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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武帝危机4：富豪富可敌国，“穷者人相食”，社会全面崩溃市场决定一切导致贫富两极分化，黎民百姓陷于被资本奴役，生存困难的困境之中。富豪们屯积居奇，富可敌国，连封君都对他们都伏首低眉，仰仗他们供给物资。而他们出入则是前呼后拥，车乘百余辆。 “然而富商大贾有的蓄积财物，奴役贫民。他们前呼后拥，车乘百余辆；屯积居奇，封君对他们也都伏首低眉，仰仗他们供给物资。有的冶铸煮盐，家财积累到万金，而不帮助国家的急难，黎民百姓陷于重困之中。”[25] 无疑，这个现实就是管仲曾经警告齐桓公必须防止的“一国二王二君”现象，资产阶级正在崛起，资本主义正在汉朝发展。 可是穷人受灾无救，绝望之中，已经发生人吃人了： “这时山以东遭受黄河水灾，并且一连数年粒米不收，方圆一二千里之间，易子而食。天子心中怜悯，下诏书说：‘江南火耕水耨，命饥民可流亡到江淮之间寻口饭吃，想留在那里的，可在那里定居。’派遣的使者冠盖相连，来往于道路，护送这些饥民，并从巴蜀运来粮食赈济他们。”[26] 七、武帝危机5：道德教化与严刑峻法均失效 民心已毁 社会分裂武帝陷入内外交困重重危机而无计可施，想通过推行儒家道德教化来纠正人们的形态行为，以法家严刑峻法来惩罚不尊圣旨的官民，走出危机。 但是即使宰相公孙弘用儒家《春秋》大义教化约束官民，自己节衣缩食率先垂范，张汤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由于市场决定一切，赚钱第一的思想已经将全体人民彻底洗脑，道德不值钱，法律算个鸟，人心早已不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27] 。为了钱，为了赚大钱，谁还害怕严刑峻法？ “自从公孙弘以《春秋》大义绳治官民，从而取得汉丞相的职位，张汤以峻文苛法断事当上了延尉，于是产生了因‘见知不举报’、‘不遵天子之命’、‘沮格、诽谤’等罪名，便穷治不休，以致入监入狱的事。第二年出现了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的事，公卿寻根究底，审理此案，把他们的党羽一网打尽，获罪而死的达到数万人，从此官吏更加惨急，法今更加苛细了。 那时候，朝廷正在招揽、尊崇方正、贤良、文学等士人，有的升任为卿大夫。公孙弘以汉朝丞相的身份，盖布被，饭食也很简单，欲以此作天下人的榜样。但是对世人没有什么影响，人们都以功利为务了。”[28] 儒法两家政策都同时使用了，还是无济于事，穷途末路之际，汉武帝突然想起一个大公无私的道德模范卜式，希望通过表彰和奖赏他，让有钱人道德与良心发现，捐助国家，拯救人民： “天子于是想起卜式的话，封他官为中郎，爵为左庶长，赐给农田十顷，还布告天下，使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 。 卜式是河南人，以种田养畜为业。当初，父母去世后，留下一个年少的弟弟。等弟弟长大成人，就与他分了家，自己只要了百余只羊，其余田地、房屋等全都留给弟弟。从此卜式入山牧羊，经过十多年，羊繁育到一千多只，买了田地宅舍。他的弟弟却家业尽破，卜式每每再分给他一些。 这时候汉朝廷正数次遣将出兵对匈奴作战，卜式上书说，愿意把一半家产交给官府作为边境作战费用。天子派使者问他：‘你是想做官吗？’ 卜式说：‘为臣自幼放牧，不熟习官场的事，不愿做官。’ 使者又问：‘是家中有冤屈，有话要对天子说？’ 卜式道：‘臣生来与人无争，同邑人有贫穷的我就借贷给他，不善良的我就教导他，使他驯良，邻里人都愿听我的话，我怎会受人冤屈！没有要对天子说的话。’ 使者说：‘那么，你捐了这么多家产，究竟为了何事？’ 卜式道：‘天子要讨伐匈奴，我认为应该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这样才能灭掉匈奴。’ 使者把他的话回报了天子。天子又转告公孙弘丞相。 公孙弘说：‘这不合人情。不守法度的人，不可以作天下楷模以扰乱了法纪，原陛下不要再去理会他 。’ 于是天子很久没给卜式答复，数年后，打发他离开京城。卜式回家后，依旧种田放牧。”