 前5800年 – 前5400年 ) 北辛文化 ( 前5300年 – 前4100年 ) 此图距今8000—7000年
第三图 左家山下层文化（前6000 – 前5000年） 新乐文化 ( 前5500年 – 前4800年 )? 赵宝沟文化 ( 前5400年 – 前4500年 )? 北辛文化 ( 前5300年 – 前4100年 )? 河姆渡文化 ( 前5000年 – 前3300年 )? 仰韶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咸头岭文化（前5000年– 前3500年） 此图距今7000年
第四图 北辛文化 ( 前5300年 – 前4100年 ) 咸头岭文化（前5000年– 前3500年） 马家浜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仰韶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龙虬庄文化（前5000年– 前3000年） 河姆渡文化 ( 前5000年 – 前3300年 ) 汤家岗文化（前5000年– 前3500年） 红山文化 ( 前4700年 – 前2900年 ) 此图距今6000年
第五图 大汶口文化侵入到仰韶文化的区域 咸头岭文化（前5000年– 前3000年） 龙虬庄文化（前5000年– 前3000年） 仰韶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大溪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红山文化 ( 前4700年 – 前2900年 )? 大汶口文化 ( 前4100年 – 前2600年 )? 北阴阳营文化（前4000年～前3000年） 此图距今大约5500年左右
第六图 大汶口文化主宰了中原地带 咸头岭文化（前5000年– 前3000年） 龙虬庄文化（前5000年– 前3000年） 大溪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仰韶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红山文化 ( 前4700年 – 前2900年 )? 大汶口文化 ( 前4100年 – 前2600年 )? 北阴阳营文化（前4000年～前3000年） 马家窑文化 ( 前3800年 – 前2700年 )?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薛家岗文化（前3500年一前2800年） 屈家岭文化 ( 前3100年 – 前2700年 )? 此图距今约5500年
第七图 几路文化逐鹿中原 （富河文化消失，可能被红山文化吞并） 龙虬庄文化（前5000年– 前3000年） 大溪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仰韶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红山文化 ( 前4700年 – 前2900年 )? 大汶口文化 ( 前4100年 – 前2600年 )? 北阴阳营文化（前4000年～前3000年） 马家窑文化 ( 前3800年 – 前2700年 )?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薛家岗文化（前3500年一前2800年） 此图距今5500年
第八图 （仰韶文化衰落，消失，中国的诞生！） 红山文化 ( 前4700年 – 前2900年 )? 大汶口文化 ( 前4100年 – 前2600年 ) 马家窑文化 ( 前3800年 – 前2700年 )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屈家岭文化 ( 前3100年 – 前2700年 ) 左家山上层文化（前3000年—前2500年） 偏堡子文化（前3000年– 前2200年） 小珠山上层文化（前3000-2500年）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昙石山文化（前2900年～前2200年） 此图距今5000多年
第九图 （红山文化消失，可能被大汶口文化的黄帝族征服） 大汶口文化 ( 前4100年 – 前2600年 ) 马家窑文化 ( 前3800年 – 前2700年 )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屈家岭文化 ( 前3100年 – 前2700年 ) 左家山上层文化（前3000年—前2500年） 偏堡子文化（前3000年– 前2200年） 庙底沟二期文化（前2900～前2500年） 昙石山文化（前2900年～前2200年） 小河沿文化（前2900～前2500年） 此图距今大约5000年
第十图 大汶口文化 ( 前4100年 – 前2600年 ) 马家窑文化 ( 前3800年 – 前2700年 )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屈家岭文化 ( 前3100年 – 前2700年 ) 左家山上层文化（前3000年—前2500年） 偏堡子文化（前3000年– 前2200年） 庙底沟二期文化（前2900～前2500年） 昙石山文化（前2900年～前2200年） 小河沿文化（前2900～前2500年） 此图距今5000年左右
第十一图 龙山文化的扩张 偏堡子文化（前3000年– 前2200年） 马家窑文化 ( 前3800年 – 前2700年 )?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龙山文化 ( 前3000年 – 前2000年 )? 宝墩文化 ( 前2800年 – 前2000年 )? 石家河文化 ( 前2500年 – 前2000年 ) 陶寺文化 （前2300年 – 前2000年） 造律台文化（前2300年 – 前2000年） 后岗二期文化（前2200年—前1800年） 王湾三期文化（前2200年—前1700年） 此图距今4600年左右
第十二图 龙山文化的分布图 如果说在距今5000年以前，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等各据一方，那么到了距今5000年以后，一种新文化以压倒之势覆盖了早先的各个文化区，这就是龙山文化。 下图中黑色圆点就是龙山文化的文物出土分布。相比较起来，它比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范围大多了。（符号区别图在后面）
位于赤峰和锦州一带的红山文化
符号区别图
仲大军质疑红山文化入主中原的信 丁先生您好， 5000年前的时候，中国地区还正处于温暖时期，不存在寒冷迫使北方民族南下的因素。 早期人类阶段，一个文化往往都持续一两千年，不是随便移动的。并且，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先后在大汶口文化之前消失。这说明真正的胜利者是大汶口文化的黄帝族，而不是什么红山文化。 看看下面这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来自中国博物馆的照片，就知道上古时期各个文化的命运了。 仲大军 上 丁维兵的回信 仲先生：您好！ 感谢您的回应和资料，我的几点意见回复如下： 1、竺可桢先生说：“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5000年-4000年时，地球气温实际上是在近5000年的平均值以上，但连续3000年超高温之后降温的温差，却是至关重要，当时的降温是一种什么情景，有可能是后羿射落九日之前和之后的变化，后羿是夏代人，距今不到4000年。 2、关于谁战胜谁，不应该以谁的遗迹留存到最后为准，因为凡气候变冷的南下冲击都是少数外来部族战胜多数原住民，逐鹿大战之后，中原原住民实际上是少数逃走，多数留下，这应该是一种定论，少数人最终还是要溶于多数人之中。作为山东中部和东部来讲，几千年的历史只能是不断被冲击的涟漪往东推移。 广州：丁维兵 2011-10-12 参考阅读文章： 中国古代几大文化介绍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 彭头山文化 ( 前7500年 – 前6100年 )? 裴李岗文化 ( 前7000年 – 前5000年 )? 后李文化 ( 前6500年 – 前5500年 )? 兴隆洼文化 ( 前6200年 – 前5400年 )? 磁山文化 ( 前6000年 – 前5500年 )? 大地湾文化 ( 前5800年 – 前5400年 )? 新乐文化 ( 前5500年 – 前4800年 )? 赵宝沟文化 ( 前5400年 – 前4500年 )? 北辛文化 ( 前5300年 – 前4100年 )? 河姆渡文化 ( 前5000年 – 前4500年 )? 大溪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马家浜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仰韶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红山文化 ( 前4700年 – 前2900年 )? 大汶口文化 ( 前4100年 – 前2600年 )?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马家窑文化 ( 前3800年 – 前2700年 )? 屈家岭文化 ( 前3100年 – 前2700年 )? 龙山文化 ( 前3000年 – 前2000年 )? 宝墩文化 ( 前2800年 – 前2000年 )? 石家河文化 ( 前2500年 – 前2000年 ) 仰韶文化的前身----老官台文化老官台文化陶碗 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因首先在陕西华县老官台遗址发现而得名。但该遗址内涵贫乏，后来发掘了规模较大、同类遗存内涵丰富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一般改称老官台文化为大地湾文化。