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4-05 09:59:03)游牧民族的血统动荡性是特别强的——从赤峰蒙古族52%的O3说起。 Y染色体O3单倍型，在汉族中十分常见，出现频率大致在60%（范围从50%-80%），是可以区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标志性Y染色体类型。 数据——根据karafet的2001年的数据，陕西汉族为65.9%（29/44）、台湾汉族58.3%（49/84），2003年李辉数据的福建长汀客家人74.3%（110/148），而文波2004年数据为：山东汉族为59.5%（110/185）、河南52%（26/50）、陕西汉族56.7%（51/90）、云南汉族63.4%（59/93）、广东汉族53.9%（34/64）、河北汉族83.3%（10/12）、四川汉族57.1%（36/63）、浙江汉族是50.9%（54/106），周瑞霞2007甘肃汉族71.3%（62/87），Nonaka的台湾汉族58.2%（106/183），2007年马明义的四川汉族61.8%（211/341），2002年李辉广西六甲人77.8%（21/27），薛雅丽2006年的哈尔滨汉族68.6%（23/35）。 但有一组数据，却另我十分惊讶。 2001年文波的复旦博士毕业论文，里面有组赤峰蒙古族的数据，60个蒙古族中，O3为31例，C为13例，O3比例高达51.7%，而C只有21.7%。 对比其他地区的蒙古族中的O3比例，如呼和浩特O3所占的比例为17.9%（7/39，文波，2001），海拉尔为28.9%（13/45，薛雅丽，2006），新疆蒙古族为1.7%（1/60，文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赤峰当地蒙古族中，有非常明显的汉族影响。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的更广，整个内蒙古各地的蒙古人中，都有非常强烈的汉族影响，在外蒙古，只有喀尔喀蒙古人也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乌兰巴托，有非常强烈的汉族影响）。 而在广阔西部蒙古地区，如外蒙古西部的乌梁海蒙古，zakhchin蒙古、图瓦蒙古、khoton蒙古人，基本O3的比例5%以下，大部分只有1、2%左右，而欧洲卡尔梅克蒙古人从理论上，扣除N后，O3几乎可以忽略不记，但其C3的比例却高达70%！保持了东亚原始的蒙古人成分，结合文波新疆蒙古族中3比例为1.7%，可以看出，在西部蒙古人中，O3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在布里亚特蒙古人中，O3的比例三组数据分别为0%、0%、2.5%，是十分少见的。 从这个宏观的角度上看，整个东部的蒙古族，包括外蒙古喀尔喀人（尤其乌兰巴托），内蒙古中部喀尔喀方言区，内蒙古东部科尔沁——喀喇沁方言区，都有强烈的汉族影响。而西部蒙古语人群，比较少的受到汉族人的影响。 汉族人迁居蒙古地区，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从元朝开始，就有汉族人或是商人、降将、战俘等等，进入蒙古地区并留居下来，这些人在东部蒙古留下了痕迹。而清朝晚期，华北汉族迁入蒙古，如给蒙古王公种地而成为蒙古人，曰为“随蒙”，又如进入蒙古地区从商而留居下来（山西等地有传说：蒙古地区喇嘛多而世俗男性少，汉人男性商人去做买卖往往会被留下结婚），大量的汉族成分进入蒙古人中，表现为O3。而从西部蒙古的数据我们推测，古代蒙古可能几乎没有O3的。 （蒙古人O3的分布图） 对比蒙古西部和东部，我们可以推论出，古代游牧民族，经常掠夺其他周边民族（包括游牧的和定居的），其血统的来源是十分复杂的，而且变换频率是非常高的。蒙古草原就是一个大舞台，在成吉思汗之前，这里各种游牧民族的Y成分是十分不同的，也是经常随着部族的兴衰而变化的。 直到成吉思汗崛起，C3才彻底成为蒙古草原的主人，今天各地蒙古人20-70%的人有C3（含C3*和C3c）成分，各地合计大致比例在50%，从成吉思汗以后，基本是稳定的，而在之前，肯定是混乱和经常变换霸主地位的。 