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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1年，汉帝国的朝堂上展开了一场辩论会。一个叫桓宽的人详实的纪录了辩论的内容，写成一部流传至今的奇书——《盐铁论》。辩论的一方是来自全国各地，反对盐铁专营的儒生。另一方就是桑弘羊。面对群儒指责国营政策与民争利、官商勾结，他提出了著名的"桑弘羊之问"让反对者们给出答案。他说：在对外战事不断、国内天灾频繁的时候，如果通过增加税赋的办法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势必激发民变，无异于饮鸠止渴，而采取官营工商业的办法，却完全可以达到“民不益赋”又增加收入的目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聪明的欧洲人就为他们窘迫的执政者们出了个金点子，发行国债。但什么是国债，国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难道是让国家寅吃卯粮，让国家平白的洞开偌大一个风险敞口？国债其实是国家提前获取的税收。如果付不起债务利息，欧洲立马要求希腊加税。国债理论上让贪婪的统治者收取100年后的税收（那个时候交税的人还没出生）还可以心安理得。这就是国债伟大的成就。但至少它让国家搜刮社会财富规范化。第一次在游戏规则上，对国家收取社会财富产生了制度性制约。 但是债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收入，通过债务来的财政扩张也不具备持续性。哪怕是美国，按说只要美国GDP增长跑赢债务增长，他就可以不仅不还欠下的债务，甚至还可以借得更多。但是增长有波动，债务却不会理会紧缩，只会膨胀得更多。因为理论上债务与GDP挂钩，实际上债务与贪婪的欲望挂钩。 不行就向外掠夺吧。也的确，美国就是这么干的。每一张泛滥的美纸，都是向全世界收取的铸币税。显然我们想这么干也没这个地位。除税收国债之外，我国的办法就是桑弘羊的办法，垄断上游战略资源收取央企红利。超发货币在我国也属于垄断得利。我们超发货币也的确是客观的，但政府却依靠垄断土地，获得超发货币带来的巨大红利。总之羊毛只会出在羊身上，到头来还是老百姓、还是市场买单。千年以来，竟然还是老办法。 桑弘羊之问本质：国家收入从何而来 想我大汉朝就有这样的意识，天下之资，不在民，则在官。而另一方桑弘羊之问，则问出了千年之后当今各国制度都暴露出的共同弊端——在国债、税收、垄断红利皆满足不了财政的巨大胃口的情势下，国家收入到底从何而来？ 无论税收、超发货币、国债、还是与民争利的国企，其根本性质都是一样，那就是向市场向民间要钱，向社会内部的索取。都是千年来的旧办法、老思维。这也是国家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国家作为调和不同人群矛盾的产物，其看家功夫就是将利益从某个人群输送至另一个人群。 盐铁专营不是桑弘羊的发明，而是出自一个更早更有魅力更成功的改革者——管仲。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切磋富国之策，桓公建议对人口、楼台、树木、牲口征税。管仲一一否定，他给出了简单的七个字：“唯官山海为可耳。”意思是说，只要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了。于是以垄断山上出铁，海里产盐的盐铁专卖制度就出炉了。国家控制资源所有权，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增值部分三七开，相当于30%所得税。这个制度创新使当时的中国在西方文明普遍只有税收的情况下，我们多了一项专营收入。专营制度成为治国难得的一项工具，为后世历代王朝效法。 管仲改革为我们带来的启示是，权力来源于掌握的经济基础。国家的核心资产就是国土上的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但是后世专营制度多有弊端，桑弘羊时代暴露出的问题就源于国家深度介入商品生产、流通领域造成的。