其年代距今8000～7000年，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省境内的渭河流域。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原始农业为主，种植黍等作物。生产工具有石刀、石铲和石斧等。制陶业很原始，采用泥片敷贴法。陶器以圈足碗、彩陶钵与筒腹三足罐最具特点。住房是圆形的，为半地穴式建筑。储藏东西的窖穴亦是圆形。居民死后埋入长方形土坑墓，随葬陶器等物品。该文化的发现，对了解渭河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有重要意义。 华县老官台遗址是最早发现的该文化类型遗址，但出土文物较为贫乏。大地湾遗址发现以后，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因此有学者将这种文化类型命名为“大地湾文化”。然而又有学者因大地湾遗址含有多种文化而主张以内涵单纯的临潼白家村遗址命名为“白家村文化”。关于命名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 综合看来，老官台文化包括的两个阶段：前期以大地湾一期为代表，年代约为7300年之前；后期以北首岭下层为代表，年代约为7300年—7000年前之间。两个阶段均早于仰韶文化。 主要特点 这时的先民们已经种植粟类作物，并饲养猪、狗等家畜，过着定居的聚落生活。当时的生产工具以磨制为主，但仍然有不少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制陶工艺比较原始，以夹细砂红陶和褐陶为主，火候低、器类少，彩陶尚处于萌芽阶段。 老官台文化的发现，对于追溯仰韶文化的渊源具有重要意义。 三足钵 重要遗址包括： 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 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 陕西华县老官台遗址 陕西渭南北刘遗址 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 蛇纹陶鬲为鄂尔多斯（朱开沟）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炊具，萨满教传统认为蛇为可通天的神物，蛇纹图案可能反映了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人群的蛇和天的敬畏。 在萨满教传说中，天有很多层，每层都有神灵居住，起初各层天不相通，是蛇钻洞打通各层天，所以蛇是萨满教崇拜中能通各层天的大神，是百虫之首。 蛇纹陶鬲是原始宗教的一个物化形式，它反映了在西起辽西、东到甘青、南起长城、北到外贝加尔的广大地区内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4] 陶器蛇纹在西北见于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在东北流行于偏堡子文化，出现的时间都在新石器时代末的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晚期。 在外贝加尔还没有发现这样早的泥条蛇纹。但是在贝加尔湖岸边的乌兰·哈达遗址距今4000年左右的地层内出土的陶器上有刻画的蛇像。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于1921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被发现。仰韶文化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当前在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的遗址，其中以陕西省为最多，共计2040处，占全国的仰韶文化遗址数量的40%，是仰韶文化的中心。 发掘情况 分布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人面鱼纹盆） 仰韶文化是距今约5000～7000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彩陶文化。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按照考古惯例，将此文化称之为仰韶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秦晋豫三省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以陕西大部、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 1921年渑池仰韶村遗址发现后，到2000年为止，全国有统计的仰韶文化遗址共5213处，其分布范围，以华山为中心分布。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陕西关中、陕北一带。分布省份有陕西、甘肃、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宁夏等9个省区，具体分布情况是：陕西省2040处、河南省1000处、山西省1000处、甘肃省1040处、河北省50处、内蒙古自治区约50处、湖北省23处、宁夏回族自治区7处、青海省3处。其中，陕西省主要分布在关中和陕北南部的延安地区，两地相加达1774处，遗址数量大大超过周边省份。目前，仰韶文化分布区面积最大的遗址，是陕西关中地区耀县的石柱塬遗址，面积竟达300万平方米。 汉族的先民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与夏、商、周立都范围，汉族的远古先民大体以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地区；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认为即汉族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 仰韶遗址位于洛阳市西80公里渑池县东北的仰韶村。仰韶村北面不远处是属于崤山山脉的韶山，峰峦叠翠，山清水秀，抬头仰望，心旷神怡，这大概就是仰韶村名的由来。1961年国务院公布仰韶遗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发现 1916年6月当瑞典人安特生教授在山西勘探铜矿资源的时候，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了一批古新生代的生物化石，这一发现结合当时矿藏资源勘探工作难以为继的状况，安特生教授以及当时地理测绘研究所所长丁文江先生随即调整了工作重心，转而进行对古新生代化石的大规模收集整理工作，同时这一工作也得到了当时民国农商部以及瑞典皇家的支持，于是，安特生先生的考古生涯自此也拉开了帷幕。 仰韶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河南西部、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已发掘出近百处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均反映出较同一的文化特征。 仰韶文化遗址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米，最厚达4米。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发现这里有四层文化层相叠压，自下而上是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中期。由于以彩绘陶器为特征的文化现象首先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命名为“仰韶文化”，从而使仰韶村遗址闻名中外。1961年3月国务院将仰韶文化遗址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中国和美、英、日等国的考古专家进行国际田野文物考察，在仰韶村附近的班村，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数十斤5000年前的小米，说明中国农业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 价值 通过对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及对陕县庙底沟与三里桥遗址、洛阳王湾遗址和孟津妯娌遗址等的发掘，结合陕西半坡遗址等大面积发掘，考古工作者进一步明确了仰韶文化时期的基本面貌。 仰韶时期的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拥有一定规模和布局的村落；原始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同时兼营畜牧、渔猎和采集；主要的生产工具是磨制石器；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此时反映人们意识形态的埋葬制度已经初步形成。 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第一次证实了中国在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着非常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从此开始把考古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到旧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帝喾等大的部落的真实的经济生活和文化活动，都可以以仰韶文化为依据来进行探讨。 