我们认为C*、C3（含C3c）、R1a、N3、N2、P*、Q*（扣除Q1），甚至O2a和O2b（达斡尔族和撒拉族都有高比例O2a，在周边包括北方汉族中不存在的，这显然是一个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遗留，而O2b比例虽少，但却在蒙古西部和布里亚特等人群中出现，是十分古老的），乃至O3和O1、O2*，我们甚至不能排除有些游牧民族的王族来自O3人群，因为在成吉思汗以前，蒙古草原上的Y类型一定是非常不稳定和反复变换的。 游牧的部族，起迁徙和掠夺的习惯，还有其本身人口太少无法达到稳定，其血统的波动是十分剧烈的，而定 居民族则相反。 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历次少数民族的数据中O3，是否真实。 陈白滨《中国赫哲族体质人类学研究》一文，有组惊人的数据，184个赫哲族年轻一代中，纯赫哲族血统只有14.73%（25/184人），而新结婚的赫哲族中，异族通婚率高达94.14%！主要通婚对象是汉族。对比薛的2006年赫哲族数据，其中赫哲族有40%的O3，而赫哲族94%异族通婚率理论上大致有47%异族（汉族）父系，对应40%的O3比例是十分接近的。 （不是针对赫哲族，其他取样也一样）虽然调查中有要求三代无异族通婚史，但却难以避免有的人为了得到一点点的取样报酬，谎报通婚史，还有就是，出于一种感情或者其他因素，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也自称自己是纯血的，而取样者只能看身份证明，所以难免把混血个体当成纯血个体。 我认为，很多民族数据中高比例的O3都不真实，如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因为西伯利亚的数据，如通古斯人、雅库特人，数据量超过1000了，还从来没有发现过O3呢，而我国很多通古斯民族大量发现O3（20-30%），可能并不准确（通婚产物），中国的少数民族，只有一些新疆的少数民族和汉族通婚很少，其他民族中都有大量汉族成分。 这里我们也要反思满族的数据，取样要求的三代以内无通婚历史，但这并不能排除汉军八旗的血统，满族人最核心的成分，应该还是C3（虽然O3里有不少大簇，满族“八大家”中肯定有好几个家族是O3类型的），O3（占40%）比例太高，可能都是来自汉军八旗，虽然我们不能因此就是至少40%的满族人父系祖先其实是汉族，但肯定不能排除今天满族人中很多人的父系其实是来自通婚的汉族（汉军八旗）。 还有满族的的O2b问题，如hammer的2006年数据（实则是karafet的2001年取样），xue的2006年数据，满族O2b只有5.8%和3.8%，而对比hammer、karafet、xue等人的赫哲族、锡伯族、达斡尔族等数据，大致都在2-5%之间，所以O2b在2-5%大致应该是南部通古斯人的特征。 而日本学者toru katoh的数据却非常惊人，里面满族O2b居然达到34%，这和其他东北的通古斯语民族就完全不同了，很不满族，很不通古斯，而在朝鲜人双起源一文里，满族的O2b居然主要是O2b1而非锡伯、赫哲等的O2b*。 其原因，我认为是取样地点不同造成的。 xue、hammer（karafet）等人的文章中明确说地点是辽宁岫岩县，而toru katoh并没有说明地点，只是说东北（注意其用词northeast）。我认为，如果其取样是客观的话，那么他取样地当地满族应该主要来自清朝被俘虏的朝鲜人后裔（也被编入八旗），否则不可能有那么高比例的O2b。 而辽宁岫岩（xue、hammer、karafet）数据，则显示辽宁岫岩当地的满族和其他东北的通古斯人很类似。 从这个角度上说，由于满族来源的复杂，不同的取样地点，一定会造成数据的巨大波动，O2b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 蒙古人中的O3数据：（24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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