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慧瑛
“在古碑冲我过着很恬静的生活，夜深人静时，我在她的照片前点一支奇南香，这一支香是我现在惟一为她做的事情了”。其实，除了点上一支香寄托满腹相思外，九如巷张家四姐妹的大弟张宗和从1944年秋天到1945年的春天一直在写《秋灯忆语》，回忆他与亡妻孙凤竹那段刻骨铭心的情感。
如果1936年夏天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张宗和和四姐充和不到青岛游玩，如果张家姐弟不会唱昆曲，那么张宗和不可能有机会认识孙凤竹，那么世上也不会有这本催人泪下的《秋灯忆语》了。在青岛私家曲会和海滩浴场上，22岁的张宗和与16岁的孙凤竹“金风玉露一相逢”，撩起青春的喜悦与惆怅。这是谁也无法抗拒的缘分。当张家姐弟踏上返苏的航船之时，站在船上的张宗和与站在岸边的孙凤竹拉着一根紫色的纸带，“船开了，我望着她，她也望着我，远了纸带也断了，人也看不见了”，这是张宗和挥之不去的场景，这是两个年轻人萌发恋情的预告片。抗战烽火危及祖国的大好河山与无数人的生活，张宗和与家人在逃亡，孙凤竹与家人也在逃亡，一个逃到武汉，一个逃到广州。但张宗和心里时时浮现孙凤竹纤弱的身影，于是他又从武汉出发，经长沙，转桃源，一路跋涉到广州，此时的他才知道孙凤竹患有严重的肺病。张宗和接受了孙母的重托，带着孙凤竹辗转广州、柳州、贵阳、重庆，来到大后方昆明。屋漏偏逢连夜雨，孙凤竹本来想投靠的父亲也病死成都，而孤男寡女在一起生活诸多不便，宗和的二姐兆和、四姐充和建议两人成婚，直接促成这段缠绵悱恻的“战时绝恋”。
在蒋梦麟家举行的婚礼十分简单，这与张宗和原来想象中传统的婚礼完全不同。试想没有战争的话，以张家的地位与张宗和长子的身份，张家必然大操大办，热闹一番，但有清华校长梅贻琦这样的人物出席也足以安慰张宗和夫妇了。生活的拮据，加上一个病妻、一个幼女，自幼过惯了丰衣足食生活的张宗和勉为其难地承担起做丈夫与父亲的责任。他努力挣钱养家，学会做家务，恩爱甜蜜与争吵呕气是小家庭的两重奏，更难得的是两个昆曲迷还偷空看戏。一直与病魔抗争的孙凤竹并不适宜结婚，但在这样的乱世偏偏遇上一位善良体贴、颇解人意的丈夫，任由她使小性子，这是她的福气。可悲的是，虽然张宗和对她百般疼爱，她的生命之灯过早地熄灭了，留给丈夫的是痛苦煎熬与绵绵思念。《秋灯忆语》是他们的恋爱史与生活史，是张宗和在妻子病亡后陆陆续续用血和泪写成的，记录了两人世界的喜怒哀乐，也记录了战乱岁月文化界的野史趣闻。特别是张宗和与巴金一起从广州逃亡的那段岁月是他们友谊的开始，五十多年后，巴金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说：“读着它（指《秋灯忆语》），我好像又在广州开始逃难，我又在挖掘自己前半生的坟墓……今天我仍然要说生活是美好的，因为生活里有友情，我不曾白活，我有不少朋友。”
为了让孙凤竹静心养病，张宗和忍痛与孙凤竹两地分居，150多通《战时两地书》 作为附录收入《秋灯忆语》。因为爱，张宗和压抑感情，与妻子聚少离多；因为爱，孙凤竹冒着生命危险生下爱的结晶；因为爱，他们与亲友相互扶持，共渡难关。他们没有显赫的声名，只是一对普通夫妻，过着普通人的柴米生活，说着普通人的痴情话语，但他们却是那个时代无数普通知识分子的缩影，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到战时的生活环境、文化活动、文人交游与生存状态。而且从张、孙联姻中更看到张家人的厚道，张宗和以世家子弟的身份迎娶病重的孙凤竹，需要足够的勇气，毕竟肺结核具有传染性，明知有风险还是决定给孙凤竹一个家，足见张宗和的仁厚与爱的纯粹。同样善良的则是张兆和、张充和姐妹，是她们处处为孙凤竹着想，促成了这段姻缘。
张宗和学的是历史，热衷文学，《秋灯忆语》的附录部分还收录了他的一组散文《月色》与自传体小说《烽火》（未完稿），文笔清新隽永，颇显才气与文学功力。可叹作者生不逢时，个人的生活因战乱而受到折腾，个人的才华因动荡而不能尽情发挥，幸有一部《秋灯忆语》让我们重温了战时苦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