文化特征 鹰鼎 [1] 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布局，周围有一条围沟，村落外有墓地和窑场。村落内的房屋主要有圆形或方形两种，早期的房屋以圆形单间为多，后期以方形多间为多。房屋的墙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里面的，也有用木头做骨架的。墙的外部多被裹草后点燃烧过，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选址一般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的阶地上，或在两河汇流处较高而平坦的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有利于农业、畜牧，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 已发掘出近百处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均反映出较同一的文化特征。生产工具以较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的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当精致。有较发达的农业，作物为粟和黍。饲养家畜主要是猪，并有狗。也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 仰韶文化属于母系氏族公社制繁荣时期的文化。早期盛行集体合葬和同性合葬，几百人埋在一个公共墓地，排列有序。各墓规模和随葬品差别很小，但女子随葬品略多于男子。 仰韶文化距今大约7000年左右，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最丰盛繁华的时期。它位于黄河中游地区，遍及陕西、河南、山西、甘肃、河北、宁夏、等地。 社会结构 仰韶文化 对于仰韶文化的内部分类、时间上的分类以及各个遗址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学术界还有争论。对仰韶文化的也还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学者今天认为它主要是一个母系社会，早期的父系社会的论点现在只有比较少的人支持了。仰韶文化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母系氏族制度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 聚落建筑的布局整齐有序。半坡聚落保存较完整，居住区在中心，外围绕一周大壕沟，沟外北部为墓葬区，东边设窑场。共揭露出40多座房屋遗迹，有一座大房子为公共活动的场所，其他几十座中小型房子面向大房子，形成半月形布局。仰韶文化居民死后按一定的葬俗埋葬，多长方形土坑墓，墓中有陶器等随葬品，小孩实行瓮棺葬。盛行单人仰身的直肢葬，但合葬墓占一定比例。合葬的人数不等，多的达80人。葬制中实行女性厚葬和母子合葬，反映了以女性为中心的特点。聚落房子朝向中心广场的统一布局，则表明当时维系氏族团结的血缘纽带根深蒂固。 经济状况 仰韶文化是继承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而来的，社会经济比原始农业初期阶段有了较大的发展。各地氏族部落在河谷阶地上营建了大大小小的部落，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氏族成员主要从事农业生活，同时饲养猪、羊等家畜，兼营狩猎、采集和捕捞水中的鱼蚌。这一时期的原始手工业也比较发达，制陶业、石器制造和其它手工业技术在各种类型的氏族经济生产中普遍得到推广和传播，一些先进技术已影响到长江流域和东北、西南地区。仰韶文化的两千年发展，既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原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 了。 甘肃仰韶文化 仰韶中期的发掘相对早、晚期显得单薄一些，但仍可初步确立甘肃仰韶中期的界定标准，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间。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间一个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 简介 红山文化重要遗址分布图 红山文化以辽河流域中辽河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它的遗存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存、且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红山文化年代为公元前4000～前3000年。 红山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还饲养猪、牛、羊等家畜，兼事渔猎，细石器工具发达；还有磨制和打制的双孔石刀、石耜、有肩石锄、石磨盘、石磨棒和石镞等。陶器以压印和篦点的之字形纹和彩陶为特色，种类有罐、盆、瓮、无底筒形器等。彩陶多饰涡纹、三角纹、鳞形纹和平行线纹。已出现结构进步的双火膛连室陶窑。玉雕工艺水平较高，玉器有猪龙形缶、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还发现相当多的冶铜用坩埚残片，说明冶铜业已经产生。房址为方形半地穴式，分为大型与小型。 红山文化是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期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相交汇产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彩陶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见常，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玉器制作为磨制加工而成，表面光滑，晶莹明亮，极具神韵，发展中具备了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出土自内蒙古赤峰红山的大型碧玉C型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 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地区，几近千处。其内涵丰富，拥有一大批造型生动别致的玉器，多与猪、龟、鸟、蝉、鱼等动物形象。随着七十年代这批玉器被识别出来，考古学家发现了红山文化大型玉龙。 历史 红山， 辽宁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出土玉猪龙 [1]意为“红色的山峰”，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传说内蒙赤峰的红山，原名叫“九女山”。远古时，有九个仙女犯了天规，西王母大怒，九仙女惊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胭脂洒在了山上，因而出现了九个红色的山峰。蒙元时代，蒙古族人叫它为乌兰哈达，汉语译为“红色的山峰”。所以，后来都叫它“红山”。 公元20世纪初，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的年代，当地喀喇沁蒙古王公聘请了一位叫鸟居龙藏的日本学者来讲学。据日本人回忆，当年他越过辽上京（今巴林左旗）来到了红山，在附近地面上发现了一些陶片。 1919年，来了一位法国人，名叫桑芝华。他来到内蒙林西，无获而归。还有一位法国人，名叫德日进，他在红山一带发现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1930年冬，从东北通辽来了一位梁启超的儿子叫梁思永，他生于澳门，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开始研究考古学，他收集了一些鸟居龙藏的资料后，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组，到过林西、沙拉海、锅撑子山一带，仅发现一些陶片后就回北京了。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当时热河省省会——承德。随后来了一批所谓的日本考古工作团，叫满蒙考察团。有个叫滨田的，是当年东京大学校长。他们来的动机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想在内蒙古找出不属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凭据。结果。在红山30多处遗址仅发现一些陶器残片和几件青铜器，都属于中国历史文物，让日寇枉费了心机。 解放后，梁思永先生为中国考古所副所长，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出版《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书，梁先生作序。尹达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是北方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结合。两位学者论述了东北这一文化现象，属于长城南北接触产生的一种新文化现象，并提出定名为《红山文化》。 