[29] “过了一年多，正赶上汉军屡次出征，浑邪王等人投降，县官花费很大，仓库空虚。第二年，贫民大迁徙，都靠县官供给，县官没有力量全部负担起来。卜式拿着二十万钱交给河南太守，作为被迁百姓的花费。河南呈上富人资助贫人的籍账。 天子见到上面卜式的名子，尚能记得，说道：‘这是前些日子，要献一半家产助边的那个人’。于是赐给卜式免戍边徭役四百人的权力。卜式又把它全都交给县官。那时富豪人家为了逃税争着隐匿家产，唯有卜式热衷于输资帮助官府。天子于是认为卜式的确是位有德长者，才给他显官尊荣以诱导百姓。 起初，卜式不愿做郎官。天子说：‘我有羊在上林苑中，想请你替我放牧。’卜式才做了郎官，却是穿着布衣草鞋的放羊郎。 一年多后，羊群肥壮且繁殖了很多。天子路过这里看到羊群，夸奖他一番。卜式道：‘不但是羊，治理百姓与这是同一道理：让他们按时起居，不断把凶恶的除掉，不要让他败了群。’天子听了很是惊奇，封他为缑氏令试一试他的本领，果然缑氏百姓反映很好。升任为成皋令，办理漕运的政迹又被评为最好。天子认为卜式为人朴实忠厚，封他做了齐王太傅。”[30] 武帝内外交困中想把卜式立为天下人的榜样，但是，最后一根稻草也没有救出汉武帝： “天子既颁发了算缗钱令并尊崇卜式为天下人的榜样，而百姓终究不肯拿出钱财帮助县官。”[31] 虽然天下已经发生了穷人易子而食，而资本富豪们漠视穷人绝望，继续过着激情燃烧的奢侈生活： “世家子弟和富人或斗鸡赛狗赛马，或射猎赌博游戏，扰乱齐民的生活。”[32] 整个汉朝人心已经彻底冷漠，人性已经泯灭，社会已经彻底分裂。 而由于经济崩溃，武帝巡视郡国，河东太守和陇西太守竟然都因为无力筹备接待天子和随行官员的饮食，不得不“畏罪”自杀： “明年，天子开始巡察郡国。东渡黄河，河东太守没有想到天子的车驾会来到这里，供具不备，失了礼教，畏罪自杀。西行穿过陇山，陇西太守因车驾来去仓猝，准备不足，以致天子从官连饭也吃不上，陇西太守自杀。”[33] 汉朝此时已经风雨飘摇，汉武帝陷入全面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而不能自拔。 八、管仲拯救汉武帝 《管子》定型大汉朝经济模式（一）、任用桑弘羊等人，以管仲王道政治经济学为经济指导思想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理论（参见拙作《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理论》《<管子>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系统而完备，远比今日西方经济学完美可行。管仲纠正了齐国三百年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形成了政府调控市场的混合式市场经济模式。通过国家掌握货币与粮食双向调控市场，建立盐铁国有企业等措施，克服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导致的经济危机，成功的阻止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参见拙作《管仲纠正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机制，阻止了资本主义》。管仲的思想理论国策主要记载在《管子》一书中。 据韩非记载，战国时候管仲之书已经广为民间收藏。司马迁说自己也读过管子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等篇目，“世多有之”：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 “齐桓公采用管仲的计谋，统一货币，从山海的事业中求取财富，以朝会诸侯，利用区区齐国成就了霸主的威名。”[34] 由此可见，汉朝为政者和为学者熟悉研究管仲理论是十分自然的。而贾谊，晁错向文帝景帝上书的经济论策中，就是针对“无为而治”走向极端最后形成放任自流的市场造成的隐患危机专题性的重述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思想与政策。 