管仲并没有组建生产单位，而汉代兴建了大型的制铁工场专派铁官监造。而规模效应的红利一旦用尽，国营事业效率低下，质量低劣、甚至强买强卖的弊端就暴露出来。 及至王安石变法，有一次神宗问王安石：“市易司连水果都要垄断起来销售，实在太琐碎了，能不能把这一条罢废了。”变法何不失败！真相只有一个，国家之手越是深度介入市场，想从中渔利，长久来看总是让权力者失望。不管是税收、国债、还是国企，从市场池子里捞出来的油水越多，池子里的鱼越少。 有一个普遍的错误说法，说养老保障是现在年轻人工作来供退休的人。其实基于人类社会的生存结构，你我在世间的生存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别人的劳动养活我们的。比如你老了能拿退休工资，并不是我这样的年轻人还在劳动的原因。也是我们劳动的原因，但只是部分原因，不是根本原因。因为，我不会为你们老人干活（说得残酷，但是我必须要一针见血）我只是为了我的工资干活。也就是说我必须考量：我劳动的量能不能换回更多，这样我才值，才有劳动积极性。如此说来，我就不是这个社会的供养者，是别的养育了我们。是什么呢？是自然环境。是自然资源被吞噬进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胃口，经过一系列产业的消化，最终，成为我们每个社会细胞分配到的财富。一句话，人类社会建立在自然界良好运转上。 于是，社会与自然的边界就变得关键起来。让我这个连大学都考不上的傻瓜来回答桑弘羊之问吧，但是请让我先从哲学角度迂回一下。 桑弘羊之问试答：资源垄断需负担社会服务 生命第一件事是什么？一个细胞膜，将生命自己和外界分隔开来。人第一个完善的意识是什么？自我意识，将自己和外界分开来。社会也一样，通过内部的觉醒认识到这个边界，通过内部的机制去建设这个边界。 什么是边界？社会的主要活动是商业活动，商业活动的核心是银行业，金融的核心是央行。社会的核心是央行？我们一般认为，我们的身体盛放着血液。我们一般认为，方的杯子装方的水，圆的杯子装圆的水。这又是说，谁决定谁，谁就是“杯具”。那么，生病了我们去检查血液，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因此我们显现出病容——皮肤失去光泽，长了多余的东西……血液决定了我们的外表（注意，不是血液决定了我们的病因）这样看来，反而应该是血液盛放了我们的身体。 中国人，只是最近才认识到金融也是我们的边疆。一个强有力的央行，一个完善的金融制度保障了我国经济的健康运行，那么央行就是我们的边疆。就是我们的篱笆墙。事实上，一面是国内市场，一面是国际市场，央行管控、过滤着往来的货币流动，的确是我们的边界。但是这些认识还不够。海疆陆疆还有金融边疆的确是国家的边界，那么社会的边界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边界？保护自己！孩子认识到自己和外在的边界，那么他再饿，也不会想去吃掉自己的手指头。再一个，真正的外部和自己差异太大，边界就要一面衔接自己，一面对付外部。也就是说，边界让我这个内部与外部更好的交流。你去登泰山，那里有人工修建的步道，你并没有走到社会外面。真正的外面是荒漠，是原始森林，没经过专业训练，会让你很快毙命。充满资源的自然界，才是人类社会的外部。那么，在经济上，我们与这个外部建立了某种固定的，有保障的边界了吗？ 没有！我们吸取自然资源的企业，根据市场行情，想挖煤就挖煤，挖煤要亏，就不挖煤。你说，这是当然的。但是我要问，我们挖煤的人是不是人，外面进口煤，挖的人，是不是人！我们挖煤的技术跟进口煤挖煤的技术，有没有不同，有多大的不同。人都是人，技术都差不多，为什么我们就挖不动了。我们的煤矿是炒起来的，资金成本高了。生活成本高了，工人工资就高了。 这其实没有什么，只是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的工业、农业都要煤，你说不挖了，社会如何运转。也就是说即使亏损，也还是可以挖煤的，只是以市场经济的较狭隘的标准来看，就看不到价值。当然，可以进口。但擅离职守不是边界企业的表现。什么是边界上的企业，一面还是自然资源，等从其生产环节一过，就是社会中的商品了。