红山古玉的正式发现，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1971年5月，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在北山植树时，意外掘出一件大型碧玉雕龙。从此，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玉雕艺术的源头可能发生在红山文化时代的西辽河流域。 其后不久，在内蒙敖汉轱辘板壕、克什克腾旗好鲁库石板山，阜新胡头沟等地红山文化遗存中又陆续发现了数批玉雕龙、大型勾云佩等红山文化玉器。1979年5月，考古工作者又在辽西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找到了具有科学地层依据的红山文化玉器墓葬，从而使红山文化确有玉器成为定论。 历史学教授雷广臻研究发现，中国古文献记载的黄帝图腾（熊、龙、龟、云、鸟等），均有红山文化玉器与之对应。这些图腾性玉器反映了5500年前红山先祖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情况，而玉龙玉凤则是红山最尊崇的玉器。 辽宁省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历史学教授雷广臻有关牛河梁红山玉文化国际论坛上发表了自己的最新见解，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 雷广臻说，根据古文献记载，黄帝图腾主要有5种：一是熊。《史记》说：“黄帝为有熊。”班固编著的《白虎通义》也说：“黄帝有天下，号曰有熊。”在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中，不但出土了泥塑的熊下颚和熊掌残体，还出土了双熊头三孔玉器；二是龙。《史记》说“轩辕，黄龙体”。闻一多先生认为，上古姬通女又通巳，而巳即是大蛇，这种大蛇又被人们称作龙，被黄帝部落奉为图腾。红山文化蛇形龙玉器，从兴隆洼、查海遗址的玉玦，到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遗址的玉龙，已经形成了一个系列；三是龟。《国语》说“我姬氏出自天鼋”。郭沫若先生认为黄帝的图腾为天鼋，即神龟。在牛河梁遗址多次出土了神龟玉器和玉龟壳。四是云。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器，部分造型可能与云有关。五是鸟。《国语》记载，黄帝之子十二姓中，有“人面鸟身者”，可能以鸟为图腾。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墓葬中，确实出土了玉鸟。 雷广臻强调，在中国著名新石器时代史前文化中，只有红山文化（主要是玉器）与黄帝有这么多的契合。这种种契合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雷广臻认为，红山文化图腾性玉器反映了红山先祖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这“四生”情况。可以说，红山文化的每一件玉器均是“四生”的反映。 雷广臻教授进一步分析，黄帝多图腾，哪个为社会所共同崇拜、从而成为共同的图腾呢？从文献上看，一是龙，二是凤。从出土玉器实物上看也是如此：以蛇为原型的龙，以猫头鹰为原型的凤，组成了玉龙、玉凤系列。由此可以推断，龙和凤是黄帝部族的最高图腾，玉龙玉凤是红山最尊崇的玉器。 源流 五种意见 红山文化源流的研究，是建国后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之一。目前，学术界大致有五种意见： 一、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系统的原始文化，或是仰韶文化的变体； 二、红山文化继承了河北磁山文化； 三、红山文化很可能是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相互影响之后产生的新文化，含有细石器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 四、红山文化是这个地区独具特征的一种新石器文化。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受到其它文化影响， 五、红山文化很可能是河姆渡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也是中华民族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转折点。 五说并存，各持己见。 某种观点认为中国史前期存在着两大文化区系，即中原古文化和北方古文化，其中北方古文化又由红山文化和河套文化组成，这两大文化区系有共性又有个性，不能把北方古文化简单地看成中原古文化的支系或地方变种。 要认识红山文化的渊源，首先的任务是在该地区寻找出早于红山文化的遗存，1983年兴隆洼遗址发掘后，明确认识了兴隆洼文化才使探讨红山文化源头，有一个扎实的比较对象。 兴隆洼遗址中发现红山文化早期、中期房址分别打破兴隆洼文化聚落围壕的地层关系，又具有早期石器文化遗存的特征，经C14测定年代距今7470+80 ——6895+-205年大大早于红山文化，与红山文化前身有关，可称“前红山文化”，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分布地域大体相同。 这表明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具有传承关系可能就是红山文化的源头。红山文化以后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1973年敖汉旗小河沿类型的发现，为这个问题找到了有力的线索。小河沿文化类型是近年新分出的一种文化类型，它和石羊石虎山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在器物的器形、彩陶图案、纹饰方面，都具有与红山文化类型不同的特点，其年代晚于红山文化。结合敖汉旗小河沿南台地遗址和翁牛特旗大南沟石棚山墓葬群所获得的资料，在考古学上确定为“小河沿文化”。其分布区同红山文化基本一致。 （3）墓地 小河沿类型出现了双间房址和男女和葬的习俗，说明当时已进入原始公社解体阶段，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表现出较红山后类型进步。在时代上应是介于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遗存，是由红山后类型直接发展演变的类型。 小河沿文化之后，这里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在敖汉旗南台地曾发现小河沿类型晚期文化层被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房址打破的地层关系，一些文化因素已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河，如磨光泥质黑陶增多，朱绘和彩绘出现，绳纹兴起，折腹器、大敞口浅盘细柄豆、大平底盆、镂空圈足器等都具有红山文化时期的特征。这样，由于小河沿类型的发展，填补了红山后类型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空白，它们已基本可以衔接起来，从此，距今四千年前，西辽河、大凌河流域已进入青铜时代。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形成过程与去向如何，前者涉及到它与红山文化的关系，后者则涉及到它与燕文化的关系。 关于第五种说法 关于第五种说法有以下证据：（供大家参考） 1、河姆渡出土的头颅经过权威鉴定和现在的内蒙人的是一样的。 2、红山文化女神像是河姆渡氏族首领的化身。 3、仿生系文化源于河姆渡写实与抽象相结合的文化，河姆渡出土的陶器、玉器文化内涵和红山出土玉器所表达的内涵如出一辙，所以说中华民族乃一大家。 发展 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亦称史前文化，距今约5000年前。它的宏观环境：地处大兴安岭南缘和燕山北麓地带的西辽河流域，位于东经117°—123°、北纬41°—45°之间。这里是衔接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带，也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汇区域。纵观世界地理，西辽河地区属于亚欧大陆草原通道的东南缘，连接北太平洋西岸。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就确定了自古以来处于辽河西域衔接中国南北和世界东西方的交通要冲，是多种经济文化类型交错、多种民族成份杂居和多种文化因素荟萃的中心之一。红山文化就是这一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优秀文化。 近万年以来，西辽河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发展面貌，可以大体上划分为：早期的农耕文化和后期的游牧文化这两个发展时期。其主要原因是气候环境的变化。农耕文化包括红山诸文化和夏家店文化，时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距今约8000——3500年。此间，西辽河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正经历着全新世中期的气候最适宜期，雨量充沛、空气暖湿、溪沼遍布、草木丛生。 由于地近燕山和大兴安岭夹角之间的浅山丘陵相对高亢的地势条件，为这里的古人类提供了较其它地区更为优越的生存条件。半个世纪以来，从这一地区出土的大量磨制的石犁、石斧、石磨盘、石刀、石纺轮、陶器、骨制品等等，说明了这一时期先后在这里的诸种早期农耕文化，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红山文化鼎盛时期，距今约5500年左右，红山古国的形态就已经出现了。