如果说他们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造成的危机隐患的揭露是初步的话，那么，武帝时期，随着各种矛盾的激化，危机逐渐爆发，对大汉政权的严重威胁已经暴露无遗，于是，终于惊醒汉武帝，对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东郭咸阳和孔仅等一批与管仲出身、经历十分相似，熟悉市场，懂得管仲思想理论，善于理财的青年才俊委以重任，就意味着汉武帝实际上已经以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作为国家的经济指导思想： “任命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兼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被任命为侍中。咸阳，是齐地煮盐的大商人，孔仅是南阳地区冶铸 业的首户，产业（致生之业）都积累到千金以上的规模，所以郑当时才向朝廷推荐他们。弘羊，是雒阳商人的儿子，因善于心算，十三岁就当了侍中。这三人讲求财利的事那真可说是精细入微，察见毫末了。”[35] 于是，武帝正迅速纠正了文景之治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经济迅速恢复，国家牢牢掌握经济收入。管仲理论拯救了内外交困的汉武帝，汉朝抛弃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效法春秋齐国经济模式，使汉朝经济模式才基本定型。 （二）、采用管仲货币政策，国家收回货币权，掌握调控市场手段管仲认为，“货币，是人民的交易流通的媒介。先王就是善于驾驭流通货币来控制主宰人民生命的粮食，所以，就把百姓生产的积极性完全调动起来了。”[36] 所以管仲主张国家要像先王那样，用来调控市场，满足民生，治理天下： “先王因为这些东西距离遥远，得来不易，所以就借助于它们的贵重，将珠玉定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这三种货币，……先王是运用它来控制财物市场，掌握民生用度，而治理天下的。”[37] 齐国正是采用了管仲的货币思想与政策，将货币主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对市场进行调控，迅速克服了经济危机。 汉武帝登基后面临的最直接经济社会乱局就是私人、诸侯与郡国铸造的各种货币泛滥成灾，富商大贾乘机蓄积财物，奴役贫民。而国家有难，这些从市场经济中大发横财的新兴资产阶级丝毫不帮助国家： “富商大贾有的蓄积财物，奴役贫民；前呼后拥，车乘百余辆；屯积居奇，封君对他们也都伏首低眉，仰仗他们供给物资。有的冶铸煮盐，家财积累到万金，而不帮助国家的急难，黎民百姓陷于重困之中。”[38] 于是，公卿们向武帝提出了管仲当年的主张，逐渐收回国家的货币主权。 “于是天子与公卿商议，另造钱币以足用，并打击摧折那些浮华荒淫的兼并之徒。”[39] 其步骤实施是，首先国家也开始铸钱，参与货币流通。 但是，由于没有经验，开始制造的白鹿皮币，银锡合铸的白金币等货币，由于币值确定不合理，货币形态规制的大小不便使用，一度造成混乱，还有人磨钱获利，于是第二步，请郡国铸造五铢钱： “有关机构的人说三铢钱重量小，容易从中舞弊，于是请准于诸郡铸五株钱，将钱背面四周加厚为钱郭，使人无法磨取铜屑。”[40] 但是，郡国铸钱，份量不足币值，于是，第三步，国家开始铸造赤侧钱： “郡国有许多盗铸的金钱，大多不够分量，因而公卿请求命京城铸造钟官赤侧钱，一个当五个，向官府缴纳赋税以及其他对官方使用的场合，不是赤侧钱不许使用。从此白金的价值降低了，百姓不在珍视它，县官下令禁止，仍无作用。一年多后，白金终于废止不用。”[41] 这时货币市场已经出现了良好迹象，即良币驱逐劣币，而非劣币驱逐良币。 后来赤侧钱被人巧用，国家终于走出第四步，彻底禁止郡国铸币，将货币权彻底收归国家。具体作法是由国家铸币机构“上林苑三官”统一铸造“三官钱”通行天下，最终统一了货币，私人盗铸基本消除： “于是下令所有郡国都不许再铸钱，专门命上林苑三官铸造。流行的钱既已很多，下令天下，凡不是三官铸造的钱币不许使用，诸郡国以前铸造的钱币全都销毁，把销钱得到的铜上缴三官。百姓铸钱的事更少了，铸钱所获利益还没有花费大，只有巧工匠和大奸商才有能力盗铸。”[42]
