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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文化从纵向上看，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反复碰撞中发展的；从横向上看，吴越处在我国传统的大陆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两大板块的交锋地带，这就使得其文化具有海陆两种成分，并进而发展成传统的伦理本位主义与现实功利主义两种性质的交流和融合。 作为吴越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浙江文化除了拥有"东南功利文化区"的基本因素外，还有自己的独特性。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素称"文物之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永嘉文化"为主体的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特色。浙江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第一，具有鲜明的"善进取，急图利"的功利主义色彩。第二，具有"富于冒险、开拓进取"的海派文化传统。这主要是因为傍海而居、出海而航的生活生产环境，培育出了浙江人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开拓冒险的精神。[b]第三，具有浓厚的工商文化传统。浙江文化自春秋战国范蠡大夫弃政从商以来，就形成了蓬勃的尚利文化，"工商皆本"的思想几乎是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第四，具有"崇尚柔慧，厚于滋味"的人文情怀。江浙文化尊重人欲，重视家庭和家族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文化导向很不一样。由此可见，浙江文化与我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区别的。 浙江文化具有内生的创新冒险精神，其总体特征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勇于创新，注重功利”。创新冒险精神是浙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巨大的生机和创造力是其文化的生命能量；功利主义和自然人性观构成了浙江文化的人生观基础。浙江人讲究实际、注重功利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浙江人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自主创新、敢为天下先的思维品格，构成了浙江人在经济改革中致力于制度创新，实现体制外增长的精神动力；善于经营、富于机变的文化性格，赋予浙江人在适应市场机制中胜人一筹的素质和优势。 浙江文化蕴涵的自主创新精神与现代经济具有内在的兼容性，它对浙江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具有内源性的影响。正是这些潜藏在浙江人意识深处的独特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苏，造就了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民间企业家，使浙江大地在改革开放之后很短的时间内，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农民企业家，从而为民营工业的发展做好了人力资本方面的准备。以浙江温州为例，温州市总人口为600多万，其中有200多万人在办企业或从事市场交易活动，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以至形成了“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的说法，“温州模式”的形成，正是温州上百万民间企业家勇于创新的杰作。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大批企业家的主导下，形成了浙江“制度创新”的浪潮，从而推动了浙江工业化的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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