祭坛、女神、宗庙、积石冢，这三种极为重要的因素众所周知，姑且不论。我们有必要提出对玉猪龙的造型探讨一番。内蒙古考古专家布谷先生认为：玉猪龙，国内外收藏不少。其个体造型既形似，又神似，都是红山文化特定产物。已知其分布范围北起赤峰北部，南至辽宁西南部，以此距离为直径的一个圆。 红山文化晚期已出现社会产品分配不均等现象。牛河梁积石冢的大型墓规模大、随葬玉器很多，说明墓主生前居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当时还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营建坛庙，牛河梁女神庙遗址经发掘考证，就是红山文化遗址。在喀左的东山嘴遗址，有一座石砌的祭祀建筑基址。它以大型方形祭坛为中心，北翼有两条南北走向的石墙基，南翼有长条形石堆，祭坛前端是石圈形台址和圆形石砌基址。这处遗址中还出土了小型孕妇塑像和大型人物坐像等。根据冶铜业的产生，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及祭祀用大型礼制建筑的出现，有人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进入文明时代；也有人认为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 其实，中原文化的根就在现今中国的东北、蒙古草原地区发展的文明，夏、殷、商、周文明就是这些北边的文明南下形成的。 不管是考古发现，还是历史记载（当然了，由于一些政治原因，有些古史文献在中国是得不到认可的），还是当今的高科技人类基因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印证着这一事实。 文化遗址 简介 八十年代中期，经过对辽西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的发掘，终于取得了更重要的成果。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是1981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现已在五处地点发掘出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发现了距今大约5500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遗址内涵丰富，出土文物精美绝伦、世界罕见。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称为“东方文明的新曙光”。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可与埃及金字塔、印度亨觉达罗古文明相比的世界性发现，该遗址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红山文化坛、庙 、冢，代表了已知的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专家们因而对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进行了新的思考；把中华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四千年前提早到五千年前；把中华古国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年 - 前2500年），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父系氏族社会的典型文化形态。以泰山地区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到鲁西平原东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今安徽的淮北一带，河南省也有少部分这类遗存的发现。因首先发现于大汶口，人们遂把以大汶口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使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历史，由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墓葬中，出现了夫妻合葬和夫妻带小孩的合葬，它标志着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的结束，开始或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 年代 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40—前224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有泥质、加砂陶，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灰、黑比例上升，并出现白陶、蛋壳陶。手制为主，晚期发展为轮制陶器，烧成温度900—1000℃。器型有鼎、鬶、盉、豆、尊、单耳杯、觚形杯、高领罐、背水壶等。许多陶器表面膜光，纹饰有划纹、弦纹、篮纹、圆圈纹、三角印纹、镂孔等。彩陶较少但富有特色，彩色有红、黑、白三种，纹样有圈点、几何、花叶等。 发现 大汶口文化于1959年首次发现相邻乡镇的磁窑镇，后来为了方便记忆就用了汶河乡镇大汶口镇的名字，进行发掘，考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考古学界即将大汶口遗址及其相类同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其后，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于1974、1977、1978年，又先后进行多次发掘。遗址内涵丰富，有墓葬、房址、窖坑等。出土生活用具主要有鼎、豆、壶、罐、钵、盘、杯等器皿，分彩陶、红陶、白陶、灰陶、黑陶几种，特别是彩陶器皿，花纹精细匀称，几何形图案规整。生产工具有磨制精致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磨制骨器，而骨针磨制之精细，几可与今针媲美。墓葬以仰卧伸直葬为主，有普遍随葬獐牙的风习，有的还随葬猪头、猪骨以象征财富。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遗址 大汶口位于泰安市岱岳区南部，大汶河北岸，距东岳泰山60华里，是驰名中外的大汶口文化发祥地和历史上著名的商埠重镇。大汶口属自古有名的土质肥沃、水源充足的“汶阳田”，地下资源丰富，104国道、京沪铁路穿境而过，处于山东省“一山一水一圣人”旅游热线上。大汶口名胜古迹众多：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汶口文化遗址；有县级以上文物景点3处（明石桥、清山西会馆、文姜城遗址）；有远近闻名的自然景观汶河古渡口、云亭山等多处。 说起大汶口旅游资源当首推大汶口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是四海皆知的中华文明发祥地，是新石器时期的典型文化遗存，与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共称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 早、中、晚期 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生产的劳动者的性别，先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从男女随葬的石铲、石斧、石锛和纺轮这两类工具的变化，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随葬石铲、石斧、石锛等生产工具的主要是男性，而随葬纺轮的则主要是女性。这说明男子已成为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而妇女则从事纺织等家内劳动，社会已经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发展到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了。 大汶口文化晚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已经出现了。家猪就是大汶口氏族家族的一种重要动产。有一些大汶口墓葬里随葬有很多猪头和猪的下颚骨。这些随葬的猪头和猪的下颚骨，应是墓主人生前的私有财产。此外，随葬的私有财产还有陶器、生产工具和各种装饰品等。 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在氏族内部出现富有者和贫穷者。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演变。从墓的规模看，有大墓和小墓的差别。从随葬品来看，差别更加悬殊，有两组墓葬可以对比：一组七个墓，随葬品比较丰富，最多的达77件，最少的也有19件，都包括陶器、玉石器、猪头等；另一组四个墓，随葬品很贫乏，总共只有17件，为陶器、纺轮、獐牙等。可见贫富分化已经十分显著。 根据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掘，特别是墓葬的发掘，对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目前有3种不同看法： 一种认为私有制已经确立，一夫一妻制已得到巩固，应处于父系氏族社会末期阶段。另一种认为墓内随葬品悬殊很大，并已出现文字，应是奴隶社会的初级阶段。