武帝收回国家货币主导权，不仅结束了泛滥成灾的货币乱象，促进了经济发展，还首次掌握了国家调控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手段。 （三）、效法齐国建立盐铁等国有企业，为国争利管仲首创了建立国有商业和国有盐铁企业，在市场上为国争利，为民争利： 管仲说：“善于管理商业的国家就要减少过多的商店。这样，市场就不会过分的虚假繁荣；市场的正常就不会有太多人经商，农业劳动力就充足；农业劳力充足，人民生产的财物就丰富；人民财物丰富，君主的税收就取之不竭了。 现在的情况则不然，商人贵卖，君主跟着贵买，贵而不能使之物价下跌；商人贱卖，君主跟着贱买。价跌而不能使之上升。天下善于管理的不是这样，私商哄抬物价，国家则调控使市场价格走低；私商故意压价格，国家则保护价收购，使价格走高。这乃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理财方法。 所以，凡国家不能调剂人民的财财收入，就不能做到真正的大治；不洞察商业流通各国环境，就不能把管理好商业。由国家调控利用物价涨跌，可取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由国家专营盐铁商业，也可取得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由国家经营锡金商业，又可取得相当二十年财政年度的收入。这五种官商的理财之道，都不是向民间直接征税的。”[43]（这部分内容太丰富，恕不一一。请参阅拙作《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或《<管子>：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 汉武帝几乎就是完全照搬管仲的作法，首先建立了国有的盐铁企业： “大农奏上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的话说：‘山海是天地藏物的大仓库，都应该属于少府，陛下不为私有，命属于大农作为赋税的补充。请准于招募百姓自备经费，使用官府器具煮盐，官府供给牢盆。一些浮游无籍的人欲独占山海的利益，求取财富，奴役贫民取利。他们阻挠此事的议论，听不胜听。建议敢于私铸铁器、煮盐的，钛其左脚趾，没收其器物用具。不产铁的郡设置小铁 官，隶属于所在县。’ 于是使孔仅、东郭咸阳乘着传舍的车子到各地去督促实行官办盐铁，建立官府，除授原来经营盐铁的富家为吏。”[44] 由于初步开办盐铁国有企业，缺少经验，出现了价格暴涨暴跌等问题，于是桑弘羊接管盐铁，运用管仲的宏观调控政策和建立盐铁官等办法，使国有盐铁企业专营盐铁，获得丰厚利润，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大大缓解了武帝财政危机。 “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兼领大农令，完全代替孔仅管理天下盐铁。由于各地官员们自做买卖，相互间竞争，所以价格涨落很快，而天下所缴赋税有的还不够偿还转运的脚力钱，桑弘羊于是请求设立大农部丞官数十名，分别掌管各郡国的大农事务，各自又往往在主要县分设立均输官和盐铁官”。[45] （四）、效法管仲“税富济贫”，实施算缗令：征收财产税 缓解财政危机管仲为了克服齐国财政收入不足，同时又要克服已经形成的严重两极分化，于是在财政政策上采用了“相地而衰征”、税富济贫，差别征税等政策。对富人多征税，对普通民众少征税，甚至不征税，既增加了财政收入，缓解齐国财政危机，又兼顾了是公平。例如对房地产市场的征税就是如此： “富户人家厚葬者出重税，小户人家薄葬者出薄税；富户人家盖豪华的房子收重税，贫户人家盖经济适用房收薄税。”[46] 当然，这个房地产市场不仅抱括阳宅，还抱括阴宅了。实行差别征税，富裕的人多缴税，普通人少缴税，实现税富济贫。 显然，武帝也面临当年齐桓公同样的问题。由于文帝与景帝无为而治的市场经济导致严重两极分化，大发横财的大富豪富可敌国却为富不仁。为了缓解两极分化，武帝也效法管仲开始征收财产税，即推行“算缗令”： “商人因钱经常改变，就多积货物以追逐利润。于是公卿建议说：‘……贫民没有积蓄，都仰赖县官供给衣食。