其他非边界企业的原料，都是边界企业生产出来的商品。这些“边界”绝不能想，今天做SPA，我当皮肤细胞赚钱，明天不赚钱了，我就改行要当大脑细胞。边界企业不能受市场影响波动而要坚守岗位。那么，实际上边界企业就在市场的“边界”，不能完全依照市场规则运作。必须有一个公权力代替市场规矩把这些企业管理（计划）起来。那么这些企业必须是那个公权所有，或者其需要的生产原料（自然资源）是公权力所有无疑。同时，这个公权力就应该对市场中的其他普通企业没有如此直接的权力与义务关系。 所以，这个公权力不完全是现在意义上的政府，所谓边界企业也不完全是现在的国企。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个公权力通过出售自然资源或者初级的商品，它会有相当的收入的，因为市场中所有的企业的原材料，都来自于边界企业，来源于自然界。那么，这个公权力假设就是政府，它就有资源负担对社会的服务。 桑弘羊之问再答：国资归计划，民资归市场 对于这些边界企业，我的规划是定位为党产。国家授予共产党对于自然资源的垄断地位。党办企业展开对自然资源的经营。谁垄断了这些资源就垄断了经济命脉，显然只有共产党才有这样的地位。那么这个党产和现在国企的区别就要特别强调一下。 你看管仲的盐铁专营，本质就是国家倚靠国土上的资源、财货创收。国家并不去经营实业。不管你商人还是农民，只要在这个社会正常活动了，自然而然的你都是在为这个社会作贡献。把你自己的生活过好，就是为国家作贡献。对于正常的社会活动，商业活动就不应该多加税。国企如果在市场上挣钱，这就好比让社保资金在股市中挣钱。国有单位和人民就成了对手，你为人民挣钱，到头来还是挣人民身上的钱，那不是白搭。我们应该像管子那样，以资源为本钱为人民在市场之外挣钱，这就能做到不与民争利。 还有助于厘清党政关系。 污染企业在给政府创收，政府对保护环境就很暧昧。这又有利于保护环境。 我们国家的治国方略跟管仲跟桑弘羊是一脉相承的。其差别就是介入市场的深度。由于国企作为“长子”的地位。其和民营企业的矛盾是无法根本调和的。其本质是国家控制全国经济并收取红利的单位。那么把国企私营化就是很天真的想法，是儒生们迂腐的期盼。只有将国企这个单位存在尽量的回归其本质——资源税，并尽量少的介入市场，市场才会更和谐。但是我们看到桑弘羊一代大兴制铁作坊，初期提高了铁制品的质量和产量的同时规模化也带来了经济效益。那么怎么可以保留住国营的优势？另辟一个内部市场，一个计划经济范畴的无竞争的市场。将党企选择性的纳入到这个市场内。其出售的产品或资源流入市场，市场对其支付货币，这就是党产的收入来源。为什么不是政府收？政府应该去保护民营企业的利益，如果政府来收，就成了现在这样。那政府就收入大减啦！！但是政府的责任也调整了。对社会保障的支付在未来会成为其巨大的压力。社会保障应该也必须来源于“资源税”。所以，我们也可以以此来推算出党政分立的改革时间。 一言以蔽之，如果要国营要公有制单位，那么就划入计划的领域不能在市场中存在。否则就扩大市场，把国企变成民营。 结尾：资源垄断者，当思如何服务下游 到此，就回答了桑弘羊之问。国家要发展，有支出压力，就有增加收入（加税、发债、超发货币）的冲动。现在，我提出有新的市场之外的收入来源，并让政府卸下社保乃至军费的负担（军队属于党管）。这就让我国根本避免了债务陷阱、超发货币带来的通货膨胀的陷阱。而国家财政就是应该以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条件量入为出。 当钱袋子紧张的时候，权势者只想着怎么去弄钱，而不会去想我凭什么能得这笔钱？只要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国企的地位就逐渐清晰了。作为资源的供应方，我怎么为下游产业服务？不是我怎么去弄钱，而我应该怎么去服务，是这个思维。从垄断战略资源的国企那里收缴的红利本质上就是资源税。改红利为资源税，换个称呼不是为了变着法儿收钱，而是为了继续规范收钱的方式。凭什么去收这笔钱。 从古代苛捐杂税超发货币到国债，再到我这里，国家获得收入的手段更制度化、合理化。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