再一种是根据大汶口墓葬材料，认为应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 意义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遗存之一，因首先发现于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围北濒渤海、南抵苏皖、西进河南，始自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500左右发展成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特征明显，居民盛行青春期拔牙的风俗，这是中国东南沿海古代先民拔牙习俗的发源地。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已发现的许多刻划符号被认为是古老的象形文字。当时的社会已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私有制逐渐形成，整个社会已接近阶级社会的门槛了。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表 彭头山文化 ( 前7500年 – 前6100年 )? 裴李岗文化 ( 前7000年 – 前5000年 )? 后李文化 ( 前6500年 – 前5500年 )? 兴隆洼文化 ( 前6200年 – 前5400年 )? 磁山文化 ( 前6000年 – 前5500年 )? 大地湾文化 ( 前5800年 – 前5400年 )? 新乐文化 ( 前5500年 – 前4800年 )? 赵宝沟文化 ( 前5400年 – 前4500年 )? 北辛文化 ( 前5300年 – 前4100年 )? 河姆渡文化 ( 前5000年 – 前4500年 )? 大溪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马家浜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仰韶文化 ( 前5000年 – 前3000年 )? 红山文化 ( 前4700年 – 前2900年 )? 大汶口文化 ( 前4100年 – 前2600年 )? 良渚文化 ( 前3400年 – 前2250年 )? 马家窑文化 ( 前3800年 – 前2700年 )? 屈家岭文化 ( 前3100年 – 前2700年 )? 龙山文化 ( 前3000年 – 前2000年 )? 宝墩文化 ( 前2800年 – 前2000年 )? 石家河文化 ( 前2500年 – 前2000年 ) 后岗二期文化 （河南龙山文化） 1931年在安阳市后岗遗址的第二期文化遗存中发现，所以叫“后岗二期文化”，这类遗址主要分布在豫北和冀南地区，河南、山西和河北南部，也就是说它不仅分布在河南，而且在山西和河北南部也有发现。文化因素波及到鲁西地区。 后岗二期文化时期的居民已经发明凿井技术，水井都位于房屋的附近，白营遗址发现的水井平面呈圆角方形，口大底小，深11米，这是中原地区迄今为止的年代最早、结构最典型的水井，为研究中国水井和“井字”的起源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安阳后岗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关系 龙山是1928年首先发展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遗址而得名。这一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发现的。在龙山镇由于发现以轮制的磨光黑陶和薄胎的“蛋壳黑陶”，同仰韶的彩陶有别，故被确定为一种新文化。 1931年梁思永的安阳后岗发掘，发现后岗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分三层：上层属于小屯殷商文化遗存，中层是龙山的黑陶，下层是仰韶彩陶。这三层依次相叠的堆积，明确了仰韶早于龙山，龙山又早于商代的相对文化的年代关系，这就是著名的“后岗三叠层” “后岗三叠层”从地层上证明了中国的历史由史前到历史时期是一脉相承的。 解放以后，我们又在陕西、河南境内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存，但是他们的文化面貌并不完全相同，所以50年代后期，有人把龙山文化按地区加以区别，把山东、河南、陕西的龙山遗存，分别被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 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标志：双鸟朝阳 河姆渡文化是中国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文化，第一次发现于(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因而命名。它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经科学的方法进行测定，它的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它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村落遗址，反映了约7000年前长江流域氏族的情况。 该文化最早在1973年被发现，在1973－74和1977－78年两次对河姆渡遗址作发掘并有资料。在建筑方面，遗址中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的遗迹，在食物方面，植物遇存有水稻的大量发现，被断定是人工栽培的水稻，此外植物残存尚有葫芦、橡子、菱角、枣子等。动物方面有羊、鹿、猴子、虎、熊等野生的，以及猪、狗、水牛等家养的牲畜。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进步，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精心磨制而成，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就像是精美绝伦的实用工艺品。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的稻作文化遗址。它的发现，不但改变了中国栽培水稻从印度引进的传统传说，许多考古学者还依此认为河姆渡可能是中国乃至世界稻作文化的最早发源地。 河姆渡文化的农具，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量使用耒耜。河姆渡文化的建筑形式主要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河姆渡发现是为最早。它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房屋有着明显差别，成为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因此，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渊薮。它是代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趋势的另一条主线，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并不相同。 河姆渡干栏式建筑 贯穿中华大地六千公里的亚洲第一大河“长江”，尽管总长超过了黄河，但长江流域诞生的古代文明以前并不为人所知，这是因为人们一直认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归根到底还是黄河流域，只有黄河文明才是历史的主流，但是近年来，在长江下游一代却不段出现令人振奋的发现。首先，是和半坡遗址处于同一时代的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稻穗纹陶盆上印有稻穗的图案，弯弯的稻穗图案使人想象到，河姆渡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了水稻的栽培。1987年的发掘中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稻壳，据发掘报告说总量达到150吨之多，在已经碳化的稻壳中可以看到稻米，分析的结果确认这是七千前的稻米。水稻的栽培，使社会上大量的余粮屯积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别的出现。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经济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在遗址中普遍发现有稻谷、谷壳、稻杆、稻叶等遗存。 遗址 中还出土有许多动植物遗存，如：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葫芦、薏仁米和菌米与藻类植物遗存。 河姆渡文化时期人们的居住地已形成大小各异的村落。在村落遗址中有许多房屋建筑基址。但由于该地是属于河岸沼泽区，所以房屋的建筑形式和结构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史前房屋有着明显的不同。 生活用器，以陶器为主，并有少量木器。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以南的一种较早的新石器时代。 河姆渡文化是分布于中国浙江杭州湾南岸平原地区至舟山群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年代大约在西元前4000年到5000年之前，因以浙江余姚河姆渡村遗址发掘最早，故称作河姆渡文化。 该文化最早在1973年被发现，在1973－74和1977－78年两次对河姆渡遗址作发掘并有资料。