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相传，苏洵的两个儿子幼时非常顽皮，不思进取，贪图玩乐。每当孩子们玩耍打闹时，苏洵就躲在旮旯里读书，聚精会神，神采飞扬。当孩子们围起来想看个究竟时，他又把书赶紧“藏”起来。孩子们发现了父亲的这个怪现象，以为父亲瞒着他们看什么好东西呢，就趁父亲不在家时，将书“偷”出来看；渐渐地，他们也喜欢上了读书，而且从中发现了阅读的快乐和趣味。后来，就出现了被世人赞誉的“三苏”，成为中国文坛上不多见的景观。

苏轼、苏辙的父亲苏洵在给两个儿子取名时颇费了一番苦心。他的愿望在《名二子》中是这样说的：“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木莫不由辙，而是言车之功，辙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勉矣！”

    轼，是车前用做乘车人扶手的横木。所以对于车载人前进的功能而言，轼是没有用的。但如果没有轼，车的整体功能就不算完善，乘车人在崎岖颠簸的路上也难保安稳。至于辙，则是车行之后留下的车轮印记，它与行车的成功和失败都没有关系，但它是行车的记录。

    人的本性是难移的。纵观苏轼兄弟的一生遭遇，再看苏洵当初给两个儿子取名时所持的愿望，我们可以说只实现了一半。苏辙的一生，的确是做到了谨小慎微，游离于改革与保守之间，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虽然也屡遭贬斥，但终能免祸，并且有个较安适的晚年。苏轼则未能因父亲取名“轼”而改掉其“不外饰”的性格，恰恰就是这“不外饰”的性格使他吃尽了苦头。无论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还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都对他不满意，都想排挤他、打击他。再说这“轼”，这一作为乘车人扶手的横木，诚然有使人不至于因车的突然停止而前倾，但其所处的位置也十分抢眼，想要做到不招人嫉，实在是太难了。这恐怕是苏洵在给两个儿子取名时始料不及的吧。

    苏轼的一生，可用“四个三”来概括：

    不忘三事——金榜题名、乌台诗案、太后恩宠；

    不忘三人——敬如父师的欧阳修、素为敬重又有矛盾的王安石、司马光；

    不忘三地——黄州、惠州、儋州；

    不忘三情——与苏辙的手足情、与王弗的生死情、与朝云的不了情。

    苏轼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段，几乎都与传奇相联系：例如，金榜题名时，他由第一变成了第二，却反而更为出名；乌台诗案中，他九死一生，被贬黄州，却反而出现了创作的黄金时期；他赠弟辙、悼亡妻的词篇，被人们万口流传，历久而不衰......

    在为人上，苏轼在几乎丧命的逆境中保持坚贞气节和独立人格，决不随波逐流；

    在为官上，苏轼坚持为官一地，造福一方，徐州防汛，杭州筑堤，儋州授馆，兴修水利，架桥凿井，赈灾施药，都于史有征；

    在人生态度上，苏轼即使在身处绝境时，也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追求......

    宋代欧阳修的学问十分了得，其有一句名诗曰：“书有未曾经我读。”意思是说中国的书我都读遍了。他经常任科考的主考官，一次他根据《大禹谟》中“罪疑惟轻，功疑为重”这两句话，为考生拟了个策论题目《刑赏忠厚之至论》。考后阅卷时，欧阳修在众多考卷中发现了一篇与众不同的文章，其要点说：“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是当时的司法部长。说有一个人犯了罪，皋陶说：“杀之，三。”司法部长坚持非杀不可，并且连说三次。可当时的贤君尧却说：“宥之，三。”也是讲了三次，说算了吧，不要杀头了，给他个无期徒刑也行。

    那时候的考卷都是密封的，谁也不能打开，打开是要杀头的。欧阳修越看越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好，思想也好，便猜想这个考生大概就是自己的那个学生，唯有自己的那个出色的学生，才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欧阳修本要给他第一名状元，但为了避嫌，“忍痛割爱”，把他改成了第二名。

    考生及第后，都要拜座主，就是“拜恩师”了。欧阳修一看，奇怪了，及第的第二名并不是自己的那个得意门生，而是个四川人，叫苏轼。谈话之后，苏轼就要走了，欧阳修扯住他说，你慢点，我问你，你写的文章，“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出自哪部书？因为欧阳修读了那么多的书，可从没有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样的文字。苏轼笑了，说：老师，实在对不起，那是学生“想当然”信手写来的，不在“本”。欧阳修一下愣在了那里，他不觉眼前一亮，感到既惊喜又佩服，心说这个年轻人太优秀了，他的想象竟与《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为重”之道不谋而合。

    天真，是一种天生的精神状态。古往今来，在生命中永葆一份天真的人不多，苏轼是其中一位。

    苏轼曾用竹箱去装白云。一日，苏轼从城中回来的路上，看到白云从山中涌出，像奔腾的群马，直入他的车中，在他的手肘和腿胯之处到处乱窜，于是他将白云装了满满一竹箱，带回家，再将白云放出来，看他们变化腾挪。

    天真总是和无邪相连，所以苏轼不相信世界上有坏人，只有是否值得交往之人。他曾对弟弟苏辙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对于陷害过他的政敌，他不记恨，更不会打击报复。

    苏轼喜欢和人谈鬼，别人讲不出鬼故事时，他还强迫别人讲，即使胡编也没关系，反正他爱听。他为什么喜欢谈鬼呢？大概是想像着人死后，并非一了百了，而是能变成鬼，继续演绎人间的喜怒哀乐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得上一种天真。

    苏轼的天真表现，不一定人人都赞扬。但能在生命中保持一份天真的人，真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