以前轺车、商人所有的缗钱都要征收多少不等的算赋，请准许像往时一样出算赋。那些属于末作的商人凡赊贷买卖，屯积居奇，以及营商取利的人，即使没有市籍，也要各自按自己的货物，赀产认定应占的算赋等级，通常是缗钱二千为一算。 诸种手工行业有租税以及冶铸业的人家，大抵四千缗为一算。不属于官吏的三老、北部边境的骑士，有轺车一辆为一算；商人有轺车一辆为二算；有船长五丈以上的为一算。有隐匿不自度赀产，或隐瞒部分赀产的，罚到边境戍守一年，没收赀产。”[47] 财产税用于国家机构财政支出，此举进一步缓解了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 “于是把缗钱分给各官府，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还各自设置了农官，往往就地在各郡县整治没收来的土地，加以耕种。没收来的奴婢，则分给诸苑囿，使喂养狗马禽兽，或者分给诸官府。诸官府更设置了做各种事情的奴婢，罪徒奴婢众多，因而由黄河漕运至京的粮食大约增加到每年四百万石，并且还要官府自籴一部分粮食才能足用。”[48] （五）、鼓励民众“告缗”，打击偷税漏税 推行“算缗令”，征收富人财产税后，商人们就偷税漏税。为了防止偷税漏税，于是又鼓励民众“告缗”政策，打击偷税漏税： “有能告发的，给予被告发者赀产的一半。商人有市籍的，连同其家属，都不许占有土地，以有利于农民。有敢违犯此令的，没收为他种田的田仆入官。”[49] 当武帝推出卜式为天下人的榜样，而没有人效法的时候，就发生了怂恿民众检举揭发商人偷税漏税的的事： “天子既颁发了算缗钱令并尊崇卜式为天下人的榜样，而百姓终究不肯拿出钱财帮助县官，于是发生了怂恿告缗钱的事。”[50] 随着告缗政策推行天下，税收不断增加，财政终于宽松了很多： “卜式做了齐国诸侯相，而杨可掀起的告发隐匿缗钱的事遍及天下，中等人家以上大约都被告发。由杜周加以审理，很少有能反案的。于是分别派遣御史、廷尉、正监等官员按不同使命出使诸国，顺便治理郡国隐匿缗钱的案子，所得没收老百姓的钱物以亿计，奴婢上千万，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产也与这些数字相当。 ……而县官因为有官办盐铁和告缗钱这两件事，财政宽裕多了。”[51] （六）、采用管仲“均输法、平准法”调控市场，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管仲首创了均输法和平准法，用粮食与货币双向调控国内国际市场，实现市场平准稳定： 桓公问管仲说：“如果海内统一，控制了天下诸侯各国，解决地势的政策就不用了么？” 管仲回答说：“现今还是诸侯掌握天下各州的剩余财富，还要利用季节的变化，实行调控市场的办法，使东西南北各个国家相互调剂补助，为取得天下一致而加以调节。 所以说：在诸侯各国分立条件下，则直接掌握商品物资的贵贱来应对各诸侯国；在天下统一的条件下，则利用货币掌握物价涨落，使物价调平（“用平而准”即平准）就是了。物资商品充足则使之调出，不足则制止流出。 统一天下的君主按时视察各乡、各州的经济情况，故百姓谋求财利不至于互相倾轧，生活极为稳定。国君则掌握大局，奉行‘利出一孔’的政策，这叫作国家整体的经济统筹调控。”[52] “使东西南北各个国家相互调剂补助，为取得天下一致而加以调节”就是均输法平准法的原理与方法。而桑弘羊采用管仲的作法用来调控大汉朝天下市场。 均输法主要指的是集中与分散天下物资，就是资源商品的聚散。而平准法指在集中与分散天下物资的时候，按市场需求供给和公平价格削峰填谷，合理的配置资源。因此，二者很难完全分开。如果没有平准法，那么，均输法就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法没什么根本区别，完全由市场随机的决定资源配置。不同只是由谁来操作实施的不同而已。而有了平准法，就有了调控实现的目标：既货币防止流动性过剩，也防止流动性不足；既防止通货膨胀也通货紧缩；既防止市场萧条也防止市场过度繁荣；既防止生产短缺也防止生产过剩，实现比较平和稳定持续的增长。 后来宋代王安石又再次使用。只是人们普遍知道王安石的均输法而很少知道桑弘羊使用均输平准法，更不知道是管仲的均输法与平准法。 