在建筑方面，遗址中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的遗迹，在食物方面，植物遇存有水稻的大量发现，被断定是人工栽培的水稻，此外植物残存尚有葫芦、橡子、菱角、枣子等。动物方面有羊、鹿、猴子、虎、熊等野生的，以及猪、狗、水牛等家养的牲畜。 在人工制品上，石器数量较少，主要是斧等打猎工具，亦有较也有装饰品。多的是木器和骨器，其中发现中国最早的木制饰品“木雕鱼”，其他包括木柄骨制的耕田用具耜、和刀铲等切割器具，亦有大量纺织工具。在河姆渡并出土了中国境内所发现最早的漆器，其陶器制作有一定的水平，估计最高烧成温度达1000摄氏度。 文化遗产河姆渡文化玉石 河姆渡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360年-前3360年。 主要分布于浙江宁绍平原。以夹炭黑陶为主，少量加砂、泥质灰陶，均为手制，烧成温度800-930℃。器型有釜、罐、杯、盘、钵、盆、缸、盂、灶、器盖、支座等。器表常有绳纹、刻划纹。有一些彩绘陶，绘以咖啡色、黑褐色的变体植物纹。 河姆渡文化则是分布在长江流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例子。因遗址首先是在浙江省馀姚县的河姆渡被发现，故1976年命名之。 据放射性碳素断代，河姆渡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分早、晚期。早期为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晚期为约公元前4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发展的时间介於裴李冈、磁山文化及半坡文化之间，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分布以长江流域为主，环境与华北不同，所以观察河姆渡遗址立体造景，可发现自然景观与裴李岗、磁山及半坡文化有相当大的差异。 龙山文化：山西陶寺遗址发掘 人拜朝阳尽海角，风裁玉树满梨花； 在烈日炎炎的六月二十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寺遗址发掘领队何驽教授在襄汾交通大厦开展了一次丁陶文化讲座。 对于襄汾陶寺的古遗址，何驽教授是最具有发言权的人，因为何教授在陶寺古遗址的发掘过程中，一直亲历亲为，包括一些需要求证的东西，如古观象台等，他始终都是身临其境，自己挨个去实验，使自己以及各界专家的推断得到证实。 古观象台，三面城墙，呈园角长方形，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1500米，总面积280万平方米；有十三道柱子，有柱缝12道，每道柱缝相隔10公分，每道缝都和远处的塔儿山相对应，再把太阳回归年（365天）分成20个季节，每到了哪一个节气时，就可以在对应的柱缝里观看节气时令，这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太阳令了。人们所居观象的位置，内有环道，60米、夯土70米、呈帽檐形，有门，把出土的圭尺放在观象台前的柱缝所对应的影子是，看到的是刻在圭尺上的刻度，就可测到‘地中’，夏至影长1尺6寸，40厘米，还可以测大地，从陶寺外测到北回归线，南可测到南极等等；所谓的地中之都就是尧的古城，中土之国就是“中国”。 南部的小城，约有10万平方米，方向315度，人居住在沟底，城在沟上，中心区域和旁边有20多米的隔离带；而宫殿区的主殿是三开间一进的宫殿，地面是河卵石，木柱直径30公分，木柱的材料是松木、柏木，可见是王用之木，填朱砂圈足；这里面出土的有羊的胛卜骨，是古代占卜吉凶用的，另有铜铸的盆子，复原后直径37公分、共发现了4件铜器：铜铃、铜盆、铜碗、铜尺子。 最为惊奇的是还发觉出了一个长20米、深9米、面积300平方米的大洞，经过考察才知道那是一个凌阴建筑，也就是一个冰窖，是为了王及大贵族们所用的藏冰洞。 大的贵族区是5乘5的两开间套装房，王居住的是高于地面的建筑，大贵族随其后，而平民住在半截，贫民住在最底层。王所居住的居所和大贵族区呈平行四边形，是有瓦的建筑，在建筑材料上也有大的发现，有滴水、糊椽、护枋、墙裙、蓝色的蓝铜矿做的陶水管，地漏（排水管）等，给人以很大的视觉冲击力。另还发现了粟和黍、大麦，这些应该是中国本土起源的大米，因为这些都是宫殿和大的贵族区陶洗出来的。 发现的陶窑，直径1米左右，长5米、宽6米、内有72件套、彩绘8件、玉器18件、骨组8组、还有漆木器等等，有的最薄的玉器仅仅2毫米3毫米厚；最有价值的是一件玉兽面（国内仅存一件），直径15厘米，漆杆、彩绘几段，南为天，北为地，有祭祀或什么大的活动敬奉天地，看来尧时就有了“驱人之兵，不站自胜！”的以文治天下的文化理念。 陶寺古遗址的发掘所带来的文化价值： 1、 证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 最后，何教授提议：如果投资4个亿左右，那么就可以把这个最伟大的发现展现给世界，也会给襄汾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让世界重新了解尧舜的历史，了解襄汾的过去；可惜，襄汾宁可拿出6个多亿修一个汾河公园，却拿不出这4个亿来修复还原尧舜的古遗址，原因何在？ 西安的兵马俑就一震惊了世界，更何况陶寺古遗址比兵马俑还早了几千年，那么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该怎么算计呢？难道------？ 一万年来气候变化曲线图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套三张的地球气候变迁曲线图表，那是英国气象学Folland先生的科研成果，后来我又在高教网找到了其中一万年气候变迁曲线的这一张，这张图的横轴是年，竖轴是气温，图表中部有一条横虚线，这是近万年来的平均气温，这张图表正好也能直观的讲述气候和历史的关系： 图三、Folland的一万年气候曲线图 读图分析： a.是地球气候近万年以来的最低温度点，也是人类这一段历史的阶段性起点，在这个冰期点，人类可能退到了比较靠近赤道的地方，所幸冰期似乎不算严重，人类与上一个冰期的衔接程度可能比较高，如果冰期过于严重，可能上一期的人类进化成果就会丢失的太多。 a.—b.是冰期后约1500年的气温上升期，由冰期低点一直升到稍微超过平均线，欧亚大陆的人类在这时可以大踏步往北迁徙。 b.—c.是冰期后的一个气温下降期，其历时约1000年，这一阶段欧亚大陆的人类可能也发生过一些冲突，不过因为发生的时间太早，可供参考的信息不多，这也许是古埃及文明的前期。 c.—d.是冰期后另一次升温，这一次升温持续的时间长，从8000年前到5000年前，历时可能超过3000年，而且温度升得很高，是近万年温度最高的一段，这一段至少有五点非常重要：其一，这是中国古人类容易在黄河以北走得太远的时候，红山和匈奴的先人可能就是在这一段走过了头；其二，这是草原人类繁衍的幸福时光，人类繁衍的总量可能很大；其三，中国南方在这一段可能会因为酷热而不适于生存，这可能是当时南方人少的根本原因；其四，因为自然与外部的压力小，母系社会在这一段可能会较为兴盛，母系社会不是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其是自然与内外部压力小的产物，现在人类生活宽松也在趋向母系社会；其五，对于古埃及人来讲，这时候的北上受到了地中海的阻隔，可能也会出现问题。 d.—e.是严重的降温期，其之所以严重，因为这是3000年超级温暖之后的降温，草原的人类在3000多年敞开的繁衍之后，突然丧失了自然的支撑，他们必须一致的南下，这不是因为野蛮，不是因为贪婪，他们的是否南下完全依有没有机会而定，如果自然的威逼太甚，如果已经聚集好了，就会形成巨大的冲力，在这段历史中，华夏族可能是北方南下的第一波，然后才是商族，再接着才是匈奴及后来的其它，而正是在他们最初的南下之时，在大约5000年前，中国开始进入了文明社会，这个对应关系同样是比较清晰。 e.—f.到了大约2500年前，也就是大约公元前500年的时候，气温有了一段宝贵的回升期，而这次回升的结果就是中原通过激烈的震荡，终于凝聚成了一体，这就是秦朝，这是国家形态的形成，接着又重新积蓄力量终于打败了匈奴，这就是汉朝，汉族正是因为几百年的汉朝而成名。 f.—i.汉朝以后，气候进入了起伏变化的阶段，中国的朝代更替也是随之起起伏伏，不过这已经是文明起源之后的话题了。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7) 2009-04-02 结 论 四十或五十年前，欧美大多数正统气候学家相信，气候在历史时代是稳定的。根据当时奥地利的J·Hann的意见，如果有一个地方做了三十年的温度记载或四十年的降雨记载，我们就能给那个地方建立起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能够代表历史上过去和将来若干世纪的温度和雨量。这种见解，已为世界近数十年来收集的气象资料所否定。 在我国，古代作家如《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农丹》的作者张标和《广阳杂记》的作者刘献廷，均怀疑历史时代气候的恒定性；且提出各朝代气候变异的事例，记载于上述书籍中。 本文对我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史的初步研究，可导致下列初步结论： （1）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一5℃。其间上下波动，目前限于材料，无法探讨。 （2）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范围为1一2℃。 （3）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范围是0.5一1℃。 （4）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布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趋势，如图1所示。 