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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家住的离两家医院都不远，一家是我们省医学院附属医院，一家是省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要想看病，无论中西都是不难的。
在文革前，做教师的父母终日忙碌，教学、开会、家访，还时不时的要带学生下乡劳动，基本无暇顾及上小学的我。还好的是虽然身体瘦弱，但并不常常生病，为家长减少了很多的担心。生病的也最多是扁桃体炎，发热、咽喉疼痛，一般情况下家长给几块钱打发我自己去医院，随便看中、西医，由我自行选择。
看过几次之后，渐渐摸出了规律，西医看病需要先化验，要扎出血来、要等待结果，回去看医生时候还要再等，治疗一般要打针的，试验针很痛的，完了又要等，颇费时间。一般打上两三天针也就好了。看中医呢，就等一次，完了可以到街上的药店取药，比在医院等的时间短，吃药要先煎，药也比较苦涩难吃，但是一般可以比打针好的稍快。
于是我自己作出了一个儿童的选择，看中医。
去过几次之后，就与省中医院儿科一位D大夫熟悉了，后来知道他是儿科主任。圆脸的胖老头儿，眼镜也是圆圆的，稳坐在那里，在孩子哭大人叫的环境下也一丝不乱，言辞缓慢而沉稳。看到我后照例是一句：又来了啊！言外之意是怎么又搞病了自己呢！？然后就是看嗓子、看舌苔、把脉，其间并不再说话，然后就展开处方，开上个5-6味药，两剂，再叮嘱几句生活上注意的事情，看病就告结束。然后自己去到街口一家药铺花上一两毛钱，回家煎药喝上就算基本搞定了。
现在网络上不少言论说是中医根本没有用处，早消灭早好。那时候我就以一个儿童的经验向这样的言论投了反对票了。尽管当时怎么也想不到15年后我会以一个医生的身份坐在D老大夫的诊室里，并将以中医身份从业终生。
从那时起，我不仅仅学会了怎么样去医院看病，怎么样煎服中药，并且知道了对付疾病方面，除了手脚麻利的现代医学之外，还有一个看似沉稳但常常是效果可人的替代办法，那就是中医。
在我没有从医之前，甚至在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已经以这样的认识帮助过不只一个人了。
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两次。都是在我的中学时期。
我有一个同学的爸爸是省医学院的眼科权威，当时已经过了文革初期的暴风骤雨，权威名义上还不吃香但是已经是非常实惠了，老先生忙的不可开交。在他家玩儿的时候常常看到老人翻看他以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身份得到的该会会刊，似乎看英文比看中文还溜呢。
有一天去找我同学，看到从来不曾在他家见到的景象：他爸爸手捧一个煎中药的沙锅在仔细端详，然后倒出一袋中药到一张大报纸上，左看右看。问之，曰：眼底血管出了毛病，西医一时没有良策，同事建议吃中药试试，开来了中药，正不知道如何煎煮为好，欲去请教同事呢。于是好为人师的我就在他们家人惊奇的眼光下越俎代庖了，麻利的为他泡药、煎药，一直到煎好，倒出来请他喝了。老人还问他儿子我是不是出身中医世家呢！
这还算是好玩儿的小事，另一次可就真的是救人一命了。一位平时对我很好的老师，一段时间人憔悴的不得了，听同学说他的儿子病了，而且病的不轻。我关心地去询问，得知她刚上小学的儿子得了一种严重的血液病，在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高热不退，全身血斑已经多日，已经病危了。我听了后立即不知轻重的向其建议快去看看中医，说不定还有办法。她也是病急乱投医了，连忙让我介绍医生，我告诉他原来给我看病的医生已经去世了，并说觉得中医治疗发热很管事的，就到省中医院找个医生看看再说吧。
也是那孩子命不该绝，继续住在西医院里，天天又加灌了中药，他的病居然慢慢好起来直到最后痊愈了，老师脸上也重又有了笑容。
这是当时城市的情况，到了农村看病可就不这样容易了，那里是又一个天地，又一番情况，中医西医在那里力量都不强大，对付疾病不仅它们要结合起来，有时候医和巫还要结合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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