管仲结合春秋时代国际贸易竞争的情形，进一步阐述了均输法的操作办法：“现在，粮食在我国价高，在其他诸侯国价低，各国的粮食就象水源向下一样流入我国。所以，价格高则财货聚来，价格低则财货散走，有因高价聚来而跌价尚未散走的物资，我们及时动手掌握之，天下的这项财富就归于我们了。把财货囤积起来则价格上涨，发售出去则价格下降，民间就充足。钱币贵重则人们拼命追求，钱币贬值则人们弃而不用。所以，要把钱物贵贱的幅度调整到适度而后止。粮食是人们的生命主宰；货币，是物质流通的渠道；号令（国家政策），是调控制经济过程缓急的。”[53] 桑弘羊十分熟悉管仲理论，作为御史大夫，代表朝廷在讨论国家盐铁政策的峰会上共发言114次（参见恒宽《盐铁论》。其发言就是以管仲理论为指导。当上大农丞的桑弘羊采用均输法平准法是必然的了： “桑弘羊当上了大农丞，管理会计事务，慢慢设置起均输制度来流通货物了。”[54] 由于均输法平准法的实施，经济稳定发展，财政持续大幅度增收，军费有了可靠保障，于是武帝走出财政危机： “汉朝接连打了三年仗，杀掉了西羌入侵的军队，灭了南越国，番禺以西直到蜀南初次设了十七郡，姑且按照他们原来的风俗加以治理，不征收赋税。南阳至汉中之间旧有的郡县各自承担与自己毗邻的新设郡中吏卒的薪俸、食品、钱物，以及驿传所用的车马被服等具的一切费用。而新设郡县还时常有小规模的反叛，诛杀官吏，汉朝调发南方的官吏兵卒前往镇压，每年有万余人，费用都靠大农支给。大农以均输法调各地盐铁所得，以补充赋税的不足，所以才能应付得了。然而士兵路过的县城，不过做到供给无缺就是了，再也谈不上遵守赋税成法了。[55] “元封元年，……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兼领大农令，完全代替孔仅管理天下盐铁。由于各地官员们自做买卖，相互间竞争，所以价格涨落很快，而天下所缴赋税有的还不够偿还转运的脚力钱，桑弘羊于是请求设立大农部丞官数十名，分别掌管各郡国的大农事务，各自又往往在主要县分设立均输官和盐铁官，命边远地区都以物价贵时，商人从该地区向外地贩运的物品为赋税，而由政府互相转输。在京城设立平准机构，总受天下输纳来的物品。召雇工官制造车辆等器物，都由大农供给费用。大农所属各个机构全部垄断了天下的货物，物贵则卖出，贱则买入。这样，富商大贾无从牟取大利，就会反本为农，而所有商品都不会出现价格忽涨忽落的现象。 由于天下物品价格都受其抑制的缘故，所以称之为‘平准’。天子认为有道理，答应了他的请求。 于是天子巡游向北到朔方郡，向东到太山，又巡行海上，以及北部边郡，然后归来。所过之处都有赏赐，用去帛一百多万匹，钱、金以亿计，全由大农支出。 弘羊又请求允许吏得以缴纳粮食补官，……一年之中，太仓、甘泉宫仓堆满了粮食，边境剩余的粮食和其他物品，按均输法折为帛五百万匹。不向百姓增收赋税而天下用度得到满足。于是赐给桑弘羊爵为左庶长，黄金二百斤。”[56] 由于效法管仲的均输法和平准法，使大汉朝经济终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七）、效法管仲边疆屯田，移民戍边：加强国防齐桓公初任国君时十分痛苦，因为很多该征的税收他都征不到，国家财政空虚，因此向管仲诉苦。为了征收这些漏征的税收，特别是多征富人的税收，管仲提出了用派遣人民到边疆屯田务农的办法： 桓公问管仲说：“祟弟、蒋弟、丁、惠等四家功臣的后裔，我是全年得不到他们什么东西的，不能征收一斗一升的租税，这项收入要除掉。 荒草地、盐碱地、盐碱水泽及高低不平的山地，我也不能征收到一斗一升。这项收入又要除掉。 庄稼布满在边境十五里的平原上，但这是一些人强行耕种而自建的村落，对他们我也不能征收到一斗一升。这就是说，我的国家，五分收入还不能掌握二分，简直是有万乘之国的名，而没有千乘之国的实。以这样的条件同天子并驾齐驱，同诸侯争夺地位，还有什么办法么？” 管仲回答说：“只有在号令上想办法才行。” 桓公说：“如何办呢？” 管仲回答说：“请下令派遣军队去边疆屯田务农。但规定家存十钟粮食的可以不去，家存百钟粮食的可以不去，家存千钟的更可以不去。这样，去的人不会有百分之一或千分之十，而各家粮仓的存粮数字则全部被国家知道了。 君上再根据各家的数字发令说：‘朝廷困难而财用不足，要按照市场平价向你们征购粮食。你们要按照粮仓的数字完全售出而不得减少。’然后，君上按照所值货币的多少来算清钱数付款，使国家不再拖欠购粮单据上的债务。