我国气候在历史时代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区域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气候的波动是全世界性的，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后呼应的。关于欧洲历史上的气候变迁，英国C·P·E·Brooks是二十世纪前半期最有成绩的作者。我们把他所制的公元三世纪以来欧洲温度升降图[42]与中国同期温度变迁图作一对照就可以看出，两地温度波澜起伏是有联系的。在同一波澜起伏中，欧洲的波动往往落在中国之后。如十二世纪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寒冷的一个时期，但是在欧洲，十二世纪却是一个温暖时期；到十三世纪才寒冷下来。如十七世纪的寒冷，中国也比欧洲早了五十年。欧洲和中国气候息息相关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寒冷冬天，都受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如西伯利亚的高气压向东扩展，中国北部西北风强，则中国严寒而欧洲温暖。相反，如西伯利亚高气压倾向欧洲，欧洲东北风强，则北欧受灾而中国温和。只有当西伯利亚高压足以控制全部欧亚时，两方就要同时出现严寒。 挪威的冰川学家曾根据地面升降的结果，做出近一万年来挪威的雪线升降图。雪线的升降与一地的温度有密切关系。一时代气候温暖则雪线上升，时代转寒，雪线下降。以我国五千年来气温升降与挪威的雪线高低相比（图2），大体是一致的，但有先后参差之别。图中温度0线是现今的温度水平，在殷、周、汉、唐时代，温度高于现代；唐代以后，温度低于现代。挪威雪线也有这种趋势。但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00年，出现一个寒期为中国所无。尚有一点须指出，即雪线高低虽与温度有密切关系，但还要看雨量的多少和雨量季节的分配，所以不能把雪线上下的曲线完全来代表温度的升降[43]。
最近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研究所W·Dansgaard教授，在格陵兰岛上Camp Century地方的冰川块中，以 图中两条线可说几乎是平行的。从三国到六朝时期的低温，唐代的高温到南宋清初的两次骤寒，两地都是一致的，只是时间上稍有参差。如十二世纪初期格陵兰尚有高温，而中国南宋严寒时期已开始。但相差也不过三、四十年，格陵兰温度就迅速下降至平均以下。若以欧洲相比，则欧洲在十二、三世纪天气非常温暖，与中国和格陵兰均不相同。 若追溯到三千年以前，中国《竹书纪年》中所记载的寒冷，在欧洲没有发现，到战国时期, 欧洲才冷了下来。但在S·G·Johnsen和W·Dansgaard的图表中[46]就可以看出，距今三千年前格陵兰曾经一次两三百年的寒冷时期，与《竹书纪年》的记录相呼应。到距今二千五百年到二千年间、即在我国战国秦汉间，格陵兰却与中国一样有温和的气候。凡此均说明格陵兰古代气候变迁与中国是一致的，而与西欧则不相同。格陵兰与中国相距二万余公里，而古代气候变动如出一辙，足以说明这种变动是全球性的。作者认为这是由于格陵兰和我国纬度高氏不同，但都处在大陆的东缘，虽面临海洋，仍然是大陆性气候，与西欧的海洋性气候所受大气环流影响不相同。加拿大地质调查所在东部安大略省（北纬50°，西经90°）地方用古代土壤中所遗留的孢子花粉研究，得出的结果，也是距今三千年至二千五百年前有一次寒冷时期；但嗣后又转暖的情况，与中国和格陵兰相似[47]。我国涂长望曾研究“中国气温与同时世界浪动之相关系数”[48]，得出结论：中国冬季（十二月至二月）温度与北大西洋浪动的相关系数是正的，虽是指数不大，换言之，即中国冬季温度与北美洲大西洋岸冬季温度有类似的变化。总之，地球上气侯大的变动是受太阳辐射所控制的，所以，如冰川时期的寒冷是全世界一律的。但气候上小的变动，如年温1一2℃ 的变动，则受大气环流所左右的，大陆气候与海洋气候作用不同，在此即可发生影响。
本文主要用物候方法来揣测古气候的变迁。物候是最古老的一种气候标志；用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 2008-07-23 竺可桢 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文学家如沈括(1030—1094)、刘献廷(1648—1695)对于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无常，早有怀疑。但他们拿不出很多实质性事实以资佐证，所以后人未曾多加注意。直到20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即反帝反封建运动之后，中国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革命精神，近代科学也受到推动和扩展，例如应用科学方法进行考古发掘，并根据发掘材料对古代历史、地理、气象等进行研究。殷墟甲骨文首先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有人据此推断在3000年前，黄河流域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温暖潮湿。近3000年来，中国气候经历了许多变动，但它同人类历史社会的变化相比毕竟缓慢得多，有人不了解这一点，仅仅根据零星片断的材料而夸大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这是不对的。当时作者也曾根据雨量的变化去研究中国的气候变化，由于雨量的变化往往受地域的影响，因此很难得出正确的结果。 *本文原载于《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此处根据作者修改后的刊本，节录“前言”与“结论”，有删节。 20世纪初期，奥地利的汉恩(J．Hann)教授以为在人类历史时期，世界气候并无变动。这种唯心主义的论断已被我国历史记录所否定，从下面的论述就可以知道。 在世界上，古气候学这门学科好像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引起地球物理科学家的注意。在60年代，曾举行过三次古气候学的世界会议。在这几次会议上提出的文章，多半是关于地质时代的气候，只有少数讨论到历史时代的气候。无疑，这是由于在西方和东方国家中，在历史时期缺乏天文学、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现象的可靠记载。在这方面，只有我国的材料最丰富。在我国的许多古文献中，有着台风、洪水、旱灾、冰冻等一系列自然灾害的记载，以及太阳黑子、极光和彗星等不平常的现象的记录。1955年，《天文学报》发表了《古新星新表》一文，文中包括18世纪以前的90个新星。这篇文章出版以后，极为世界上的天文学家所重视。1956年，中国科学院出版两卷《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包括公元前12世纪到1955年之间的1180次大地震。这一工作除了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以外，中外地震学家都非常欢迎这两卷书。 在中国的历史文件中，有丰富的过去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除历代官方史书记载外，很多地区的地理志(方志)以及个人日记和旅行报告都有记载，可惜都非常分散。本篇论文，只能就手边的材料进行初步的分析，希望能够把近5000年来气候变化的主要趋势写出一个简单扼要的轮廓。 根据手边材料的性质，近5000年的时间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考古时期。大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100年，当时没有文字记载(刻在甲骨上的例外)。 二、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当时有对于物候的文字记载，但无详细的区域报告。 三、方志时期。从公元1400年到1900年，在我国大半地区有当地写的而时加修改的方志。 四、仪器观测时期。我国自1900年以来，开始有仪器观测气象记载，但局限于东部沿海区域。气候因素的变迁极为复杂，必须选定一个因素作为指标。如雨量为气候的重要因素，但不适合于做度量气候变迁的指标。原因是在东亚季风区域内，雨量的变动常趋极端，非旱即涝；再则邻近两地雨量可以大不相同。相反地，温度的变迁微小，虽摄氏一度之差，亦可精密量出，在冬、春季节即能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冬季温度因受北面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温度升降比较统一，所以本文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我国气候变动的唯一指标。 40或50年前，欧美大多数正统气候学家相信，气候在历史时代是稳定的。根据当时奥地利的汉恩的意见，如果有一个地方做了30年的温度记载或40年的降雨记载，我们就能给那个地方建立起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能够代表历史上过去和将来若干世纪的温度和雨量。这种见解，已为世界近数十年来收集的气象资料所否定。在我国，古代作家如《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农丹》的作者张标和《广阳杂记》的作者刘献廷，均怀疑历史时代气候的恒定性，且提出各朝代气候变异的事例，记载于上述书籍中。 对于中国气候的发展史，中国的文献是一个宝库，我们应当好好地加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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