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先秦时期的石刻文字
石鼓文概述：
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无具体年月，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
石鼓文即是刻在鼓形石上的文字。石作鼓形，共十鼓，每块高约三尺，直径二尺余，且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是歌咏秦国君游猎情况的(*)，故也称“猎碣”。近代考证，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秦物。 石在唐初被发现，后经历代辗转，原有
700多字，现已仅存200多字，其中一石文字全无。
(*) 经甄望智(筆名石古)先生解译出乃为记载先秦国之要事的史诗，目的在提醒秦之子孙不忘先王之励精图治的艱辛，作为亲民爱民的君王,使秦強盛有一天足以稱霸天下。
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承《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法则，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苏轼在他的《石鼓歌》中说：“上迫轩（轩辕黄帝）颉（仓颉）相唯诺，下揖冰（李阳冰）斯（李斯）同筘鞧”。意思就是，黄帝时期造字的仓颉对它也得表示称赞、尊敬。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历代书家、名人赞誉和临摹者甚多。历史上的篆书名家，秦朝的李斯，唐朝的李阳冰，就是从石鼓文中培育出来的学生。
考石鼓文之书体，与东周西土系极为酷似，但较西周金文整练，且笔划都是曲线，字型或长或方，随字而异，间架匀整，布白宽舒，有疏朗之趣，行款整齐，纵横成列，字体大小如一，益显端整浑厚之风。欧阳修又称「其字古而有法」，并不难明白石鼓文的美丽。
石鼓显世之历程：
石鼓于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将其迁到汴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复迁《石鼓》于临安（今杭州），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鼓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
明代大收藏家安国的十种石鼓文拓本，自称十鼓斋。其中最佳者北宋拓三本，仿军兵三阵命名为《先锋》、《中权》、《后劲》秘藏之。这些均是世界上保存字数最多、最好的拓本，现皆流传到日本，藏于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2006年春，这三件拓本同时来华参加上海博物馆的《中日书法珍品展》。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为明代拓本，也非常珍贵。
石鼓为中国第一古物，亦为书家第一法则，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