这就使各家粮仓积藏的存粮全部归于国君了。这样，就可以做到九州无敌，国境安全无患。 ” 桓公说：“罢兵归农，这些粮食岂不没有用处了么？” 管仲说：“一旦天下发生战争，则贮备的粮食可以作为军粮；天下无事，则用来帮助贫困农民发展生产。这样，荒草地、盐碱地、盐碱水泽以及高低不平的山地，就没有不开辟耕种的了。这些做法叫作在号令上谋取国家收入。” [57] 管仲边疆屯田的办法真令人拍案叫绝，既解决了粮食生产不足，又巧妙地用市场平价收购了富人囤积居奇的粮食货物，不征而税，实现税富济贫，真是一箭双雕的好办法。管仲的边疆屯田经验也被武帝采纳实施： “第二年，南越反叛，西羌侵犯边境以逞凶暴。于是天子因山以东年成不好，赦免天下囚犯的罪行，就南方的楼船士卒二十多万人一起进攻南越，数万人调发三河以西的马匹为坐骑进攻西羌，还有数万人西度黄河修筑令居城。 这一年设置了张掖、酒泉郡，而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等地设置田官，使在这里戍守的候卒逻兵六十万人一面戍守，一面耕种。 中国内陆则缮治道路以馈运粮饷，路远的达三千里，近的也有一千多里，全都仰仗大农供给。边境的兵器不足，就调发武库和工官的兵器来满足那里的需要。兵车和战马不够，县官钱少，很难买到马匹，就制定一项命令：封君以下至于年俸三百石以上的官吏，按等级不同缴纳不同数目的母马，分给天下驻兵的亭牧养，使每亭都有母马，每年考核其喂养繁息的成绩以定尝罚。”[58] 汉武帝正是启用了桑弘羊等熟悉市场，懂得管仲王道政治经济学理论政策的人，最后使管仲理论成为汉朝经济的主导理论。 管仲思想政策的实施，使汉武帝有了充足稳定的财政收入，对内平叛，对外御敌，“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59]，终于彻底摆脱经济危机、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大汉王朝亦因此建立了与春秋齐国相似的由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混合式经济模式（而绝对不是秦朝模式），大大提高汉朝的综合国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比同期罗马帝国强大），有了足够的财力，对外能将打击匈奴的战略国策进行到底（被驱逐的匈奴人逃到古罗马，成为终结西罗马帝国的重要力量）。终于使汉武帝成就一番伟业，汉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 综上可见，在解除文景之治造成的各种危机，建立汉朝国家经济模式的意义上，管仲拯救了汉武帝，根据《管子》的政治经济学家思想，效法齐国建立的汉朝的经济模式成为中国后来两千多年的基本的经济模式，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第一超级大国，超级强国。 司马迁在《平准书》结尾情不自禁赞美道：“平准之立，通货天下。既入县官，或振华夏。其名刀布，其文龙马。增算告缗，裒多益寡。弘羊心计……” 九、《管子》的政治智慧：政者，正也。《管子》认为，“政者，正也。”即任何事情都要守中持正： “‘政’，就是‘正’。所谓正，是用来正确确定万物之命的。因此，圣人总是精修德性，确定中道以培植这个‘正’字，宣扬这个‘正’字来治理国家。所以， ‘正’，是用来制止过头而补不及的。过与不及都不是正。不正都一样损害国家。[60] 文景之治的无为而治是不及，但汉武帝，桑弘羊等人后来在以管仲理论改革汉朝经济的时候，有些措施就过头了。例如实施“告缗”，鼓励民众揭发商人，打击偷税漏税本来是对的，但是由于实施“没收赀产。有能告发的，给予被告发者赀产的一半”等严厉政策，一方面怂恿民众告缗必定会制造冤假错案，一方面导致商人们破产歇业：“杨可掀起的告发隐匿缗钱的事遍及天下，中等人家以上大约都被告发。……于是商人中等以上人家大约全都破了家，从此老百姓满足于美衣美食，得吃就吃，得喝就喝，谁也不再经营买卖、蓄藏等事业了，告缗钱这两件事，财政宽裕多了。”[61] 这样的做法无疑太过分了。虽然政府暂时会因为补征偷漏税款与罚没收入而使财政收入增加，然而无疑是杀鸡取卵， 政府看得见的手把看不见的手砍断了，资本的活力被彻底抑制，结果必然带来市场萧条。 果然，全国市场一片萧条，汉武帝终于醒悟 ，废除了“告缗”政策： “天子……见新秦中有的地方千里之间没有一名亭兵徼卒，于是尽杀北地太守以下官员，并命百姓，得以到边境诸县放牧牲畜，官府贷给母马，三年归还，利息十分之一，废除告缗令，以此充实新秦中地区。”[62] 其次，还将酒业也收归国家专营，在建立盐铁国有企业以后，对盐铁产品如何适应百姓的需求，就缺少提供产品质量与服务的激励机制，导致产品质量不好，规格不适应市场，使百姓有意见，成为贤良文学们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废止国有企业最大的理由，即使卜式这样的道德模范也都居然主张“将桑弘羊下锅煮了”： “这一年有轻微的旱灾，天子派遣官员求雨。卜式说道：‘县官应该以租税为衣食，如今桑弘羊使官吏坐于列肆中买卖货物，求取利润，将桑弘羊下锅煮了，天才会下雨。’”[63] 武帝总结自己的政绩，晚年醒悟知道自己的某些好政策做过了头，过犹不及，造成了极大的社会灾难，于是写下《罪己诏》，使汉朝经济政治回归管仲主张的中正，既不不及，也不过，实现“政者，正也。” 武帝去世后，汉昭帝刘弗（前94年－前74年）继位，于公元前81年召开了盐铁会议，汉朝的经济模式在坚持武帝时期基本定型的政府掌控货币，调控市场，国有企业专营盐铁等有为而治的混合式市场经济模式基础上，将酒业放开，使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共同发展经济，彻底终结了政府无所作为，市场决定一切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使汉朝经济继续平稳发展，而汉朝的经济模式成为后世中国两千多年基本模式。 综上可见，管仲不仅拯救了汉武帝，其思想理论还有效阻止汉朝资本主义兴起（曾经有效的阻止了齐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也使后来中国两千多年中资本主义总会受到有效抑制，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社会。 今日之中国，与汉初的文景之治有许多相似。中国改革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作为一个方向性的取向，无疑会激励资本等各个经济要素，进一步繁荣市场经济，GDP不久的将来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将很令人骄傲，社会各方皆大欢喜。 但是，随着这种机制的进一步实施，如果国家失去经济主导权，国有企业只退不进，在建设混合式所有制的时候被非公资本控制，甚至偷换成私有制，强大的国际资本与国内私有资本就会操控市场，垄断经济，诱发经济危机，导致贫富进一步两极分化。国家一旦面临严重自然灾害，或分裂内乱，外国武力侵犯，财政税收入不敷出，就无力应对这些危机。 今日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正在用各种方法围堵遏制中国，日本正在回归军国主义，不断挑衅、制造事端，诱导中国陷入战争，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中也有一些国家乘火打劫。 他们不是汉朝周边的蛮夷，而是操控着世界最强势的资本、军队的美国及日本。美国主导着世界的货币主导权、话语权、网络控制权，因此，今日的中国周边形势也许比汉武帝面临的危机更加危险。 严酷的历史教训值得吸取。在实施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改革的同时，今日中国应该从文景之治和管仲拯救汉武帝历史中学习些什么呢？ 2014年1月1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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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学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